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皇帝裏誰是反腐倡廉的第一人
在中國五千多年浩瀚的歷史長河中，要說哪位皇帝反腐最狠，那肯定是明太祖朱元璋，他制定頒布的《大明律》堪稱史上最嚴酷之法，明朝對官吏貪汙腐敗的處罰力度也特別重，甚至可以說達到了令人瞠目結舌、匪夷所思的地步。腐敗代價之大，今人看來，仍不寒而栗。然而如此嚴刑卻阻擋不了明朝官員前仆後繼的腐敗步伐，朱元璋的反腐政策確實成效一般。那麽誰是中國古代皇帝中反腐倡廉的第一高手呢？
他就是宋真宗趙恒。宋真宗是個詩人，膾炙人口的“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勵學篇》。不僅如此，宋真宗還是個有作為的明君。他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統治日益穩定，國家管理日益完善，社會經濟繁榮，國家強盛，史稱“咸平之治”。他統治的時期，畫家張擇端用流芳百世的《清明上河圖》來表達對它的千秋歌頌，法國思想家伏爾泰贊譽：「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國家。」這個偉大的時代，將北宋王朝推向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而它的締造，得益於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舉措。
一個必須注意的事實是盡管北宋的面積、人口、資源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經濟繁榮，邊貿紅火，貢賦通達，稅收富足，這些是唐朝無法比擬的。遇到風調雨順的好年景時，歲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災害頻仍，歲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那時宋朝富甲天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80%，其一年的鑄錢量最高可達五百萬貫。面對這樣的巨大誘惑，北宋時期官員的貪汙腐敗的現象卻大幅減少，尤其是與相距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這是為什麽呢？
首先，宋真宗有一個傳諸後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頒布了告誡百官的《文武七條》：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為自己的喜怒愛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潔。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勢壓人。四是務實，不要貪圖虛名。五是明察，要勤於體察民情，不要苛稅和刑罰不公正。六是勤課，要勤於政事和農桑之務。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種弊端。這《文武七條》均是廉政之舉，是統治者的苦心孤詣的安排，也是老百姓們的熱切期望。在宋真宗看來，“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頭，就能實現“德治”。然而這樣的廉政理念，如果沒有與之相對應的管理制度，那也只能是水中花、鏡中月而已。
其次，宋朝有一整套嚴謹有效的官員選拔任用制度。宋代嚴明賞罰，官員有試用期，試用官員轉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員保舉，按規定，官員不得保舉曾犯有貪汙罪的官員轉正。宋朝允許在職官員參加科舉考試，考中者可提前轉正或越級提拔，但曾犯有貪汙罪者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又規定，凡重要職務和接觸錢財的職務，一律不允許曾犯貪汙罪者擔任。宋朝官員通常定期升級，但曾犯貪汙罪的官員升遷則舉步維艱。一個官員若犯貪汙罪，其上司、曾薦舉過他的官員都要受到處罰。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範下屬犯貪汙罪，薦舉者很關心被薦舉者的德行，這樣只有才德兼備者才能被選拔進入官員隊伍，自然而然，官員的貪汙行為也就相應減少。
同時，宋代吏部還建立了官員檔案，凡犯貪汙罪者都記錄在案。宋代還規定，這些犯罪者，每次晉級或調動職務時，都要向吏部主動申報自己曾犯過貪汙罪，並規定，此類官員不得隨意更改姓名。這樣的規定，動員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監督力量，杜絕了貪汙腐敗者上升的空間，並將他們置於嚴密的監管體系中，避免了他們再次搞腐敗的可能。
第三，建立了一套監察官員的瀆職懲處制度、選拔的標準和職務回避制度。宋朝對具有紀委職責的監察官員有著嚴格的規定，甚至監察官違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處罰。還特別規定了監察官失察、自身貪暴受懲處的制度。對於失察的監察官，宋真宗實行嚴厲的處罰。史載，王曙為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張觀任解州通判，因“鹽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被降監河中府稅；河北路走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邊肅貪縱故也”。
據有關史籍的記載，宋朝監察官員臺官(禦史)的選拔，有嚴格的標準：首先要“鯁亮敢言”，廉潔無私，糾彈不避權貴。其次要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從政的實踐經驗。宋朝規定，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強調舉具有基層實踐經驗的官員充當禦史。三是實行官親回避制度。凡宰執所薦之人，以及宰執子弟，親戚和屬官，一概不得充任臺官。宰執不得薦舉禦史，宰執所薦之人不得為禦史，以及與宰執有親嫌、同鄉關系或為其屬官者也不得任禦史。因為宰相奏舉禦史，禦史必然與宰相結黨營私，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準宰執奏舉禦史的原因所在。
因為這些廉政舉措，宋真宗和他的後來者們創造了一個政治清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雙豐收的宋王朝。名傳後世的清官包拯就是產生在宋真宗統治的時代，這也從一個側面表現了宋真宗廉政建設的成效。伏爾泰說：「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真是大不幸！”放眼我們的社會，如果我們不能借宋真宗的前車之鑒，那麽恐怕這才是我們的大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