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吳魏逍遙津之戰及其影響
建安二十年(215)，孫權親自率領十萬大軍北上攻打曹魏江北重鎮合肥，曹魏名將張遼在合肥逍遙津以七千破敵十萬，東吳慘敗而歸。逍遙津之戰是三國時期東吳對曹魏發動的一場重要戰役，是三國前期東吳發動的歷次戰役中規模最大、兵力最多的一次。逍遙津之戰東吳的失敗，進一步促使東吳改變聯劉抗曹的方針。戰後東吳採納了呂蒙的策略，襲取荊州以鞏固長江一線。以往史學界對三國時期戰爭的研究多集中在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這三國時期的三大戰役上，對逍遙滓之戰這場同樣以少勝多的戰役則研究偏少。從戰役的規模及其歷史意義來看，逍遙津之戰均比不上上述三大戰役，但逍遙津之戰對魏、蜀、吳三方之間的關係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它促使東吳的政治和軍事策略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通過對逍遙津戰役及其影響的分析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了解三國時期各國政策和外交關係是如何變化的。
有關逍遙津之戰的記載主要見於《三國誌》卷17《張遼傳》和《三國誌》卷47《吳主傳第二，孫權傳》等文獻，另散見於李典、凌統、甘寧、潘璋等雙方主要參戰將領的傳記中。史載：「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遼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沖壘人，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吳魏逍遙津之戰，魏將張遼以七千守軍破東吳十萬大軍，使東吳大為震動，以至於後來張遼抱病隨曹休南征時孫權仍「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
建安二十年(215)，孫權趁曹操用兵漢中之機，親自率領大軍北上攻打戰略要地合肥，逍遙津之戰爆發。關於這場戰役東吳所用兵力，《三國誌》卷17《張遼傳》明確記載「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 …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在張遼死後，魏文帝追念張遼、李典在合肥創下奇功，下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從「俄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破賊十萬」中都可看出東吳當時圍攻合肥動用了十萬兵力。
然而，在三國時期有名赤壁之戰中，東吳卻只投入了三萬兵力。有三則材料可以說明：
其一，據《三國誌》卷35《蜀書五，諸葛亮傳》載：曹操南征討伐劉備之時，諸葛亮用一番精闢的說辭打消了孫權的顧慮，孫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諸葛亮詣先主，併力拒曹公。
其二，在《三國誌》卷54《吳書九，周瑜傳》裴注引《江表傳》記載：周瑜請見孫權要五萬兵馬退敵，孫權卻撫背說：「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
其三，據《三國誌》卷32《蜀書二，先主傳》裴注引《江表傳》記載：「(劉備)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赤壁之戰從周瑜請兵五萬來看，孫權確有十萬之眾。但是，孫權卻只給周瑜三萬兵馬用於對抗曹操。
三國時期另外一場著名戰役吳、蜀夷陵之戰中，東吳也不過動用了五、六萬兵力。《三國誌》卷58《吳書十三，陸遜傳》記載：「黃武元年(222)，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在此之前，孫權於延康元年(220)遣步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後來又移兵益陽。劉備東下時，曾遣馬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諸縣及五溪民皆反為蜀。益陽和武陵臨沅相鄰，不難看出，孫權命步騭到益陽，目的就是鎮壓五溪蠻，支援陸遜。那麼夷陵之戰中，吳方出動的兵力，有據可查者是六萬。偏師一萬人，由步騭率領，主力五萬，由陸遜節制。
