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未說中國是“睡獅”
“睡獅論”源起於西方基督教話語中常見的“喚醒東方論”，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來闡釋中國的外交姿態，繼而被梁啟超化用，並創作了一則關於“喚醒睡獅”的寓言。清末革命宣傳家將“醒獅”立為民族國家的象征符號，將之應用到各種民族主義宣傳之中。在各種宣傳包裝之下，“睡獅論”逐漸融入到民眾的口頭傳播當中。在中國，拿破侖睡獅論可謂婦孺皆知。可是許多西方學者曾經徹底翻檢過與拿破侖相關的原始資料，發現“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侖曾經說過這句話”。
美國學者費約翰建議將喚醒中國論的發明權歸於曾國藩的長子、著名外交家曾紀澤。1887年曾紀澤在歐洲《亞洲季刊》上發表“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國先睡後醒論)，文中提到，“愚以為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鴉片戰爭雖然打破了中國的安樂好夢，然而終未能使之完全蘇醒，隨後乃有圓明園大火，焦及眉毛，此時中國“始知他國皆清醒而有所營為，己獨沈迷酣睡，無異於旋風四圍大作，僅中心咫尺平靜。竊以此際，中國忽然醒悟”。據說此文發表之後，“歐洲諸國，傳誦一時，凡我薄海士民，諒亦以先睹為快”。
但是喚醒論並非曾紀澤的發明，也不是針對中國的專利，日本、印度、韓國等東方國家，全都不約而同地被西方基督教文化所“喚醒”過。喚醒論是東西方對峙的文化語境中，基督教文化對於整個東方文化的一種居高臨下的論調，是“文明社會”對於“前文明社會”優越感的表現。曾紀澤是個基督徒，他借用了喚醒論作為話題入口，目的在於闡述中國溫和而不容欺侮的外交姿態。
據一位美國學者的大略統計，從1890年到1940年間美國有60餘篇論文與30餘部著作在標題中使用了“喚醒中國”這樣一種表達方式。可是這些標題中所提及的喚醒對象往往是“中國龍”或“中國巨人”，從未有過“中國睡獅”的意象。那麽睡獅意象又是誰的發明呢？梁啟超1899年的《動物談》講了一則寓言，第一次將睡獅與中國進行了勾聯。梁啟超說自己曾隱幾而臥，聽到隔壁有甲乙丙丁四個人正在討論各自所見的奇異動物。某丁說，他曾在倫敦博物院看到一個狀似獅子的怪物，有人告訴他：「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捩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還說這就是曾紀澤譯作“睡獅”的怪物，是一頭“先睡後醒之巨物”。於是某丁“試撥其機”，卻發現什麽反應都沒有，他終於明白睡獅早已銹蝕，如不能更易新機，則將長睡不醒。梁啟超聽到這裏，聯想到自己的祖國依然沈睡不醒，愀然以悲，長嘆一聲：「嗚呼！是可以為我四萬萬人告矣！」
雖然曾紀澤從未將中國比作睡獅，可是梁啟超卻多次談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指實睡獅論出自曾紀澤。梁啟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見領袖，文風淋漓大氣，筆鋒常帶情感，在清末知識分子當中極具影響力。而曾紀澤論文的文言版雖曾在報紙刊載，但並沒有收入《曾惠敏公遺集》，事實上很少有人能讀到原文。
梁啟超寫作《動物談》時，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獅論最早是流行於日本留學生當中的。1900年之後的幾年，待喚醒或被喚醒的睡獅形象已經被賦予了喚醒國民、振奮民族精神的象征意義，反復出現於各種新興的報章雜誌，尤其是具有革命傾向的留學生雜誌。清末民族主義者之所以寧選睡獅不選飛龍，除了將龍視作腐朽朝廷的象征物，還與龍在清末所負載的各種負面形象相關，正如丘逢甲詩云：「畫虎高於真虎價，千金一紙生風雷。我聞獅尤猛於虎，勸君畫獅勿畫虎。中國睡獅今已醒，一吼當為五洲主。不然且畫中國龍，龍方困臥無雲從。東鱗西爪畫何益？畫龍須畫真威容。中原豈是無麟鳳，其奈潛龍方勿用。乞靈今日紛鉆龜，七十二鉆謀者眾。安能遍寫可憐蟲，毛羽介鱗供戲弄。」在詩人心目中，龍這條東鱗西爪的可憐蟲，早已成為供人戲弄的對象，只有威武的獅子，才能用來代表祖國的形象。
庚子事變之後，新興知識分子萌生強烈的啟蒙欲望。喚醒睡獅，以醒獅作為未來國旗、國歌的形象，逐漸成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許多著名文人如高燮、蔣觀雲等，都曾創作《醒獅歌》。1904年4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學生歌》，收錄了18篇“近人近作新歌”，其中就有《醒獅歌》兩篇、《醒國民歌》一篇、《警醒歌》一篇。20世紀最初幾年，東京留學生明顯掌握了民族主義革命的啟蒙話語權。鄒容和陳天華兩位烈士的宣言式遺著，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獅”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華民族。這是清末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兩本必讀書，影響非常大。
