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科多之圈禁
雍正帝一繼位，隆科多、年羹堯就成為股肱之臣。雍正帝先任命隆科多為總理事務大臣，又把其父佟國維在康熙朝獲罪失去的公爵賞給隆科多，又下命稱隆科多為「舅舅」，雖然雍正帝與隆科多輩分是甥舅，但皇帝公然稱之為「舅舅」，卻屬於皇帝的封賞，不是天然的。由此可見，皇帝的家事絕不僅僅是家事。此後提到隆科多時除了職務還要冠以「舅舅」。同年十二月，任命他為吏部尚書，仍兼步軍統領，次年命隆科多兼管理藩院事，任《聖祖仁皇帝實錄》和《大清會典》總裁官，《明史》監修總裁。雍正帝還賜給他太保加銜，雙眼孔雀花翎，四團龍補服，黃帶，鞍馬紫轡。這時的隆科多，作為「密勿大臣」，是雍正帝在中央的左右手，參預處理重大事務，可算寵榮備至。有人說，雍正帝「聽用總理事務大臣等之言，所用者皆系伊等親友」。
作為皇親國戚、密勿重臣的隆科多，在攬權納賄方面，與年羹堯可謂不相上下。他在吏部，司官對他惟命是從，「莫敢仰視」。他掌管朝廷內外用人大權，對他經辦的銓選，人們稱為「佟選」，可與「年選」相提並論。但是過度享受用人大權之際，就是觸犯皇帝的根本權力之時。
論才能隆科多遠遠比不上年羹堯，所以年羹堯看不起他，對皇帝說他是「極平常人」。雍正帝則努力調和二人的關係，說：「舅舅隆科多此人，朕與爾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錯了。此人真聖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國家良臣，真正當代第一超群拔類之希有大臣也！」(《掌故叢編》第十輯《年羹堯奏折》)雍正帝做主把年羹堯之子過繼給隆科多。這是君臣關係和睦時期，君臣三人親如一家。後來翻臉，又把他們二人打為朋黨。隆科多之被雍正帝猜忌，更早於年羹堯，同時受整肅。隆科多有一點卻比年羹堯有遠見，就是他預料自己可能會受到整肅，多少有所克制。然而他的自我保護術實在不高明，隆科多把財產分藏到各親友家和西山寺廟裡。他光知道雍正帝好搞抄家，卻忘記了皇帝的密探系統特發達，此事馬上就被雍正帝察覺。明智的皇帝必然會這樣想：隆科多這不是做賊心虛，狡兔三窟嗎？既然知道自己有錯誤，為什麼不公開改正？還是自認為沒有錯處，為君臣難以相處預留後路？無論如何隆科多所為都於臣道不合。
雍正帝對人有病態的猜忌，臣工們的行為都在雍正帝的嚴密監控之下，隆科多自不能例外。一次，隆科多與王公所屬人員有所接觸，立即受到雍正帝嚴厲追查，雍正帝批閱隆科多的密折後，在另一紙上寫道：「誠王(允祉)牧場的喀爾坎為何差往你處，都說了些什麼？你如何回答後讓伊返回了？祭祀禮畢，你倆遠離他人，在廂房前站著，又說了些什麼？仔細想想，寫下封好奏來。這件事上朕能知道你是否變心了，是否將此事洩露給誠王了。三思後繕寫具奏。」雍正帝即使是對他的寵臣也不放心。受到極大威懾的隆科多，以轉移財產的方式自我保護，等於自我暴露。
隆科多又知道自我謙抑，在雍正二年主動請辭步軍統領兼職。雍正帝在告誡年羹堯時提及此事：「朕並未露一點，連風也不曾吹，是他自己的主意。」雍正帝對於二人都不再信任，或者說他們不再有利用價值。現在要做的事情是收拾他們。雍正三年五月，公開曉示廷臣，責備隆科多，說他屢參允祀，務必將其置於死地，卻把允祀的黨羽鄂倫岱、阿爾松阿、都統汝福包庇網羅為己所用。六月，雍正帝懲治年羹堯之子年富，並撤消隆科多次子玉柱的乾清門頭等侍衛、總理侍衛事、鑾儀衛使等職。
吏部議處年羹堯妄參金南瑛之罪，先後擬了兩個處理辦法，雍正帝說，如此錯亂，他人斷不敢為，必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擾亂之故」，令都察院嚴加議處。定他庇護年羹堯之罪，削去他的太保銜及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命往阿蘭善山修城墾地。這明明是強加之罪，不能服人。雍正帝還特地指示署理涼州總兵宋可進：「隆科多亦如年羹堯一般貪詐負恩，攬權樹黨，擅作威福，他到你處，儘管你曾經是他的屬員，但似此誑君背主小人，相見時不須絲毫致敬盡禮」。這等於指示宋可進要虐待隆科多。雍正帝做的許多事情都表明他為人刻薄。
