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的霸道
乾隆初年，乾隆帝為政寬和，一派新氣象。他曾總結康熙帝和雍正帝為政的得失，說過為政不可過寬，亦不可過嚴，應實行中道一類的話。但是當他看到吏治逐漸廢弛，官僚日趨腐敗的現實以後，就改變初衷，又開始實行嚴刑峻法。他說：「執用兩中(中庸之道)，必隨時消息，當臨御之初，因人命攸關，實切切不忍，寧失之寬。今閱歷既久，灼見事理，若一味姑息縱捨，則失之懦弱，裁度因時，方得權衡不爽。」從康雍乾三帝的治術寬嚴變化的情況來看，帝王要真正審時度勢，寬嚴相濟，實行中庸之道，幾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帝做了五年皇帝，觀念開始轉變。他有一首詩曰，「念予志學時，所慕君子儒。詩亦尊李杜，文亦宗韓蘇。要歸踐履寶，聖言非我誣。即今持治柄，豈不慕唐虞。措行始知艱，慮為空言徒。裁詩銘座右，庶幾日警吾。」就是說，當初從帝師學習儒家的治道，信服聖人的思想，並要付諸實踐。做了皇帝，本來也想學堯舜，如今才知道儒家理想不過是「空言」。
乾隆十五年，他曾說，當御極之初，依照從寬好名之習，不能忘懷。如今閱事既多，方知道要戒除邀名譽的弊病。熊學鵬借天旱為由，上疏陳言，指出「今年臣工條奏更改刑名律例，大多尚嚴厲」，建議「降旨曉示內外臣工，辦理一切刑名，不可苛刻相尚，條奏增設科條者，概行禁止」。乾隆帝大為不悅，斥責熊學鵬悖謬，聲稱自己「慎持權柄，必不為浮言所動」。現在乾隆帝對於體現儒家思想的言論，大多斥為「浮言」。他信奉「法在必行」的法家治術。他認為，寬仁治術是婦寺之仁，水懦易沉，朕不為也。
十八年，乾隆帝降旨斥責四川按察使周琬斷案寬縱。
二十二年，湖南布政使楊灝以貪黷罪下獄，部議緩決。乾隆帝「檢閱之下，不勝手顫憤慄」。一怒之下，將三法司所有辦案人員全都交部議處。
二十三年，乾隆帝重新審定了他早年的文集《樂山堂文集》，將當年在理學帝師影響下所寫的體現儒家寬仁思想的言論一概刪去，比如《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論》一文就被刪削。當年，他受理學帝師的教誨，多少有些儒家理想，崇尚「貞觀之治」，自稱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而歎曰：貞觀之治盛矣！」做了皇帝多年以後，思維方式大變，正所謂存在決定意識。乾隆帝把儒家思想視為虛偽，大加貶斥。他說：「昔唐太宗之於魏征，徒以金帛賜贈，沽納諫之名，原非虛衷聽受。試思唐太宗果從諫如流，魏征果直言無隱，則太宗缺德之事多矣，即強納巢剌王妃之時，何不聞魏征讜言諫阻耶？當時君臣之間，相率為偽，不能相與以誠，而竟能博千載美名，實為朕所不取。」乾隆帝對臣工苛察至深，他以苛責臣工的方式苛責古人，走入極端，絲毫沒有中庸之道。奇怪的是，他對和珅卻並不苛察。
乾隆帝的法家思想集中表現在《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一書中。試舉幾例。
論及「竹林七賢」，他說：「諸人雖然自托佯狂垢污，然而敗禮傷化，本為國法所不容也，即以明哲保身而言，也當以孫登為正。」孫登是西晉的高士，「沉默自守，無所言說」，但很善於登山長嘯，後世有所謂「孫登嘯」之稱。他教嵇康，但是嵇康沒有學會。孫登對嵇康說：「君性烈而才雋，豈能免乎？」後來嵇康果不免殺身之禍。大概是因為「孫登嘯」不會對統治者造成危害，所以乾隆帝認為孫登的明哲保身行為是可以容忍的。
