商鞅為人刻薄少恩極端功利主義
有人以秦國與戎狄同俗，來說明秦人從來都具有嗜殺的本性，事實卻與此相反。《左傳》上說，秦穆公在位時，有一年，晉國發生大饑荒，晉惠公向秦國請求糧食支援。對於晉惠公，秦國是不喜歡的。當年，晉惠公在秦國的支持下繼任晉國國君，卻立即與秦國翻臉，自食其將晉國河西之地割讓給秦國的諾言。對此，秦穆公深恨不已。但秦穆公認為，晉國百姓是無辜的，還是應該給予糧食援助。然而，對於秦國的以德報怨，晉惠公卻毫無感激之心。第二年，秦國也發生饑荒，向晉惠公請求糧援，晉惠公卻趁機率軍攻打秦國。不得已，秦穆公哀兵出征，擊敗並俘獲了晉惠公，但最終還是釋放了他。秦穆公的一再以德報怨，足以證明秦國曾經還頗有些仁義古風。稱秦國為虎狼之國，謂秦人有虎狼之心，其實都是商鞅變法以後的事情。
據司馬遷講，商鞅頒布變法令之前，在秦國國都的市南門，豎起一根三丈長的木頭，以「十金」為賞，募人把它扛到市北門。「一金」在當時或重二十兩，值一萬錢，「十金」就是十萬錢。但是，秦國民風樸厚，眾多的圍觀者面對如此重賞，覺得不可思議，沒有人敢上前冒這個險。商鞅於是下令，把賞金提高到「五十金」。如此重賞之下，終於有膽大的人站出來，把那根木頭扛到了市北門；商鞅則當場兌現賞金。這件事，司馬遷說是商鞅要為自己立信。但這樣的立信，其更深刻的含義，在於要造成一種風氣：不管怎樣不可思議的事，一切服從，就可以獲得重賞。
嚴刑峻法的本意，是要使人謹小慎微，惟恐觸犯法禁；而商鞅的嚴刑峻法，還往往具有鼓勵人們膽大妄為的作用。如秦國的軍隊敢於將擄獲的老弱婦女砍了頭去冒功，就是由於上首功制度的鼓勵。又如什伍連坐制度中「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一條，也分明是在助長誣告之風。按商鞅的理論：「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什麼是「將過」？就是犯罪行為尚未實施。也就是說，當一個人尚未實施犯罪，但只要有犯罪的可能性，就可以對他用刑。同理，「賞施於告奸」，也就是允許對犯罪可能性作捕風捉影式推斷的法律肯定。那麼，既然告奸的賞賜等同於「上首功」，又怎能不助長誣告之風呢？而對不告奸者的「腰斬」重刑，也足以迫使膽小之人，因無端懷疑而斗膽誣告他人！一國的律令，即便僅止於以助長軍人冒功、鄰里誣告為能事，也難免使無恥而膽大妄為之徒充斥天下！「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這是商鞅變法之後所養成的秦地風氣。
其實，並非只有秦地如此。戰國的特點，按司馬遷的說法，就是「貴詐力而賤仁義」。在這樣的社會風氣的熏習之下，當時所謂的遊說之士，大都是些寡廉鮮恥、凶險貪殘之徒。較商鞅稍早的吳起，年青時為謀求做官而周遊列國，敗光千金家產，因遭鄰里恥笑，一怒之下竟殺了三十餘人。吳起後來到魯國，為獲得魯君的信任，好做魯國的將軍，去與齊國打仗，竟殺了自己的齊國妻子以證明自己的忠誠。商鞅「徙木示信」的做法，吳起也早就做過了。吳起任魏國西河守時，為攻克邊境上的一個秦國的軍事堡壘，曾立一車轅於南門，募人扛到北門外，即如約賞予上等田宅。之後，他又以上等田宅為賞，募人將一石赤豆從西門外扛到東門外；人們為此都爭搶起來。吳起於是下令，第二天攻打那個秦國軍事堡壘，率先攻入的，官升「國大夫」，賞以上等田宅；結果，第二天一個早上，那個軍事堡壘就被吳起攻克了。
吳起治理西河地方，為取信於民，甚至傳令：能將南門外所立門表(柱)推倒者，任「長大夫」。第二天，圍觀的人很多，但大家也都以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直到日落時，有一人覺得不如試試，不過就是領不到賞。他推倒了門表，然後去見吳起。等他從吳起那裡出來，儼然已「仕之長大夫」了。吳起於是再立一門表，懸賞如前，人們都爭搶著去推。這一次，門表埋得很深，沒人推得倒它。但西河地方的人，從此都信從吳起。為「立信」而不惜「變俗」，這是吳起和商鞅，也是戰國法家的共同特點。而變俗的結果，往往使人變得惟利是圖。
商鞅為人為政的刻薄少恩，與他的極端功利主義，也是聯繫在一起的。讀《史記·商君列傳》，對商鞅為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此人並無一定的政治理念，而是極端功利；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據司馬遷講，商鞅第一次去見秦孝公，對孝公大講「帝道」。帝道是屬於道家一派的治國理論，強調的是順天而成。但是，這種理論太玄，跟秦孝公講不通。於是，商鞅第二次去見秦孝公，又改講「王道」。王道是屬於儒家一派的治國理論，秦孝公也不感興趣。有了前兩次的試探，商鞅第三次去見秦孝公，又用「霸道」來試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興趣，卻未及與之深談。
