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用哪兩道遺囑保住劉姓江山四百多年
呂后問高祖曰：「陛下百歲之後，蕭相國既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劉邦所立的遺囑可謂環環相扣，百密無一疏。兩道遺囑不但是漢初政局的直接反映，也是漢朝後來發展的指示燈。人事安排的遺囑使漢朝劉氏江山得以穩固，而白馬之盟，更是讓劉姓江山延續了三百七十年。劉邦的遺囑，有一小部分是對秦朝歷史的反思，更大一部分是對當時形勢的總結。
漢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四月中旬，六十二歲的劉邦躺在床上等待死神的到來。此時朝廷內外，皇宮內外氣氛很不正常。皇宮外的重臣們知道皇帝命不久矣，但無計可施；經常在劉邦病榻前伺候的呂后不知夫君到底還有什麼打算，也是忐忑不安。一天晚上，她走近劉邦，試探地詢問還有什麼遺言，劉邦不回答。她只好以政治家的身份追問道：「您走後，丞相蕭何也死了，誰還能承擔百官之主的重任？」
丞相一職在秦時就已經成為百官之首，是名副其實的政府首腦。而皇帝只不過是皇族的首腦，一個皇帝如果不是昏庸透頂，那他對丞蕭何像漢高祖像相一職應該有著清醒的認識：丞相為皇帝服務，但卻直接管理百官，也就是政府。如果說皇帝是一個國家的代言人，那麼丞相就是讓這個國家運轉起來的指揮人。所以一向有政治頭腦的呂后開門見山，直接把最關鍵的問題挑了出來。劉邦雖然已將死，但大腦仍很清醒。於是他說出了第二道遺囑(第一道遺囑是指白馬之盟)。
他回答呂后：「曹參。」
呂后又問：「之後呢？」
劉邦道：「王陵。」但隨即又補充道，王陵這個人有些迂愚剛直，可以讓陳平幫他。陳平智慧有餘，但是難以獨當重任。所以一定要用周勃來幫他。而周勃可以做太尉。也許外人會認為周勃缺少文才，但是客觀地說，將來安定劉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呂后心裏有些不高興，尤其是最後一句話，什麼叫安定劉氏天下？她又問道：「這些人都死掉了，誰還能代替他們呢？」
劉邦高深莫測地回道：「那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事了？」劉邦心想你也活不到那個時候了，操那麼多心幹嗎？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劉邦死在長樂宮，政治家呂后秘不發喪，她把理由說給幸臣審食其聽：「朝廷元老大臣當年都與皇帝平起平坐，北面稱臣就怏怏不樂，現在要讓他們在我兒劉盈面前俯首稱臣，心中定然更是不服，若不統統將他們誅殺滅族，天下恐難安定。」
審食其沒說好也沒說不好，但曲周侯酈商聽說這件事後就大叫不好，他告誡審食其說：「太后要殺人，絕對不好。陳平、灌嬰在滎陽有大軍十萬，樊噲、周勃在燕、代有大軍二十萬，若聞諸將遭誅，必定聯兵回攻關中。到時候大臣內叛，諸侯外反，高祖基業就煙消雲散了。審食其聽罷，立時感到事態異常嚴重，不敢有絲毫耽誤，急忙進宮去找呂后匯報。呂后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她能分清事情的輕重，從而改變了初衷。
於是她按照劉邦的遺囑，在蕭何死後，任命曹參為相。之後又陸續任命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太尉。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劉邦遺囑中所提到的幾位可以重用的大臣以及他們的排名順序：曹參—王陵—陳平—周勃。