論及明末東林黨人，他說：「漢唐末造皆有黨禍，至明季而尤烈，東林講學，實其權輿。在顧憲成、高攀龍輩，其人興學未必不出於正，然一經號召生徒，樹立標幟，而黨援門戶之禍已成。彼裁量人材，諷議時政，自古處士橫議未有過於是者。論者謂閹黨無君子，東林未必無小人，當明政不綱，不惟真小人揚其毒焰，而偽君子且益撼其頹波，士習敝而國運隨之，氣數所必至有莫之為而為者。於東林之美惡以為輕重，政體官場敗壞極矣。」
論及明朝的給事中，他說：「明季科道惡習，立幟分門，借敢言之號，行傾險之謀，假公濟私，無所不至，為害甚大。我朝百有餘年來，整綱飭紀，朝政肅清，斷不敢容有營私博己之人復得稍萌故智。但遇邪防弊，持之不可不堅。」乾隆帝對於言官稍有朋黨之嫌者，必予以嚴厲的斥責懲處。
論及宋代饑民搶糧一事，他說：「饑民貸富戶之粟，固然不可與盜賊同科，然而或迫於饑寒強求升斗之糧，尚可量從矜恤，若乘饑荒煽惑民眾，兼掠財物，也以饑民寬宥之，則強暴肆行，其風又可長乎？惟在審情事之重輕，分別科罪方為得當，一律從寬未盡善也」。在乾隆帝看來，饑民反抗是重要的事情，饑民餓死是輕微的小事。饑民搶糧逐步擴大事端，必然會演變為打家劫舍，最終以朝廷出兵鎮壓蕩平，已成為規律。問題的關鍵是他對饑民搶糧一事的態度，說明他對於民眾因生存危機而產生的最後一點主動性也不能容忍。正如一個人餓了，如果主動說：「我餓了」，並要求吃飯的權利，就是犯上作亂，饑民只能等待朝廷的開恩。
論及朱元璋因為部民乞留被貶官員，而加賞被貶官員一事，他說：「既然是屬吏，治罪或寬宥都應出於朝廷，若因部民伏關乞留，就立即對之寬縱，是賞罰之權柄，民眾轉而操縱之，成何政體？明太祖把他們賞賜超擢，不啻於導之作奸。倘猾吏刁民窺見其諭意，相互勾結混淆視聽，流弊何所底止？國法吏治不因之俱壞乎？」乾隆帝認為這就是「綱紀不振」。他一向仇視民意。請看他自己親自處理民眾請願的一個事例。
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第三次南巡至徐州，江蘇布政使彭家屏正在河南夏邑老家養病，特意跑到徐州接駕。奏對之中，彭家屏把老家的災情如實匯報，乾隆帝大為不悅，認為他是跑來煞風景的，他因此開罪了皇帝。後來，一路上常有夏邑縣百姓攔道告御狀，說夏邑災情嚴重，而河南巡撫圖爾炳阿匿災不報，請皇上為民做主。又有人投遞狀紙，告縣官散賑不實。夏邑百姓連連告狀，使乾隆帝大為光火，認為是有人背後指使，他說：「民告官就是犯上作亂，此風萬不可長。」命圖爾炳阿嚴審，將告狀人嚴刑拷打，逼問背後的主使人。最後追出了主使人是生員段昌緒，後來又從段昌緒家臥室中搜出吳三桂之亂時發佈的檄文，立即殺頭。
乾隆帝說：「彭家屏乃李衛門下一走狗耳，其性情陰鷙，恩怨最為分明。從前每當奏對時，於鄂爾泰、鄂容安無不極力詆毀，朕因此深薄其為人。」彭家屏如今膽敢為民情願，反映實情，惹怒了乾隆帝，被抄家。乾隆帝親自審問，逼他承認家中藏有「逆書」，乾隆帝說：「你是久列朝廷大員，世受國恩之人，若肯自首，尚可開一線之路」。彭家屏說：「吳三桂偽檄實未寓目」，乾隆帝再三逼供，彭家屏只好承認家中藏有《豫變紀略》、《日本乞師記》、《酌中志》、《南遷錄》等明末野史。但是到他家查抄，並沒有找出實物。乾隆帝就推論說，一定是被他兒子彭傳笏燒燬了。令圖爾炳阿等「將伊子及家人嚴行審訊，明白開導，令知此事系彭家屏親自供出，無可狡賴，速行據實呈出，尚有可寬之路，如堅持不認，即當照律緣坐，立行正法，不能為伊寬貸也。」在威逼利誘之下，彭傳笏不得已供認了自己焚燬逆書一事。