赤壁之戰和夷陵之戰對東吳一方都具有生死存亡的意義。赤壁之戰，東吳只投入了3萬兵力，夷陵之戰也不過5~6萬，但為了攻打合肥，東吳方面卻投入了10萬大軍，這反映了東吳對合肥的高度重視以及北上攻曹的決心，同時也應該視為此時東吳方面的兵力出動上限了。從赤壁之戰諸葛亮去說服孫權時，孫權說：「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可以看出，赤壁之戰時，孫權當時的總兵力也就是十萬多一點。赤壁之戰發生在建安十三年(208)，而逍遙津之戰則發生在赤壁之戰的七年之後即建安二十年(215)，東吳當時還沒有奪取荊州、征服山越，奪取荊州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而征服山越是在嘉禾三年(234)，東吳的勢力範圍當時並沒有擴大多少，並且短短七年時間，東吳總人口數也不會有太多增長。故東吳此時的總兵力與赤壁之戰時不會相差太多，也就是十萬左右，不會有多大增長。但讓東吳方面想不到的是，這能出動的10萬最大兵力數量，竟然還是被張遼的7000人馬打得慘敗而歸。
赤壁之戰孫、劉兩家聯手大敗曹軍，推動了、孫劉結盟。赤壁之戰後，孫、劉兩家為了維繫聯盟多次採取了彼此呼應的軍事行動。同時兩家也在明爭暗鬥。
建安十三年冬，孫權、劉備乘赤壁大捷，主動進攻曹魏。在淮揚方向，孫權率軍攻打合肥，圍攻四個月不克；在荊襄方向，周瑜攻克江陵，孫權以周瑜為南郡太守；劉備則進兵江南，取荊州江南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
建安十四年，劉備駐兵公安，上表孫權為徐州牧；孫權表劉備為荊州牧，並嫁妹與劉備。
建安十六年，孫權遣周瑜水軍駐夏口，欲與劉備共取蜀。劉備欲自圖蜀，託言劉璋為宗室，不接受孫權的建議，孫權召回周瑜水軍。
建安十八年，曹操率四十萬步騎進軍濡須口，孫權率軍七萬抵禦。曹操攻破孫權江西營，但受阻於濡須，兩軍相持月餘，曹軍撤退。曹操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建安十九年，劉備命關羽留守荊州，使諸葛亮率張飛、趙雲領兵入益州，和劉備會師合圍成都。之後，孫權攻克皖城，曹操舉十萬之眾再征孫權，無功而返。至此，孫、劉併力，劉備得益州；孫權攻克皖城，築起了江北防線。
建安二十年，孫權派諸葛瑾向劉備索求荊州江南四郡，劉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與此同時關羽盡驅東吳派至四郡的官吏，孫權大怒，派呂蒙領兵兩萬取江南三郡。劉備也不甘示弱，自「引兵五萬下公安」，雙方內戰一觸即發。恰在此時，曹操佔領漢中，大有南取益州之勢。為鞏固新佔之益州，劉備向孫權請和，以湘水為界與孫權中分荊州，湘水以東長沙、江夏、桂陽屬孫權，湘水以西南郡、零陵、武陵屬劉備。孫劉聯盟重修舊好。
孫劉聯盟重修舊好後的同年，兩家再度展開彼此呼應的軍事行動。在漢中戰場，「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邰等戰於瓦口，破邰等」。孫權則趁曹操用兵漢中之機，親率大軍直撲合肥。可惜，孫權的十萬大軍攻打合肥，卻被張遼的七千守軍所破，連孫權本人也差點為曹軍所俘，幸賴凌統、甘寧、呂蒙等人奮力死戰，才得以脫身。赤壁之戰後，孫、劉兩家為了維繫聯盟多次採取了彼此呼應的軍事行動。從東吳方面來講逍遙津之戰無論是從規模上還是兵力上都超過了東吳之前的歷次軍事行動，是赤壁之戰後東吳為維繫孫劉聯盟共抗曹魏所採取的最大一次軍事行動。
逍遙津之戰不僅使東吳在軍事上遭受重創，其更深遠的影響在於使東吳君臣開始重新考慮己方的政治軍事策略。逍遙津之戰後，東吳內部展開了取徐州還是取荊州的討論。東吳主要將領呂蒙明確提出應放棄攻打徐州，轉而採取襲取荊州全據長江一線的策略。他指出，「今操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孫權對此深以為是。
在逍遙津之戰前，東吳的戰略重點主要放在淮揚、徐州方向。但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戰略地位顯要，曹魏在此駐有重兵。且徐州地處蘇北平原，地形一馬平川，利於曹魏騎兵部隊作戰。而東吳向來以水軍作戰見長，騎兵力量則遠非曹魏對手，故對於東吳來說，徐州難攻更難守。而在淮揚合肥方向，東吳方面多次重兵圍攻，均以失敗告終，而尤以此次逍遙滓之戰為最。在既無力向江北發展，又要力圖自保的情況下，孫權採納了呂蒙襲取荊州全據長江的現實主義戰略。而要實行此戰略，首先必須緩和此前同曹魏之間的緊張關係。故在曹操於次年再度出兵濡須之際，孫權派都尉徐詳見操請降，魏、吳修好，轉而注目勢力暴漲的劉備集團，集中力量準備奪取荊州。