曹參是劉邦堅定的追隨者。在對秦軍、項羽及叛軍的無數次戰鬥中，他立下了汗馬功勞。但這並非是他被劉邦看好的因素，劉邦之所以看好他，是因為此人好黃老之學，並懂得進退周旋之道。果然曹參接任相國後，無為而治「蕭規曹隨」。表面上來看，這是黃老之學和當時的漢朝政局所要求的。深一層來講，他不能攪動呂后掌管的漢政權，因為當時的形勢是，呂后隨時都會掀起一場宮廷政變。
曹參之後的王陵，治國能力並不強，但此人寧肯掉腦袋也不會放棄原則，使得呂后往往在一些為自己家族爭取利益的情況下碰軟釘子。呂后在這種情況下去詢問陳平，陳平是個詭計多端、保身有術的家夥。他滿口答應呂氏的一切意見，而背地裏卻跟周勃聯繫緊密。這正是劉邦的英明之處，陳平雖然足智多謀，但他沒有軍權，而太尉周勃正彌補了這一缺陷。呂后去世前，呂氏的勢力已經達到頂峰，作為丞相的陳平和作為太尉的周勃幾乎被排擠得無事可幹。可當呂后一死，在諸呂欲作亂之時，陳平立即跳了出來，因為深諳保身之術的他知道，一旦呂氏得了天下，他陳平就只能等死。所以他立即聯合掌握帝國軍隊的太尉周勃和劉氏宗室成員，迅雷不及掩耳地誅滅了諸呂。劉邦說：「安定劉氏天下的」必是周勃，果然言中。
但是僅憑這道對人事安排的遺囑，劉邦就有那麼大的自信保住劉氏天下嗎？劉邦對呂后的瞭解，恐怕要遠比我們深刻得多。呂后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女政治家，難道僅憑這張人事安排的網，劉邦就自信能罩住呂后？稍有常識的人通過劉邦立的人事安排遺囑，都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劉邦把遺囑交付呂后，本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和秦始皇交託給趙高的遺囑一樣，這也是一個信息的單向傳遞，在漢初政局不穩的形勢下，發生問題的概率非常之大。
尤其是當太子劉盈是個懦弱怕事之人的情況下，確切地說太子劉盈會成為懦弱者，完全拜劉邦所賜。劉盈在童年時曾受到過兩次很嚴重的驚嚇，第一次是項羽的軍隊對劉邦的家鄉進行大掃蕩，擄走了劉盈的祖父和母親。當時小劉盈不過五歲，因為個子小而藏在草叢裏倖免於難，但驚嚇是肯定有的。第二次更是可怕，他跟著劉邦躲避項羽的追殺，而劉邦嫌車上載重太多，影響逃命，於是按照胖瘦的次序，將劉盈姐弟從車上踹下去。那可是親爹啊，親爹把自己從車上踹下來送給了前來追趕的仇人。任何人都不能接受這種「連摔帶嚇」，從此以後劉盈有一種很「寶貴」的性格：懦弱怕事，一遇事就如驚弓之鳥。
劉邦在太子一事上曾想過動大手術，拿下劉盈，立他最寵愛的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意為太子。但是在劉盈母親呂后和眾大臣的反對下，他最終沒能成功。在劉邦看來，因為要被廢掉的是呂后的親生兒子，在「母以子貴」的傳統下，呂后的反對於情於理都說得過去。可連大臣也反對，劉邦就覺得很納悶。雖然大臣們給出的理由是廢黜太子關係到國家安危的大事，但劉邦覺得這種理由並不充分。
呂后當然有控制劉盈的想法，而那些大臣們也未嘗不做如是想。即使這些人沒做如是想，現實情況也確是如此。當時的情況是，能夠危及劉盈執政的勢力一個是以呂雉為代表，包括呂澤、呂產、呂祿叔侄在內，我們稱其為「後黨」。另一個是以蕭何為代表，包括曹參、周勃、灌嬰在內，我們稱其為「相黨」。雙方都與劉邦至親至密，劉邦實在不能將他們明目張膽地幹掉。但劉邦有他自己的一套辦法，這種辦法也只有流氓才可以想得出來。
在遏制「相黨」上，劉邦為劉盈培育了一位剛毅堅忍的母后，而且母后的身邊還有一群能征善戰的「後黨」！在「後黨」的遏制下，由於蕭何羽翼頗豐，威望又高，劉邦就逼其臟汙自保，給他戴上「與民爭利」的帽子，使他得不到百姓的擁護。同時他又把呂后的妹妹嫁給了大將樊噲，讓蕭何不能指揮，在經過一番動作後，劉邦的預想達成了。
