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如何報道侵華戰爭
1945年8月16日日本最大的一家報紙《每日新聞》發出了雙面版面空白的報紙，次日至第五日仍有部分版面為空白。該報社長、關西總部編輯局局長等高層辭職。隨後，另一家日本大報《朝日新聞》的高層也宣佈總辭職。《朝日新聞》1945年8月23日發佈《關於自我謝罪的聲明》，表示對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後至日本宣佈戰敗投降的10多年時間裏，該報誤導了日本國民和輿論表示日本戰敗也有新聞媒體的責任。而《每日新聞》的高層則表示戰敗前一天報紙還在大喊：「鬼畜英美、焦土決戰」，第二天就徹底轉向實在讓人太難堪。
儘管兩家日本大報在當時都作出了「謝罪」的姿態，但日本學界和新聞界很多人認為是遠遠不夠的。日本軍部對報紙要論的壓制，逼迫報人合作，這確是事實，但報紙宣揚軍國主義、煽動戰爭也絕非都源自被動行動。《每日新聞》、《朝日新聞》等日本大報是1930~1940年代日本國內狂熱軍國主義民粹思潮的受益者，銷量及廣告收益大幅上升。
日本靜岡縣立大學名譽教授前阪俊之曾長期供職於《每日新聞》東京總部長期研究日本戰時的傳媒統制、新聞史等問題。前阪俊之以大量史料為依據，寫成《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一書，對日本各家大報在二戰前和戰時向日本軍部、右翼勢力妥協的做法給予批評，並指出報界對日本軍部給予抵制、抵抗，並非不可能。日本1931年侵華，其實源自少部分少壯派巨人的冒險，日本政府及軍界對此不報支持態度，如果當時的主流媒體能夠態度鮮明的抨擊這種做法，可以左右輿論，政府和軍人也將迅速駕馭冒險軍人，但事實上大部分日本媒體在戰事一開，就馬上站在了支持侵略的立場，從而讓軍部極端勢力不斷做大，壓縮穩健派的生存空間。在1931~1937年間報界在日本軍部和民間右翼勢力的挑釁面前，不斷讓步，從被動接受輿論管制到發揮主觀積極性，積極炮製為侵略暴行辯護的言論，閹割事實報道。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媒體迅速行動，在中國東北投入了大批報道資源，「這種大力報道無條件地追認由軍部策劃製造的既定事實，煽動了軍國主義、愛國主義、拍外性的民族主義」。《大阪朝日新聞》1931年9月26日、10月1日的社論標題分別是《決不容許他方幹涉，維護我帝國政府關於「九一八」事變的聲明，維護我國的正當權益》、《滿蒙的獨立，若是成功將成為遠東和平的新保障》。該報還發動日本國民為侵華關東軍募集慰問金。
《大阪朝日新聞》在此前曾是一家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媒體，經常批評日本軍部。為什麼這家報紙會突然轉換態度。前阪俊之解釋指出，日本軍部和右翼人士通過「不買行動」，讓《大阪朝日新聞》的發行陷入困境，而其競爭對手《大阪每日新聞》則抓住機會，通過煽動戰爭情緒而擴大發行量。日本其他的主要報紙，如《東京日日新聞》也因為面臨類似處境，而選擇投向支持軍部的對外侵略擴張。
前阪俊之同時也強調，編輯和發行的困難，不足以成為一家報紙犧牲報格的充分理由，因為在當時，也有部分日本媒體和學者對「九一八事變」提出了辛辣批判。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橫田喜三郎從國際法的角度，質疑了日本軍隊：「僅以數米的鐵道爆破為由佔領了南滿洲的大多數要地… …就算最初的衝突是自衛行為，之後所有的行為也都靠自衛權行使就能說得通嗎？」
仙臺的《河北新報》則發出了一連串社論，猛烈抨擊軍方的冒險、政府駕馭局面的無能。日本軍部派出憲兵衝進《河北新報》總部，威脅將成立不買聯盟，而《河北新報》的社長一力次郎還擊稱「我社雖然貧弱，但也是言論機關。如果受到從外界來的暴力，我社四百員工將抱成一團死守言論的自由… …什麼時候被炮擊都不會叫苦。成不成立不買聯盟是讀者的自由… …」這番話簡寫，就是中國讀者而今熟悉的「敝報雖小，窮骨頭還是有兩根的」。
「九一八」事變次年日本軍部在上海挑起戰事。但因為日軍輕視中國軍民的抵抗意誌，日軍疲於苦戰。這樣的背景下，日軍開始炒作「爆彈三勇士」，日本各家報紙予以踴躍響應，在1932年2月24日登載了軍方授意的報道，稱日軍有三名士兵為了突破中國軍隊的防線，將點燃的炸彈綁在身體上，再把自身投進鐵絲網，「以壯烈的犧牲打開了步兵突擊的道路」。
