讖緯對孫吳政權定都與遷都的影響
南京作為六朝古都是從孫吳政權建都建業(今南京)開始的。其實，南京只是孫吳政權的備選地之一。南京大學歷史系的胡阿祥教授認為：「一個常常被忽略的事實是南京並非孫吳建都的首選之地。而且即便孫權在南京稱帝后，也曾一度遷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市)。」229年，孫權正式稱帝，並定都在建業(今南京)。在孫權稱帝前後，對於都城的選擇，曾有多次反覆。胡阿祥教授考證：「東吳的國都，除了建業，還有五個備選項，分別是蘇州、京口(今鎮江)、曲阿(今丹陽)、公安(今湖北公安縣)、武昌(今湖北鄂州市)。」
一般認為影響孫吳政權都城選擇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點：
東吳割據江東，一直力圖問鼎中原，而中原豪傑，也一直對江東虎視眈眈。建業西臨長江天險，四面環山，中間有平地，軍事上易守難攻。因此，從軍事上講，東吳將自己的大本營建在這裡是再合適不過了。選建業為都的理由，也正是蘇州和曲阿出局的原因。而公安和武昌二地，胡阿祥教授說：「它們在軍事上倒是很好的地方，但它們空間較小，而且赤壁之戰後，劉備向四川發展，孫吳和蜀漢聯盟，上游的威脅解除。在這樣的情形下，建業成為孫吳定都的不二之選。」
實際上，《三國誌》記載公元265年，孫皓為了鞏固在長江中上游的勢力，一度遷都武昌，然而僅僅在一年零三個月後，孫皓便還都建業。孫皓放棄武昌，更大程度上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相比武昌，當時的建業在物資補充上則非常方便。孫權時期，又修建破崗瀆運河，連通秦淮河和太湖，物資保障完全沒有問題。
筆者認為影響孫吳政權都城選擇的因素除了以上以外，另一個重要因素也不可忽視，這就是讖緯。
221年，秦始皇東巡，過江。望氣的人說：「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出於吳，而金陵之地，有王者之勢。」於是秦始皇就改金陵曰秣陵，因鑿鐘，斷金陵長隴以通流，至今呼為秦淮至吳，又令囚徒十餘萬人掘污其地，表以惡名，故曰囚卷縣，現在稱嘉興縣。在《史記》、《宋書》和《建康實錄》都記載同樣的史事，很明顯是想說明孫氏稱帝是五百年前上天安排的。
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這是孫吳政權從天命觀的角度，進一步說明在漢代已經在江東出現某些帝王的徵兆，這是為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尋求依據。「昔秦望氣者雲，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考其歷數，尤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秦淮和嘉興是有的，秦始皇確實對金陵的王氣採取過一定措施。孫權正式稱帝在229年，距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尚差五十年，考其歷數，尤為未及，孫權還是把它拉來當作上感天命下應人心的證據。
因為江南金陵有天子氣「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
孫皓在位十幾年，在政由己出，皇權強化之後就想建功立業以便提高自己的聲望，於是圖謀遷都並進而北伐。任何朝代遷都都是一件大事情。但是孫皓登基不久，便著手遷都武昌。孫皓何以如此輕率。究其原因有三：
一當時蜀漢滅亡不久，西部邊防壓力大。
二是孫皓意欲強化皇權，減少其在建鄴的勢力的牽制。
三是孫皓迷信讖緯，《孫皓傳》注引《漢晉春秋》：「初望氣者雲荊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孫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塚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雲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
但是孫皓的遷都，遭到了朝臣的激烈反對。吳孫皓寶鼎元年(266)春夏旱，是時皓遷都武昌，勞民動眾之應也。這也說遷都是勞民傷財不合時宜。吳孫皓時，嘗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皞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為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遷建業，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宮，增修苑囿，犯暑妨農，官民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皆冒之。此治宮室飾台榭之罰，與《春秋》魯莊公三築台同應也。班固曰：「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谷不熟，皆為稼穡不成。」
孫皓初，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這是人民利用讖緯來詛咒孫皓，不希望遷都武昌。運用讖緯來分析孫吳政權定都和遷都的原因，既活躍了課堂氣氛，又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當然也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