首先，兩股勢力互相牽制、互相制衡，誰也不能奈何誰，誰也不能消滅誰。「相黨」的人如果有非分之想，就要考慮考慮呂后；而呂家如果有人存非分之想，那必須要看看丞相是什麼態度。這也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在漢朝時期丞相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只要呂氏肯按照劉邦的意思來任命丞相，那麼漢帝國就會按照這些丞相的意思向前走。
但是劉邦的這種牽制藝術之所以能得逞，是因為他在上這一道保險前早已經上了另外一道保險。這道保險就是誅滅異姓諸侯。我們還是先從漢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初說起吧，在這一年，劉邦擊敗了造反的淮南王英布，帶著箭傷返回長安。這是他最後一次親征造反的諸侯王，再過四個月，他就要死掉了。路過老家沛縣時，大概是衣錦還鄉的思想作祟，又或是箭傷與旅途勞頓的折磨，他堅決要住下來，並傳出旨意，要與家鄉父老同樂。
這一年，劉邦已六十二歲，但並沒有因為年齡而使他與鄉親們歡宴談笑的興致減少。他找來家鄉所有的人，擺下酒，殺掉數口豬，宰掉數隻羊，所有花銷都算在他賬上。就是當年欠下的許多酒錢，他也數倍奉還。在玩樂了十多天後，他堅持要走，鄉親們堅決不讓，他只好又在路上搭起帳篷，痛飲三日。中國人的鄉土觀念歷來是世界之最，一個人在外取得成績後必要榮歸故裏。當初的那位漢子項羽在滅掉秦國後，便堅持東歸，並且說出了那句流傳千古的名言：「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
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還鄉」情結，使得許多做出成績的中國人回到家鄉後不僅僅是吃喝玩樂，理所當然，取得了天下的劉邦當然不僅是跟鄉親們吃喝那麼簡單了。他先是組織了—個一百二十人的少兒合唱團，並親自寫下了「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歌詞，在歌唱時，他擊築並親自領唱完後，突然放聲大哭，哭完，又跳起舞蹈。最後傾吐了對故鄉的深情：「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
衣錦還鄉，自然要作威作福一番，劉邦自然也不例外，他大肆報復了豐邑背叛他的積怨。本來劉邦祖居豐邑，後來遷居沛邑。起事後劉邦自立為沛公，領兵攻佔豐邑，讓雍齒留守，雍齒卻叛歸魏國。因此榮歸故裏時，他免除了沛邑的賦稅，卻不肯給豐邑同樣的待遇。與其說這是報復，倒不如說這是他在老家顯示他皇帝的權威。
劉邦還鄉大概是漢初政局的一個縮影，這倒並非因為他的吃喝與炫耀，而是他的那首《大風歌》，從文學角度來講，這三句歌詞足可以立足於中國文學之林。劉邦根本就不是文士的料，他能寫出《大風歌》，只是在特定環境裏，他的主觀內心與客觀現實猛烈撞擊下真情滾湧的宣洩。我們大概還記得項羽臨死前寫下的那首《垓下歌》，這兩首歌都是武夫在自己的非凡人生歷程行將結束時，對眼前處境的強烈體驗以及瞻念前途所產生的憂患與困惑。
有人說，劉邦的《大風歌》是一首勝利者之歌，如果仔細品味其中的含義，就會發現，這首歌其實是一首勝利者的悲歌。特別是最後一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體現了劉邦本人對自己做了七年皇帝的一個總結，從而讓我們看到了漢初政局諸侯造反的現實，它同時也成為劉邦不久後所立政治遺囑的思想基礎。