鄒容《革命軍》直接將中國比作睡獅：“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據說此書在上海出版之後，“凡摹印二十有余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餈餅以入，清關郵不能禁”。陳天華的未竟遺著《獅子吼》更是洛陽紙貴。作者寫自己夢見被一群虎狼追趕，乃長號一聲，山中有一只沈睡多年的大獅，“被我這一號，遂號醒來了，翻身起來，大吼一聲。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山風忽起，那大獅追風逐電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作者還夢見兩面大國旗，黃緞為地，中繡大獅；又見到一本大書，封面畫一大吼獅子，題曰“光復紀事本末”。
醒獅符號得到了清末革命家的頻繁使用。1905年，部分留日學生創辦《醒獅》月刊，渴望能將醒獅形象寫入未來新中國國歌：“如獅子兮，奮迅震猛，雄視宇內兮。誅暴君兮，除盜臣兮，彼為獅害兮。”此後各種以“醒獅”命名的愛國期刊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如上海獅吼社先後發行的《醒獅》半月刊和《醒獅》月刊，山西大學曙社的《醒獅》半月刊，中國青年黨醒獅派的《醒獅》周報等。此外，長沙、蘭州、天津等地，均成立了以“醒獅”為名的青年社團，發行以“醒獅”為名的愛國期刊。
佛教用語中早有“獅子吼”一說，據說獅子吼則百獸驚。抗日戰爭期間，著名高僧巨贊法師曾在桂林創辦《獅子吼月刊》，宣揚抗日救亡，在佛教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正因為醒獅符號暗合了傳統文化中獅子吼的正面內涵，新概念得以毫無阻礙地與人們固有的心理圖式重合在一起，得以迅速傳播。“睡獅—醒獅—獅子吼”，代表同一主體的三種雄獅狀態，自然也就可以用來指稱同一主體中華民族。
經過了清末革命家不遺余力的宣傳推廣，睡獅很快就成了一個通用的政治符號，不僅模糊了知識產權，甚至模糊了它的所指，只要說到疲弱的中國、蒙昧的中國、潛力的中國、甦生的中國、崛起的中國，幾乎都可以使用“睡/醒獅”來指代。盡管有許多證據說明睡獅論源於梁啟超的《動物談》，但是由於梁啟超與同盟會等革命團體在政治主張等方面的分歧，革命宣傳家從一開始就有意屏蔽了梁啟超的開拓性貢獻。留日學生的《江蘇》雜誌，在1904年的一篇時評《德人幹涉留學生》中特別提到：“德人者，素以瓜分中國為旨者也，數十年前，德相俾士麥(Otto Von Bismarck)已有毋醒東方睡獅之言。”這說明至遲在1904年，革命宣傳家已經開始尋找外國政治家作為睡獅論的代言人。
1910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曾發表一篇“翻譯”文章，假冒英國人的語氣說：“蓋今日之清國，非復前日之清國，睡獅已醒，怵然以大煙為深戒。”該報又有文章說：“昔日某西人，論清國之音樂，其言曰：支那人實不愧睡獅之稱也，舞樓戲館，茶園酒店，無一處不撞金鼓。”還有文章稱：“ 紐約《地球報》稱，人言清國為睡獅已醒者，偽也，彼亞東之獅，實今日猶酣睡夢鄉也。”
1911年的時候，曾經有人對睡獅論做過追問：「西人言中國為睡獅，獅而雲睡，終有一醒之時。以此語質之西人，西人皆笑而不答。於是乎莫知其何取義矣。」作者到處向人打聽睡獅論的原始意義，均無答案，可知在清末的睡獅論中，不僅拿破侖還沒有出場，已經出場的曾紀澤、俾斯麥等人，均未取得睡獅論的主導權。但把睡獅論的知識產權贈與“西人”，大概已經成為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說法。
蓋因國弱言輕，當時的中國人並沒有自成一家之言的話語權，“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侖、華盛頓所創造，盧梭、邊沁、孟德斯鳩之論說，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諸人訪求而後得者也，則心悅誠服，以為當行”。明明是中國人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概念，卻偏要請西方人代言，似乎非如此則無話語力量。這大概是近百年的屢戰屢敗之後，國人積弱成疾的屈辱心態之必然反應。
拿破侖與睡獅寓言相結合的具體時間很難鎖定。留學美國的胡適曾在1915年寫過這樣一段話：「拿破侖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為震悚。百年以來，世人爭道斯語，至今未衰。」可知當時的美國留學生已經將睡獅論歸入到拿破侖名下了。不過這一說法在國內似乎不大流行，朱執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將睡獅論歸在德國政治家名下。
粗略統計，至1920年，睡獅論的代言人已經有了特指的拿破侖說、俾斯麥說、威廉說，以及泛指的英人說、西人說、外國人說等，此外還保留著梁啟超所提到的曾紀澤說、烏理西(吳士禮)說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間，無疑形成了一種潛在的競爭關系。隨著時間推移，世界形勢不斷變化，俾斯麥和威廉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經很難激起新生代的傳播興趣。而拿破侖的種種英雄業績在各大媒體均有介紹，20世紀上半葉活躍在中國媒體的西方政治明星中，拿破侖可謂穩坐頭把交椅。在口頭傳播中，只有公眾熟悉的共同知識，才能為傳播者所理解、接受和記憶，那些日益冷僻的知識和名字，很快就會被淘汰。19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民族存亡之際，睡獅論再次獲得廣泛傳播，這一次，拿破侖終於脫穎而出，成為睡獅論的惟一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