乾隆帝又推論說，彭家屏一定對這些逆書加以批閱評點：「以彭家屏居心觀之，則其所抄藏者自系詆毀悖逆之詞，又焉知其不加以批閱評點耶？」乾隆帝看出彭家屏有怨恨之意，就認為他已經「絕滅天良」，命將彭家屏及彭傳笏定斬監候，家產入官。此案是乾隆帝親自鍛造的經典大獄。沒有絲毫證據可言，全憑逼供信鍛造之。不論是彭家屏收藏「逆書」，還是其子彭傳笏供認焚書，都是子虛烏有。而彭氏所供出的所謂「逆書」如《豫變紀略》，寫的是李自成「闖賊之禍」，與滿清無關，《日本乞師記》、《酌中志》、《南遷錄》則是記明清史事，並未詆毀滿清，只是個別字句略有「違礙」而已。
七月，圖爾炳阿奏彭家屏刊刻族譜《大彭統記》，乾隆帝說：彭家屏稱大彭得姓于黃帝，甚為狂悖，「身為臣庶，而牽引上古得姓之初，自居帝王苗裔，其意何居？且以《大彭統記》命名，尤屬悖謬，不幾與累朝國號同一稱謂乎？」又責彭家屏不避廟諱御名，綜其罪狀，賜以自盡，「以為人臣之負恩狂悖者戒」。諭令其自盡，比起殺頭，就是所謂的「開一線之路」從寬處理了。乾隆帝指責《大彭統記》將彭姓與黃帝相聯繫為有罪，非常可笑。當時托名上古帝王是為社會時尚，不足為奇，更不足為罪。至於說不避廟諱御名之罪，也非死罪。乾隆帝不是自稱「朕自即位以來，從未以犯朕御諱罪人」嗎？(《乾隆朝東華錄》卷四六)歸根結底，是彭家屏不該為民請命。
其實，乾隆帝並不糊塗，他派人微服私訪，得到的情況比老百姓告狀反映的情況更為淒慘。乃將河南巡撫圖爾炳阿革職，發往烏裡雅蘇軍台效力。
乾隆中期以後，乾隆帝明顯採用了高壓政治手段，而放棄了當年讀書時接受的儒家思想。以前他主張帝王要「虛心納諫」、「包容涵覆」、「寬則得眾」。後來看到張廣泗在上疏請罪辭裡有這樣一句話：臣「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使他感到氣憤，大臣官員們竟然不知道皇帝的英武，一定是寬仁政策過度了，於是反過來實行嚴猛政策，雞蛋裡挑骨頭，大興文字獄。正如他當初斥責翻雍正朝之案就是善政論所說的，「皇考與朕之心，原無絲毫間別」。他與雍正帝的治術在本質上也確實是沒有「絲毫間別」。「霸者與臣處」的邏輯發展就是「亡國與奴處」。
乾隆登基後就將李紱冤獄平反。但是到了晚年，卻又認為，李紱詩文多有「牢騷已甚之辭」，「此等紕繆語言即已刊刻成書，倘仍聽其謬種流傳，其於世道人心貽害不淺」，令將「所有各項書本版片，逐一查明，即行銷毀，毋令稍有留遺」。
乾隆初年，乾隆帝不滿意臣工的消沉，所謂勤者「不過早入衙署，辦理稿案，歸至家中，閉戶不見一客」，對國家長治久安之計，則漠不動心。處理政務，不求事理之至當，惟以皇帝喜怒為轉移，他說「即如朕於當寬之事降一寬恤之旨，而諸臣遂以為朕意在寬，凡所辦理所條奏之事，悉趨於寬之一路矣。朕於當嚴之事降一嚴厲之旨，而諸臣遂以為朕意在嚴，凡所辦所條奏之事，悉歸於嚴之一路矣，且有今日之號令甫頒而明日之摹擬旋至，一人未改面貌，兩事迥異後先，人心不古何至於茲！」。乾隆中期以後，乾隆帝就不允許臣工與自己意志有相左之處，拚命打壓臣工的獨立意志。臣工們當然只有隨風倒了，因為他自己就是「一人未改面貌，兩事迥異後先」的皇帝。
二十九年，舒赫德等奏報秋審事實，其中請求改為緩刑處決者甚多。乾隆帝看到給自己「法外施恩」所留空間很小，就大為惱怒。說是如此辦理有專擅之嫌，降旨訓斥道：「所奏並無一二情節稍輕，可以待朕另有抉擇者，是伊等所進情實犯中禁不令朕寬免一二人矣。昔人說，皋陶三次曰殺，堯三次寬宥。如今舒赫德等已經以寬宥自居，讓朕如何再用權？是伊欲博寬厚之名，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將來如果自己犯法，他人定罪恐怕未必敢於為之改為緩刑處決。」予以嚴厲申斥，把奏摺擲還。