「猛士」是誰？就是那群諸侯王，那麼他既然殺掉了那些諸侯王，當初為什麼要立呢？一切事情又都該從秦始皇說起。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圍繞分封與郡縣的問題，秦帝國的大臣們展開了激烈的論爭。秦始皇最終選擇了李斯提出的郡縣制，理由是，天下之所以苦戰不休完全是因為有侯王。
劉邦在與項羽爭鬥的四年裏，也實行分封制。一個人再愚蠢也不至於重蹈覆轍，劉邦之所以分封，的確是迫不得已。為了爭取與項羽對抗的力量，他只能把一些手握重兵的人封為諸侯。在這一時期，他封了韓信、彭越等八個異姓王。可他同時也實行郡縣制，就是在與項羽爭奪天下的同時，他已將自己的領土設置了十八個郡。也就是說，劉邦開始並沒有分封異姓王的想法，這也成為天下大定後，他逐個誅殺異姓王的理論基礎。劉邦本就是一無賴，他既然可以不受傳統意識和規範的束縛，根據政治的需要實施分封，當然也可以不受傳統意識和規範的束縛，根據政治的需要削除諸侯。
楚漢相爭的兩名主角項羽和劉邦之所以說劉邦不受傳統意識和規範的束縛，是因為他所封的王並非是按照一定規則和制度來分封，而是完全出於政策與策略的需要。確切地說，這些被封的王完全是劉邦的一件工具。「王」這個尊貴而又權威的字成了劉邦隨意的脫口之物。燕王臧荼遠居幽燕之地，劃地自守，在劉邦與項羽爭鬥時，他明智地站在了劉邦一邊，劉邦自然要承認其諸侯王的地位。趙王張耳因在趙地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所以劉邦在平定趙地後就立他為王。韓王信本是一名普通的韓將，雖主動追隨劉邦到漢中，但似乎並沒有表現出特別之才，也沒有立功的記錄。劉邦之所以封他為韓王，是因為看中了他韓王孽孫的身份，考慮到由他去安撫韓地，比選派其他人更有利。這三個人的功勞根本不能與曹參、周勃等漢初功臣相比，卻被劉邦封為王，個中玄機一目瞭然。
當漢帝國初成，天下似乎已定，劉邦骨子裏的無賴本性萌發了。從漢高帝五年(前202年)二月初三即位，直到漢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四月二十五日病死於長樂宮，劉邦這七年時間實在是太忙了，忙著給那些異姓王加罪名，忙著將他們剷除。在這七年時間裏，平定叛亂或懲處反叛者的事年年皆有，有時一年不止一起。這些反叛者不同於往日的項羽，都是劉邦自己的臣僚，且多是幫他打敗項羽奪得天下的功臣，有的甚至是他的嫡系親信。該背叛他的背叛了，他逼著人家背叛的也背叛了，就連絕對不應該背叛他的也背叛了，劉邦在這七年裏可謂生不如死。當年他與項羽對陣時那種從容詼諧的勁頭，從此不復存在。
諸侯王們造反，劉邦就四處平叛。先後征討或懲處了故臨江王共獾、燕王臧荼、韓王信、趙王張敖和趙相貫高、代相陳豨、由齊王徙為楚王又貶為淮陰侯的韓信以及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盧綰。在此期間，劉邦身受怒火中燒的精神煎熬和鞍馬勞頓之苦自不必說，還曾被匈奴圍困七日，險些死掉；路過趙地時，又險些被人要了性命；討伐英布時又被流矢所傷。什麼樣的人能經受住這樣大的風浪？恐怕也只有漢高祖劉邦了。
毋庸贅言，漢初功臣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是歷朝之最。因為劉邦只是把這些人當成了一種工具，所以在劉邦千方百計的逼迫下，這些諸侯王不得不走上反叛之路。韓王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王信之立完全是劉邦出於安撫韓地的考慮。天下一定，韓王信不僅沒有多少利用價值可言，而且因居於漢朝勁兵之地，總讓劉邦心裏不舒服。他先是以匈奴威脅邊境而讓韓王信戍邊，韓王信的才能自然不能抵擋匈奴的騷擾，於是他向匈奴求和。劉邦大笑，以此為借口，徙韓王信於太原郡。太原郡無兵無糧，又擔負著抵禦匈奴的重任，韓王信的處境無異於死囚。至於韓信、彭越、英布都是劉邦直接或間接殺掉的。