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見，走的是秦孝公寵幸的閹臣景監的後門。秦孝公前兩次召見商鞅，聽得都很厭煩，責備景監竟推薦這樣的妄人；景監也因此對商鞅頗有怨言。但是，第三次接見，商鞅終於發現秦孝公對霸道的興趣。他對景監說，下次再接受召見，一定要跟秦孝公好好講講霸道。果然，商鞅第四次去見秦孝公，兩人談得非常投機，一連談了好幾天。後來，景監問商鞅是怎樣打動秦孝公的。商鞅說，帝道和王道的實現，需要很長久的時間，秦孝公等不及；這一次講可以速效的「強國之術」，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國從此不會有殷、周那樣的成就了。
顯然，對於商鞅而言，無論帝道、王道，還是霸道，都僅僅是用來獲取君王賞識和重用的敲門磚。班固說：「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這一個「鑽」字，就點出了商鞅投機鑽營的功利本性。歷史上都說商鞅是法家。其實，當初如果秦孝公喜歡的是王道，商鞅也很可能就是一個儒家人物了；只不過他思想深處的那種戰勝意識、功利主義和刻薄少恩的品性，還是會以種種方式表現出來的。
出於極端的功利主義，商鞅不僅沒有一定的政治理念，更缺乏為人的基本道德。為一己私利，他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刻薄少恩到無所不為的地步。按照商鞅在秦國實行的變法，獎勵軍功是非常主要的內容；爵位、田宅的封賞，主要是根據軍功授予的。於是，商鞅說動秦孝公，讓他親自帶兵去攻打魏國。而為了確保在戰爭中取勝，商鞅竟利用自己與魏國將軍公子卬的友誼，寫信欺騙公子卬，說不忍心與朋友相見於戰場，希望雙方媾和，高興地飲酒罷兵，使秦魏兩國得以相安。這個公子卬，居然就輕信了商鞅的「友誼」，前往商鞅軍中籤署和約，卻無論如何想不到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虜，所率領的軍隊也在全無防備之中被秦軍偷襲全殲。經此一戰，魏國空虛，不堪再戰，只好把整個河西的土地都割讓給了秦國。靠著這樣得來的戰功，商鞅連升四級，一舉獲得了最高爵位(徹侯)，並得到商、於之地的十五個邑的封賞，從此號稱「商君」。
在為政上，出於極端的功利主義，商鞅的刻薄少恩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商鞅變法，先後分兩次進行。主要內容為建立鄰里連坐、兄弟析產分居、獎勵軍功、禁止私鬥、重農抑商、建立縣制、鼓勵墾荒、平均賦稅、統一度量衡等制度。建立這些制度，是要實現三個基本目標：一、發展農業；二、擴張軍事力量；三、強化君主權力。然而，就變法的主導傾向而言，商鞅是要通過獎勵軍功，建立一個以軍功等級制為基礎的社會，並將鼓勵戰爭殺戮徹底制度化，將整個國家改造成一部戰爭機器。在那個時代，戰爭是使國家富強的最迅速、最有效的手段。商鞅所建立的這種獎勵軍功的制度，則最集中地體現了他的極端功利主義。
荀子指出，秦國的一切制度，都是要使人民懂得，只有在戰場上殺敵立功才能獲利。而這些制度的核心，就是商鞅創建的「上首功」。即士兵斬獲敵人首級越多，不僅獲得的爵位越高，還可以按爵位獲賜耕地和力役；爵位達到一定等級之後，還能「賜邑」、「賜稅」，並允許擁有一定數量的僕役；不同級別的軍官，則按所率軍隊斬獲的敵人首級賜爵授官。這樣的制度，果然使秦國的軍隊作戰特別勇敢；卻也特別殘忍。據譙周說，秦國的軍隊打了勝仗，連擄獲了老弱和婦女，都要砍了頭去領功。
吳起得任西河守，緣於他與魏武侯一起乘舟西河之中，聽魏武侯讚歎魏與秦韓邊境的山川險固，而對魏武侯大談「在德不在險」的儒家「修德」之道，因此獲得魏武侯的欣賞。而他在西河守任上的做事方式，卻是急功近利的那一套，走的是法家的路子，與儒家毫不相干。吳起在魯國，曾參說他「殘忍薄行」。在魏國，李克說他「貪殘好色」。他為楚國主持變法，太史公說他「刻暴少恩」。從他的身上，我們一點也看不到儒家「修德」的影子。
一個時代，當徹底的「禮崩樂壞」之後，列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已成為左右歷史的力量。在這樣的歷史狀態中，急功近利的「霸道」，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必然政治選擇；其歷史內容也由爭霸而轉為吞併。當此之時，各國君主即為生存計，自不能不汲汲於富國強兵。另一方面，自「禮崩樂壞」以來，亂臣賊子的弒君篡位，更是歷史的慣相；又有哪一位君王，能夠不以專制集權為念呢？歷史走到這樣的極端，當然只有法家思想最能符合君主的需要。呂思勉先生曾經說過：「切於東周事勢者，實惟法家。」而對於大盛於戰國的策士，呂先生則把他們視為「視所說者為何如人，然後以吾說當之而已」的投機鑽營之輩。在那一時代，也只有此類投機鑽營之輩，最能打動君王的心。吳起和商鞅，不過是此類人物中得風氣而成就尤著者。