荊州歷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三國時期魏、蜀、吳的主要謀士都從戰略高度闡述了荊州的重要性。諸葛亮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並進一步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對策略。魯肅則說：「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並為東吳制定了「劃江而治，以觀時釁」的國策。荀或則認為：「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指出佔領荊州是曹操統一天下路線圖的關鍵一步。
從上述三人的言論可知，荊州若在劉備手中，蜀漢便可從荊州和益州夾擊中原，實現「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目標。荊州若在孫權手中，孫權便可依長江天險，鼎足江東，與曹操、劉備相抗衡，進而謀取天下。荊州若在曹魏手中，曹魏便可雄據長江上流，順江而下，吞併江南，一統天下。荊州猶如曹魏統一天下的利爪，猶如蜀國的左臂右膀，而對於東吳來說，則猶如它的咽喉。
荊州對東吳的意義，較之曹魏和蜀漢更為重要。可以說荊州構成了東吳的立國之基，無荊州則東吳不足以自保，亦不足以立國。從地圖上看，長江綿延萬里，是南北雙方的天然地理分界線，也是南方政權維持戰略守勢的天然邊界。而以長江天險形成的防禦線一般是以三峽為始，直至長江人海的一個相互呼應的整體。荊州地處長江上中游，正是長江整體防線的龍頭，在南方政權保持國家獨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呂蒙曾一再指出荊州對拱衛江東政權的重要性，「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只要奪取荊州，「竟長江所極」，長江天塹就能為吳所有，東吳就可憑藉長江天塹，確保其立國基地的江東無虞。故要保東吳政權，就必須保荊州。因而作為江東屏障的荊州自然成了東吳勢在必爭的禁臠。
公元216年冬，曹操進攻濡須。次年春，孫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處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東吳的外交為什麼會突然出現這樣的大轉彎呢？解釋只有一個，結好曹操，為佔領荊州避免兩線作戰做準備。公元219年，關羽率軍北伐，圍攻襄樊，水淹七軍，威震華夏，以至曹操打算遷都洛陽，以避關羽之鋒。關羽與曹魏之間的惡戰為東吳襲取荊州提供了有利時機，孫權乘機向曹操提出「乞以討羽自效」。曹操謀士趙儼指出孫權的意圖是「權邀羽聯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恤因變，以觀利鈍耳」。但曹操雖然知道孫權的意圖，卻想借孫權之手除掉關羽而坐收漁翁之利。由於孫權已向曹操稱臣，解除了兩線作戰的顧慮，故呂蒙得以用白衣渡江之計成功地襲取荊州，擒殺關羽。緊接著孫權又遣校尉梁寓使魏，並奉獻禮物，以試探曹操的態度。結果是曹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從而在事實上承認了孫權佔領荊州的合法性。東吳變聯劉抗曹為聯曹制劉，不惜向曹魏稱臣的現實主義外交策略配合軍事偷襲和政治攻心，終於實際了奪取荊州、全據長江的戰略目標，使東吳鼎足江東有了堅實的根基。
總之，逍遙津之戰後，東吳對己方的外交、軍事策略作出重大調整，改變了主攻淮揚、徐州的軍事策略，而採納呂蒙「襲取荊州，全據長江」之策，將荊州作為己方的戰略重點。這一重大策略調整對後來魏、蜀、吳三方關係的走向起了重要的作用。之後東吳成功襲取荊州，擒殺關羽，導致吳蜀聯盟破裂，東吳、蜀漢交惡，東吳全面倒向曹魏，以致引發後來吳、蜀之間的夷陵之戰。
綜上所述，逍遙津之戰是三國時期東吳對曹魏發動的一場重要戰役，是赤壁之戰後東吳為維繫孫劉聯盟共抗曹魏所採取的最大一次軍事行動。逍遙津之戰東吳的失敗，進一步促使東吳改變聯劉抗曹的方針。逍遙津之戰後東吳採納了呂蒙的策略，襲取荊州以鞏固長江一線，從而對魏、蜀、吳三方之間的關係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