雍正四年(1726)正月，雍正帝給了隆科多一個立功贖罪的機會，令他往阿爾泰嶺，與策妄阿拉布坦議定準噶爾和喀爾喀部遊牧地界，然後與俄國使臣會議兩國疆界。雍正帝說隆科多「若實心任事，思改前愆，朕必寬宥其罪」。隆科多與郡王策凌、四格等人前往楚庫河，代表清政府與俄國談判。談判中隆科多態度強硬，他要求俄國將其侵佔的蒙古大部分土地歸還中國。俄國人背地裡施展陰謀詭計，致信蒙古王公和雍正帝，聲稱由於隆科多態度惡劣，談判可能破裂。又指使巴多明神父等在北京活動，通過賄賂大學士馬齊，由馬齊勸說雍正帝讓步。恰在此時，隆科多私藏玉牒的事被揭發出來，雍正帝不聽議政大臣們提出的談判之後再處理隆科多的意見，斷然召回隆科多，並決定向俄國人讓步。隆科多走後，由策凌擔任中方首席代表，與俄國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劃定了當時中俄兩國的中段邊界線，中國做出了很大的讓步。
在這個問題上策凌表現得不如隆科多強硬，他雖然有一定的責任，但主要責任還在雍正帝。隆科多以為在談判中維護國家利益，就是忠誠於皇帝，卻沒有想到雍正帝把防止大臣擅權看得比維護國家領土更重要。歷來中國的獨裁者維護國家領土的決心，遠沒有他們維護自己權威的決心更強烈，這是中國最高統治者的先天痼疾。無怪乎清朝的最後一位獨裁者西太后，面對內外交困的形勢會說出「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昏話來。
所謂私藏玉牒事，是隆科多從輔國公阿布蘭處要去玉牒底本，收藏在家。玉牒是皇家宗譜，非常神聖，「除宗人府衙門，外人不得私看，雖有公事應看者，應具奏前往，敬捧閱看」(《雍正起居注》，五年六月初八日條)。隆科多私藏在家，雍正帝乃以「大不敬」罪為借口，嚴厲懲治隆科多。十月，諸王大臣議上隆科多四十一大罪：大不敬罪、欺罔罪、紊亂朝政罪、奸黨罪、不法罪、貪婪罪等。雍正帝說，隆科多之罪當處斬，但是念其在先帝駕崩時是惟一承旨人，格外施恩，命將隆科多永遠圈禁，禁所設在暢春園附近，他對先帝有罪，守在園外以思其過。次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於禁所，雍正帝為了表示公正，賜金治喪。這比對年羹堯的態度好多了。
山西按察使蔣泂就權臣的專擅和官僚投靠權臣的問題，提出「欲杜其流，必防其漸，法制一定，大權不分」的建議，雍正帝回答說：「似汝如是條奏者頗多，朕因踐阼不久，耳目未廣，知人尚少，諸凡且循舊典，徐徐自有制度。」可見人治社會也必然有制度性的制約機制。本來君臣都要受制約，逐漸地只有相權受制約，皇權不再受制約了。
隆科多與年羹堯身為雍正朝的兩大權臣，都是皇親國戚，帶有皇帝家臣的色彩，雍正帝對他們的過度讚賞，頗有點帝王之友的味道。然而，正是這種特殊的關係使他們倒了霉。在皇帝看來，君臣關係的本質就是主奴關係，這是法家的觀念。儒家觀念則認為，君臣關係是對等的。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種思想，這樣的臣子，帝王是不可能容忍的。雍正帝是典型的「霸者」而非「王者」，既不能容忍權臣，也不能容忍友臣，只能容忍奴臣。他們敢於承受皇帝的特殊待遇，就是自找倒霉。
人們常說雍正帝是殺功臣滅口，怕自己「篡位」之事被年、隆傳揚出去，於己不利，一殺了卻這樁心事。有人認為，即使雍正帝是改詔篡位，也不怕他們揭露。年、隆若要披露真相，就等於暴露自己的罪行，豈不是自掘墳墓，他們絕不能幹這種蠢事。所以雍正帝無殺人滅口之必要。筆者以為，如果雍正帝真是改詔篡位，就有殺人滅口的必要。不殺也可以。人要去除心頭之患，往往是不論事實，非理性非邏輯的。人的行為，大多是非理性的，否則就沒有精神疾病了。凡人皆有點精神疾病，不足為奇。特別是皇帝，往往是喜怒無常，雍正帝從小就是如此。特別是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對於權力都有病態的戒護和迷戀。今日美國總統尚且定期看心理醫生，封建帝王就更免不了精神反常了。雍正帝之暴死，可能就因為亂服補藥所致，足見其精神之脆弱。他的冷酷也是精神脆弱的表現形式。尤其是從他不葬東陵另辟西陵這一點看，雍正帝必有隱情，而隆科多必是知情人。當然，如果隆科多也像張廷玉那樣謹小慎微，就不會發生殺人滅口的事。兩種可能性都有，此時，修身自省的意義就見其偉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