要概括戰國最一般的風氣，「貴詐力而賤仁義」和「無恥」二字，無疑可以當之。列國爭霸，當制度變革的潛力發掘殆盡之後，詐力和無恥往往就成為國與國之間爭勝的基本手段。其時，列國之間或縱或橫，無非為利益所驅使，背信棄義在所不惜。張儀入楚，為拆散齊楚聯盟，許楚懷王以「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懷王遂決計背盟。等到齊楚反目，秦國反而與齊國結盟，張儀竟對跟他一起回秦國的楚國將軍說，我只答應過給楚國某地到某地的六里地。難以想像，人之無恥，竟一至於此。然而，楚懷王對齊國的背信棄義，也是同樣的無恥。
又比如蘇秦，遊說數年，一無所獲，窮困潦倒地回到家中，「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說他不去逐工商之利，卻想憑著遊說君王獲得富貴，真活該受窮。及蘇秦遊說得逞，身為六國縱長，佩六國相印路過家鄉時，家中「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得意地問他的嫂嫂：「何前倨而後恭？」這個女人居然「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人之勢利而無廉恥，以及小人得志後的醜態，於此叔嫂二人身上，真可謂畢現無遺。李斯曾經說過：「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這樣的自白，反映的是戰國策士榮與恥的普遍變態，是毫無操守可言的一群。張儀、蘇秦，皆此類也。
再如李斯，因為秦王嬴政欣賞韓非，他就為贏政設計，在韓非出使秦國時，把韓非留在秦國。李斯與韓非同為法家，又都是荀卿的學生。李斯知道自己不如韓非，非常妒忌韓非的才能，擔心有一日，韓非的地位會超過自己。所以，當他一旦發現秦王並不信任韓非時，就向秦王進讒言，把韓非投入監牢，又搶在秦王悔悟之前，將韓非毒死獄中。為了一己之榮華富貴，可以完全不擇手段。李斯就是這樣一個奸險小人。對於秦最終統一中國，毫無疑問，李斯可謂貢獻巨大；但他決不是秦朝的忠臣。他後來不惜與趙高勾結，矯詔以胡亥為帝，殺害扶蘇和蒙恬，就是明證。秦朝的短命，雖有許多制度上的原因可尋，李斯也罪責難逃。然而，時代的風氣如此；李斯也只不過是此風氣中之人物。
戰國的風氣，從根本上說，是由於制度原因造成的全社會的「免而無恥」。司馬遷說：「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即法令是用來保證制度的實行的，而制度本身的好壞則不在法令。其言下之意：如果以法令為標準來設立制度，而以刑罰來保證法令的實施，就是本末倒置了。蓋自春秋戰國以來，各國制度的制定，總是以貫徹君王法令為宗旨，往往只是單方面地適合統治者的要求，故不得不以重賞和重罰維繫之。就此而言，孔子所批評的「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與所讚揚的「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確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制度控制方式。前者雖然容易在短期內奏效，但國家政令的貫徹實行，如果僅能仰仗予富予貧、予貴予賤以及施用嚴刑峻法的權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於恐懼和貪慾，所以就會是「免而無恥」的。
與之相反，如果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其制度的精神在於「德」，而且有一套符合「禮」的制度、習慣和道德準則，人民自會有廉恥之心而由衷向善，「有恥且格」就是題中之義。而商鞅變法，無非是把在六國都實行過的政令用之於秦國；秦國的制度就是根據這些法令的要求而變更的。毫無疑問，秦國之能迅速於戰國七雄之中崛起，正由於商鞅的「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而秦國從此也成為了一個人民「免而無恥」的「虎狼之國」，較東方六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商鞅的為人為政的人格與風格，無不是六國「貴詐力賤仁義」及其「無恥」的風氣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