歷來開國皇帝大肆殺戮功臣，沒有比劉邦更殘忍的，只有後來的朱元璋能望其項背。劉邦與朱元璋一樣，在他們通往皇帝的路上，因為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所以隊伍中人員成分混雜。就像是熬中藥，許多種藥材都被扔進鍋裏，但等熬成後，藥材就會被扔掉，只喝熬出來的藥汁。劉邦聯合背楚依漢的諸侯王如燕王、韓王、趙王等，承認其封邦，讓其割地稱雄。對項羽的降將，加以籠絡，封韓信為齊王、彭越為梁王、英布為淮南王等。在他統一全國前，他所建立的六十二郡中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只有十五郡，那些異姓王對劉邦的皇權威脅之大，人所共知。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讓劉邦對異姓王作出了進行誅殺的決定。他大喊大叫「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實最根本的叫喊是：這些猛士是最合格的守衛四方的料，但卻不得不死。
緊接著，他又為自己的帝國加了另一道保險。漢高帝十二年(前195年)三月中旬，離劉邦去世還有一個月時間，劉邦拖著重病之身將朝廷重臣和他的老婆呂后聚集在一起，殺掉了一匹白馬，對天盟誓。這就是在漢朝歷史上影響極為深遠的白馬之盟。白馬之盟共有兩個內容，第一，(對大臣們發誓)國以永存，施及苗裔(只要漢帝國存在，大臣們及其子孫就永遠有酒喝有肉吃)。第二，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也就是說，非皇族成員不得封王，如沒有軍功者不得封侯。
劉邦的這一招非常高明，他是把跟自己在一起反秦和楚漢之爭中共甘苦的布衣將相們及其子孫的命運和漢帝國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讓他們為維持劉氏統治而無怨無悔地奮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白馬之盟的兩個內容構成了一個整體，漢帝國對功臣諸侯們的厚待既是對其過去功勞的報酬，又是實現「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的基礎，後者則是劉邦白馬之盟的最終目的。
白馬之盟由此而成為漢帝國(包括東漢)的尚方寶劍，任何對漢帝國有想法的人都要在這柄劍下思量再三。不久這柄劍就發揮了作用。劉邦死後，呂后想要封她的親戚為王，丞相王陵立即跳了出來，高聲叫喊並指責陳平與周勃：「你們難道忘了當初與高帝歃血而盟的事了嗎？現在高帝死了，呂后想要違反高帝之盟，你們卻不制止，他日在陰間，你們有何面目見高帝？」
雖然呂后的提案最終還是強行通過，但王陵的這一態度至關重要，有了王陵的這一態度，分封諸呂的行為就永遠是違法的。這樣的前提就為將來誅滅諸呂奠定了現實基礎。呂后自然知道白馬誓詞的重要，就在臨終前，她對自己已經被封為王的兩個親戚說：「老皇帝當初與大臣有約，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我快要死了，你們一定要小心從事。」事情果然如她所料，當周勃在軍營振臂一呼，呂氏瞬間土崩瓦解。
許多年後，漢景帝的王皇后唆使景帝封自己的哥哥為侯，時任丞相的周亞夫又把白馬之盟拿出來，漢景帝只好作罷。漢成帝時，外戚王氏當政，大臣們乞靈於劉邦的白馬之盟又把陰陽五行之說拿出來，最終迫使極不安分的外戚大將軍、大司馬王鳳辭職。由此看來白馬之盟的誓詞簡直就是一道維護劉氏政權的護身符。