杭世駿(1695~1773)，字大宗，號堇浦，仁和(今杭州)人，是清代一位有名的學者，任翰林院編修，他思想解放不受拘限。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考選御史，杭世駿的應試策論仿照孟子與齊宣王問答形式，批評了乾隆帝重滿輕漢的政策。他說：「意見不可先設，畛域不可太分，滿洲才賢雖多，較之漢人僅十之三四，天下巡撫尚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內滿而外漢也?」又論及朝廷用兵斂財及皇帝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孤行，其流弊皆及於百姓；論直省藩庫宜款存留，以備不虞，等等。乾隆帝為自己辯解說：「滿漢遠邇，皆朕臣工，為一體，朕從無歧視……且國家教養百年，滿洲人才輩出，何事不及漢人?杭世駿獨非本朝臣乎，而懷挾私心，敢於輕視若此。若稍知忠愛之義者，必不肯出此也。」結果，加以懷私妄奏的罪名將其革職歸里。回鄉之後，杭世駿從不讀邸報。同年有新任大學士、總督、尚書者，他全然不知。他自號秦亭老民，和朋友結社，詩酒往來，蔑視權貴。並到處漫遊講學，其能言善辯、不拘小節的豪邁之氣一如既往。乾隆帝南巡時杭世駿曾迎駕西湖，被賜覆原官，但終未兌現。據說，乾隆帝有一次南巡時問左右，杭世駿還沒死嗎？結果杭世駿很快就病死了。一次，乾隆帝出巡塞外，他在馬上情不自禁地吟道：「迎風葦露清於染，過雨山痕淡入詩。」並對從臣說道：「此杭世駿詩也，惜其沒福耳。」
當年雍正帝要求自稱「奴才」的地方官員改為稱「臣」，批示道「書臣字得體」。而乾隆帝卻因為有人不自稱「奴才」而自稱「臣」而發怒。他說：「臣僕本屬一體，均系事奉皇上之稱，字義雖殊，其理則一。」
乾隆帝還喜歡親自審訊官吏，甚至親自動刑。這根本不是皇帝應該做的事。康熙帝就很少廷訊，更不會親自動刑。有一次，給事中彭鵬參劾順天鄉試考官徐淖等違法舞弊，請康熙帝親自審訊，康熙帝說：「即依彭鵬所奏，將徐悼等親問，必將刑具等取入宮中，刑具乃不得已而用者，朕亦何忍見之，彭鵬既系言官，當勸朕寬大和平，乃請親行刑訊，朕實不解也。」(《康熙實錄》卷一六○)乾隆四十九年，甘肅回民起義，攻陷通渭縣城池，知縣王樓躲入倉房，他不能為朝廷守城或捐軀，雖躲過了農民起義軍這一關，卻躲不過乾隆帝這一關。乾隆帝命將王樓解至木蘭行宮，「親行廷鞠，加以杖夾，令其羞辱」。然後將其正法，降旨：「王樓系現任縣令，且系進士出身，讀書明理，豈不知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為古今通義？……此等貪生忘義之徒，即身受重辟尚不足蔽其辜，其子孫如有業經出仕及現為舉監生貢者，俱著即查明斥革，永不許登仕版……朕辦理庶政，務秉大公，其能死王事者，必優於恤蔭，恩及後嗣，而於遇賊恇怯，畏死幸生之徒，則不但本身重加懲治，並且罰及子孫，所以勵名節而儆官方，刑賞俱視其人之自取。」(《乾隆起居注》四十九年九月)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帝與康熙帝的巨大差異。
另外，乾隆帝誅殺大臣理由不充分之處甚多，遠遠比不上康熙帝的寬厚，也不如雍正帝具有理性。具體事實不列述。這都是「亡國與役處」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