「爆彈三勇士」被很快包裝為日本的現代軍神，載入課本、授予榮譽、建設銅像和紀念碑、編輯傳記，日本的電影企業拍攝了多部該主題的影片，還有仰慕勇士的少女跳入蓄水池自殺。70年後駐伊美軍用同樣的包裝手法，塑造了一個英雄女兵傑西卡·林奇。事情的真相是怎樣的呢？《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一書引用與三勇士同屬以工作隊的一名士兵的檔案證言稱，三勇士其實是被上級強行派往爆破一線的，而且向外跑出了15米後，就都陸續跌倒，三個人都準備往後退，被上級喝止，又掉頭撿起爆破筒向著鐵絲網前進，沒等達到鐵絲網的時候，爆破筒就爆炸了。
「爆彈三勇士」事件很大程度上掩蓋了日軍挑起的上海事變的失敗結局，日本媒體形成了更為嫻熟的包裝炒作套路，這使其在後來可以不斷宣揚「竹槍主義」和「肉彈戰」的重要性，讓一批又一批日本青年加入「皇軍」，走上那條「玉碎」不歸路。在這樣的媒體和社會氛圍中，1932年5月15日，日本少壯派軍官暗殺了力主改革軍部、清算戰爭狂熱主張的時任首相犬養毅。而在此事件中，日本軍部更是狠狠地扼住了日媒的喉嚨，後者基本上不敢發出對暗殺行為給予譴責的聲音。日媒開始宣揚一種讓人匪夷所思的觀點，即中國讀者非常熟悉的「社會原因論」：經濟如此不景氣，社會壓力和矛盾如此之大，洩憤應該首先找社會原因、體制原因，兇手和被殺者都是受害者等等。
日軍侵佔照顧東北後，中國國民政府求助於國際聯盟。國際聯盟的李頓調查團作出一個事實上傾向於維護日本侵略(既得)利益，誘使中日媾和的報告。但這個報告因為僅僅在字面上提出了對日本的譴責而受到日本媒體的連篇抨擊。日本各家媒體的社論標題分別是《東京朝日新聞》：《錯覺、曲解、膚淺——發表的李頓報告書》；《大阪朝日新聞》：《充斥著膚淺和自我矛盾》；《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謊話連篇的報告書——如此誇大捏造也太過分了》、《讀賣新聞》：《坐井觀天》；《報知新聞》：《無禮誣陷盛行的調查報告書》… …
前阪俊之在書中就指出，日本政府中許多資深政客如西園寺公望、齋籐實等對軍部的獨斷專行頗有微詞，更不同意日本退出國聯，這本可以遏制當時日本外務省和軍部的少壯強硬勢力。正是因為各家媒體加入到對軍部立場的合唱行列，才使得穩健派陷入空前孤立。日本退出國聯，自居為亞洲和世界秩序的挑戰者。走向特立獨行的日本，很快開始清算那些沒有站在當局立場的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美濃部達吉引入國家主權學說，將日本天皇稱為日本的(最高)國家機關，這個說法與日本右翼勢力、軍部宣揚的天照大神後裔萬世一系的統治論格格不入。昭和天皇實際上贊同美濃部達吉的觀點，因為這樣可以讓他本人卸下過大的壓力。美濃部達吉利用議員身份，在日本議會等場合就自己的觀點發表了多次辯護意見，並通過媒體報道將天皇機關學說傳播得更遠，更加重了右翼的仇視，最終以前者辭去議員和學術職務、天皇機關學說被禁止傳播告終。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日本主要媒體被政府召集，要求報道和言論必須嚴格配合國家行動。各家報紙因此在歪曲報道事件起因、進展的同時，約定將報道和言論的主題確定為為「討伐暴戾的中國」尋求合法性、合理性理由。非但如此日本各家報紙還踴躍舉辦旨在擴大日軍與日本平民互動，渲染戰爭參與的活動。用今天的話來講，諸多「線上活動」凝聚了更多日本人參與「線下」的戰爭行動。《朝日新聞》舉辦了「軍用機捐獻」、「皇軍慰問」等主題活動，《每日新聞》募集慰問金和遺屬救護資金的活動，《讀賣新聞》等媒體分別捐贈報紙、被子、燃料。最終還是《朝日新聞》佔了上風，該報提出了一個「神風」號周遊世界一周活動，募集到巨額資金，用這些錢只做了最先進的偵察機10架、戰鬥機20架、轟炸機10架等總計90架飛機，捐獻給了侵華前線的日本軍隊。
日本媒體在「七七事變」以後已經非常主動的響應戰爭宣傳，不再具有抗拒性，這不是什麼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體現，而是因為戰爭為這些媒體帶來了實打實的效益。《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書中介紹了各家報紙在中日戰爭全面打響後，廣告等經營收入大幅增加的情況。儘管在後來，因為戰時紙張供給的緊張，日本報紙的發行受到影響，但煽動戰爭帶來的紅利已經讓報人欲罷不能，甚至進一步主動完善了戰時的審查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