到了東漢白馬之盟依舊發揮作用，章帝時皇帝幾次要封皇太后的兄弟為侯，這位老太后都以白馬之盟而婉言謝絕。安帝時朝陽侯劉護的從兄劉環因娶安帝乳母王聖的女兒伯榮為妻，而襲劉護爵位。當時的大臣楊震上疏道：「我聽說高祖與大臣有白馬之盟，非功臣不得封，劉環無功，怎可得爵位？！」靈帝一朝，皇帝濫封宦官，大臣呂強上疏陳詞，其所依據的仍舊是劉邦與群臣的白馬之盟。
事實上白馬之盟的作用不僅僅如此，就在王莽托古改制，想要建立「王朝」時，被他逼瘋了的農民和豪強地主們都以「漢後」之名起兵。這些人之所以這麼齊心，與白馬之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的深入人心有著密切的聯繫。當時最強大的造反大軍綠林軍提出的口號就是「立劉氏以從人望」，找了個飯桶劉玄做皇帝。而當有人建議劉玄效仿當初劉邦大封諸侯時，飯桶皇帝居然說道：「當初高祖說，非劉氏不王。」
我們說劉邦並不是神，也不是預言家。他與大臣們殺白馬而盟，極大的原因是以秦亡的歷史為借鑒，以異姓諸侯王的基本被剪滅為前提和以一批功勛卓著的布衣將相功臣為基礎，這也就是劉邦(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講為偉大的人物)為鞏固劉氏統治採取的最後一個影響深遠的戰略性措施。這也正是他最後那道遺囑能讓漢朝江山姓劉的最根本原因。
一個王朝往往要借鑒前朝的政治得失，漢朝自然不例外。劉邦在廢掉異姓王的同時，又大封同姓王。同時，他又實行秦朝的郡縣制。可以說，西漢是一個實行「郡」、「國」並存政治制度的王朝。這主要緣於劉邦對歷史的看法，他認為周王朝亡於分封，而秦王朝亡於不分封如果封國林立，到處都有皇族成員，陳勝、吳廣就不可能成功地起義。所以，劉邦採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一方面保留秦王朝的郡縣制，另一方面則恢復了周王朝的分封制度。
同時規定，封國與縣互不幹涉，封國享有獨立的行政權和軍權。名義上，它和縣一樣都歸中央政府領導。但他死後不久，封國和中央政府之間就開始了離心現象。這種現象被很多人發現，到了景帝時，大臣晁錯就極力主張把封國的面積縮小，把封王的權力減少，後元三年(前141年)，這一主張終於導致了漢朝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七國之亂。
這七國當時都在帝國的東方，並且實力相當雄厚。他們一宣佈叛變，並付諸實踐時，帝國的半壁河山立即喪失。景帝大為驚恐，他的確沒有想到自己的對手如此強大，他懊悔自己的孟浪，更對自己的祖宗劉邦搞的這個分封制度而痛苦不已。當時，七國提出的兩個口號，一是殺掉晁錯，一是退還削去的土地。景帝全部接受，晁錯被腰斬於市，隨他而去的還有他的三族。
七國的聯軍並不因中央政府的屈服而停止行動，領導這次鬧事的老大劉濞坦白地說：「我自己要當皇帝。」當他的軍隊逼近洛陽時，帝國方面找出了能打仗的周亞夫，此人就是當年穩固劉氏江山的太尉周勃的兒子。只用了兩個月，周亞夫就切斷吳楚聯軍糧道，吳楚聯軍饑疲撤退，周亞夫銜尾追擊，吳楚聯軍大敗。吳楚聯軍是叛軍主力，吳楚聯軍既敗，吳楚二國即滅，其他各封王或自殺或被殺，來勢洶湧的七國之亂，轉瞬平息。
七國之亂雖然被平息，卻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如果不是七國聯軍的老大劉濞指揮不當和剛愎自用，鹿死誰手還真不好說。如果劉濞真的鬧事成功，中國勢必回到戰國時代的割據局面，互相吞併，戰爭不休。但他失敗了，他的失敗結束了自劉邦以來的分封制，西漢王朝順利地突破瓶頸，統一形勢更加堅固。
