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月薪制始於哪個朝代
在古代，這個時候也是一道關口，正因此才有「年關」的說法。當然那時的「年關」說的是農曆。因此，這個時候在古代卻非辭職的最佳的時間，與今天流行「年底走人」不一樣；而且，工資水平與現代也不同，並不比西方國家工薪階層低，甚至高出許多。現在實行年薪制，通常是對高工資的白領級別而言。其實在中國古代相當長的時間裏，從當官的，到打長工的，主體實行的都是「年薪制」，儘管也有月薪。如果以現代的年薪制概念來理解，那時的中國人都是白領了。實際不然，年薪也分三六九等的。
那時的「年薪」並沒有現代工資的概念，民間多叫「工錢」，官方稱「年俸」。俸，當然是指俸祿，是有官宦之身者才能享受的，普通人叫口糧或工錢。中國古代時的「年薪制」是真正的年薪制，到年底才發呢，按年結算，給地主老財家打長工的無地農民也是這樣，要到過年時才能領到一年全部的勞動報酬。如果家中實在急需，手頭實在拮据怎麼辦？可以「支」，即臨時借點用用，到年底一併抵扣。
年薪發的是什麼？並非今天花花綠綠的鈔票，也不是黃金白銀，實行的是實物工資，一般發的都是粟、谷這類糧食，雖然也有發金、發銀的現象，但是很少見的。那時拿工資叫「吃皇糧」，「皇糧」一詞的產生便緣於工資發糧食的緣故。據《群書治要》引崔寔《政論》文，一直到了東漢劉隆當皇帝的延平年(106)，才有「紅頭文件」形式的工資改革：發工資時可以發現金，但還不是全發錢，而是一半發貨幣工資，一半發實物工資，即所謂「半谷半錢」。這筆錢叫「月錢」，是在年薪的基礎上，對工資發放方式的一種變通。
劉隆是中國歷史上出名的小皇帝之一，「享年」僅2歲，故稱「殤帝」，這樣的英明決策是當時的實際當權者鄧太后作出的。中國女人有權了，就是與老爺們不一樣，大多能折騰出點花樣來，鄧太后當時做了一系列很好的改革，包括釋放後宮女人回家結婚嫁人，史學界習慣稱為「延平制」。到了唐代，中國的工資改革中才出現全部用貨幣來發工資的形式，但大多數的單位和部門仍習慣發實物工資，當時的說法叫「職田年米」。一直到明代中期，實物工資才漸漸退為次，貨幣工資成為重要的選擇，受到工薪階層的歡迎。當時有的單位有時候是發金子，但絕大多數是用銀子來支付，稱為「月費」，後來改稱「柴薪銀」，現代的「薪金」、「薪水」等名詞，都是由此而來，此時仍以「年薪制」為主。
除了「年薪制」，中國古代也有「月薪制」。「月薪制」真正出現於何時？應始於南朝宋政權。別看人家宋政權是個偏居江南的小朝廷，但在布衣開國皇帝劉裕的領導下，該朝做了不少有利於本國人民的事和改革。劉裕三兒子劉義隆即位後(史稱「宋文帝」)，繼承和推進了他老子的一套改革，連老百姓欠官府的稅租債款什麼的也不要了，一筆勾銷，即免去「通租宿債」，受到老百姓的衷心擁護，因其年號叫元嘉，史稱「元嘉之治」。劉義隆當年也對工資制度進行了改革「按月分俸」，這個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月薪制」的雛形，對中國工薪階層影響巨大。據《南史·阮長之傳》記載，宋政權實行「月薪制」的具體實行時間，是元嘉末年(450)。
別看這「年薪」與「月薪」僅一字之差，但可以解決好多因薪水發放引發的矛盾。如果辭職、陞遷什麼的，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就是跳槽了，這年薪制便是個麻煩，員工隨意跳槽很可能一年的工資都要泡湯。月薪相對就好辦多了，月結月清，清了走人，給勞動者的「跳槽」帶來了便利。為了解決「年薪制」帶來的問題，完善工資制度，各個朝代也會結合本朝的實際情況，進行適度的工資改革。如在辭職和跳槽的時間上，都會作出明確的規定。在南朝宋政權以前，辭職者結算工資時間一般以「芒種」為標準，相當於現在每年的6月5日、6月6日前後。如果在芒種前辭職，則其一年的工資(俸祿)悉歸後任和替崗者。現在流行的最佳辭職時間是年底，穿越一下說，如果放在古代，辭職者就虧大了，要白幹半年。
到了唐代則將結算時間固定在當時每年的5月5日。唐天寶十五年(756)進士封演的《封氏聞見記》(卷九)所記，「淮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說的就是這事情，即在5月5日以前上崗的，可領全年工資(職田米)，否則便不可以。這樣會算賬的便會趕在這日前辭去舊職，去新單位報到。據此可以看出，古人辭職最划算的時間在年中，而不是在現在流行的年底辭職。
當然具體什麼時候辭職可以拿到全年工資，在中國古代會因行政區和地域的不同而有別。但是雖然對辭職員工有明確的工資結算時間，辭職現象在中國古代並沒有現在這麼流行和常見，大多數員工根本就不會辭職，有崗位的就是「官家人」，「吃皇糧的」，那是一種身份和榮耀，能忍「十年寒窗苦」，圖的就是「有朝一日吃皇糧」，誰捨得下崗？除非逼迫的。
中國古人不喜歡主動辭職的原因，除觀念上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就是待遇相對豐厚，並不比同時代的西方國家的工薪階層低，小日子過得很滋潤。現代中國工薪階層的薪水普遍低於發達的歐美國家，但從已故貨幣史研究專家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一書中所引資料來看，在中國古代，在清乾隆年間以前，中國工薪階層的總體工資和生活收入與西方差距並不大，有的時代甚至高很多，即便是最底層的給地主老財打長工的「農民工」也是這樣，而且所得工資的實際購買力也遠遠強於那時的西方國家。
如公元前一二世紀時，羅馬收入較好的打工仔所得的工資，折算成購買力的話，可以買2公石到3.5公石小麥，羅馬士兵的津貼更低，可買1.2公石小麥。而據《九章算術》所記，「今有取保一歲價錢二千五百… …」從此句中透露的信息來看，西漢時的「取保」這類普通職員的月工資大約是二百零八錢。依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的換算，西漢時的1石大約相當於0.3425公石，這樣可以買到小麥3公石到4.2公石，粟3公石到4.7公石，或大米2公石到2公石8斗。如果再直觀一點，依1石=27市斤來算，羅馬打工仔當年的月工資換算成小麥，約158至276斤，中國打工仔約237至331斤，可見中國工薪階層的收入要高許多。
到了清康乾時，普通中國勞動者的工資和生活水平也不比西方發達國家差多少。康熙四十二年(1703)，英國的普通農民工的工錢月薪是約合銀2兩7錢，有點技術的工人約4兩銀，從數字上看明顯高出中國人許多。但是當時英國銀幣的實際份量嚴重不足，只有一半多一點，物價遠遠高於中國，實際所得工資和生活水平並不理想。據麥考倫《英國史》記載，當時英國的平民大約88萬戶，其中一半每星期可以吃到兩次肉，其餘一星期最多吃一次，或者完全沒有吃；西方的主食之一麵包，當時平民並不能天天吃的，都是雜糧，這種生活水平與當時的中國普通人差別並不大。
當然，這樣的對比是相對的，不能用絕對的眼光來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