景帝乘此機會收回各封國的行政權和軍權，在封國掌握大權的不再是「封王」，而是國相封國的宰相國相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中央政府遂成為真正的大一統政府，為後來的漢武帝建功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大概是劉邦最蹩腳的一個戰略部署，他當時還以為這又是鞏固劉氏江山的一道舉措。但這一蹩腳的舉措險些就毀掉了他辛苦創下來的基業。或許這就是漢朝的命運，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些時候，一件事情的成敗或多或少有「命」在裏面起作用。事情如此，人更是如此。
就在漢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四月份，劉邦重病不起時，呂氏出於夫妻之情，在宮外請了一名醫生來給他看病。診視後，他問這位醫生，還能治好不？醫生回答，可治。這位醫生本以為會得到誇讚，想不到的是，劉邦在床上抽風一樣大叫道：「老子我以平民之身提三尺劍取天下，這是命。而現在我就要死了，這也是命。即使扁鵲在世，他能與命抗爭嗎？」說完這些話，他就讓醫生滾蛋了。
「命」這個字被劉邦說出來，更有說服力。就是這麼一個人，如果不是秦末農民大起義，如果不是陳勝的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吶喊而讓無數布衣放下了平民「與王侯無緣」的包袱參加了他的隊伍，他怎麼可能打敗項羽，奪取天下？！要知道，在他之前，是根本沒有任何一位平民能當上王的。實事求是地說，這位被歷史上許多人稱之為無賴與私生子的人把「皇帝」做得倒是不錯。公元前206年，劉邦攻破函谷關，子嬰迎降於軹道旁，統一天下不到十六年的秦朝潰滅。四年後，劉邦大會諸侯，圍項羽於垓下，西楚霸王自刎烏江，楚亡漢興，天下至此初定。
第二年，皇帝劉邦置酒洛陽南宮，問了群臣這樣一個問題：「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秦、楚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即使出身草莽如劉邦者，也在反思一個帝國的興亡之變和長治久安之道。早在破秦之初，劉邦把亡秦之因歸於「苛法」。當高起、王陵把成敗關鍵歸於現實的物質利益刺激時，劉邦則自我總結為善用人才。以暴力推翻了舊政權，卻不能用赤裸裸的暴力來證明新政權的合法性，與此同時，出身低微的統治者也必須利用一種簡便易行的思想體系，來指導施政方針的制定與執行。
這個時候，蕭何站了出來。在劉邦忙於與諸侯周旋時，漢帝國的內政全由蕭何負責。蕭何出身秦吏，職業背景必然影響他的執政思路。同時，蕭何對秦依法為治的高壓政策所引起的極端後果也瞭然於胸。為了重建漢帝國的統治秩序，蕭何從自己最熟悉的秦制、秦律中吸取了大量資源，但著眼點仍放在鎮撫百姓、休養民生上，其制度建設盡量適應社會條件與群眾心理。當然，蕭何執政，還談不上自覺總結施政思路，尋求理論指導，更多是出於職業本能反應與經驗感知。
後來曹參代蕭何為相，選用厚重長者為從吏，寬厚馭下，以清淨無事為要。曹參的政治路線很明確：嚴格遵循蕭何所規劃的典章制度，盡量少生事端，竭力避免激化社會矛盾。從這一點來看，劉邦的任命又是何等的英明，這和他經常自詡的善於用人有著必然的聯繫。也正是這樣高瞻遠矚的兩道遺囑，使漢朝歷史有了七王之亂，更有了漢朝四百多年的劉姓江山。
當然除了七王之亂的疏漏外，開國皇帝劉邦的遺囑還有一個疏漏：他所選的接班人以「不擾天下」的無為政策治理大漢帝國，但這絕非長久之計。因為當帝國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就必然要轉變。自然，如劉邦所言，這並非是人所能預料到的事。只過了不到七十年，使漢朝衰落的一位皇帝就誕生了，他就是漢武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