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前期文化政策的轉變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群豪並起。自漢武帝以來所確立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傳統文化政策面臨著挑戰，各個軍閥為了在紛亂的鬥爭環境中確立自己的地位，不得不順應時勢採取相應的政策。在曹魏前期，曹操採取了名法兼治、「唯才是舉」的政策；曹丕、曹睿繼位後，社會相對安定，繼而重提儒家名教，尊儒重德。
曹操文化政策的提出，有一個醞釀和完善的過程。曹操初任濟南相時，「長吏多阿附貴戚，髒污狼藉，於是奏免其八。」可見曹操採取名法之治，首先是從選士方面著手的。由於官場腐朽黑暗，曹操得罪了權貴，不得不告病還鄉，暫時中斷了仕途，但這卻為他以後用人政策的提出提供了寶貴經驗。
《論吏士行能令》(建安八年)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鬥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實際上此令就是向東漢傳統重儒思想挑釁的戰鬥檄文。用管仲「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鬥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的觀念，有力地批駁了「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的腐朽觀念。這為他日後不久就提出「唯才是舉」這麼鏗鏘有力、振聾發聵而又成熟的思想準備了條件。這具體表現在曹操連續頒布的三次用人令中：建安十五年的「求賢令」、建安十九年的「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和建安二十二年的「舉賢勿拘品行令」。上述三次用人令中，曹操明確地排除了傳統用人觀中的幾種限制。即：「有才能而負盜嫂受金之辱名者；有才能而年老者；有才能而為政敵者；有才能而不仁、不孝、不悌者；有才能而社會地位低下者。」這五種限制的排除，表明曹操「唯才是舉」的重才思想已經達到了「輕德」的程度，因為在戰爭環境下，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使用所需人才。
曹操三下求才令，唯才是舉，不問德行，但一俟天下略安，「治平尚德行」的條件初步具備，他還是比較關注儒學和教育的發展的。曹操用人唯才是舉，自然也不廢儒士，對袁渙、何夔、高柔等儒士的建言，也是持「善其言」、「深納焉」的態度。對地方官吏的循吏作風，曹操也是十分勉勵的。
曹操時，楊俊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邢顒被時人稱曰「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辟他為冀州從事，後「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曹操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任嘏「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余教。」東晉庾亮曾高度讚揚曹操道：「魏武帝於馳騖之時，以馬上為家，逮於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留意遠覽，太學興業，所謂顛沛必於是，真通才也。」這些事例很多，大多在官渡之戰之後，因為此後，曹操基本上統一了北方，相對安定的局面在北方實現，因此，有必要把儒學的重建提上議事日程。
曹操去世時，三國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魏蜀吳處於相對的均勢，大規模的軍事衝突結束。外部環境的改變也使得統治思想轉換，儒學開始進一步的復興。
曹丕踐祚，華歆即建言，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製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因此，世值承平，《五經》的地位得到恢復。而且文帝同樣重視對後代的儒學教育，他甫即位，就要求官吏課考儒家六藝，延康元年秋七月令曰：「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不久又祀祠孔子，黃初二年詔曰：「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還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這是繼漢代以來，第一次為儒家學者建設館舍的記載，從而為儒學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魏文帝曹丕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糾正了曹操名法之治的偏頗，使社會逐漸走上了儒家名教的治國道路，儒學呈現出復興的面貌。
與儒學教育起步的同時，儒學的修習也成為選官的標準之一。黃初三年春正月詔曰：「今之計、孝，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這個詔書說明，曹魏的用人政策，正在由「不問德行，唯才是舉」的原則向兼顧德行過渡。
魏明帝即位後，仍然沿襲著文帝尊儒重德的方向，於太和二年、四年分別頒布了兩道尊儒貴學、重德尚教的詔書：
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上述兩道詔書中，強調「貢士以經學為先」，「其郎吏學通一經」，「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其目的是要達到「宣明聖道」，將進用者以「德顯」和抑制浮華不務道本者。這種以「經學」選才的標準，也就是重德尚教傾向的明顯標誌。
此外，文帝、明帝之時，在儒士堅持以儒學修習作為選官的標準下，儒學的政治功能重新得到重視。而且，自文帝以來，儒士在官員中的比例提高了。曹操時期，因為戰爭的原因唯才是舉，入官的渠道很多，因此，也吸引了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士進入官員群體。但治平以後，政治生活走入正軌，就需要大量的守成之士，因此，儒士的作用就突顯出來了。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曹魏政治中存在『重智術』的內廷閹宦與『貴仁孝』的外廷士大夫鬥爭。」這個結論也可以解釋成，「在曹操時代不問德行唯才是舉的情況下，存在儒士與出身下層人士在選官上的矛盾」。曹操之後，這一問題開始得到初步地解決，即儒士開始在入仕方面緩慢起步，於此同時的是儒學的復興。三少帝時期，北方儒學大族司馬氏執政，則標誌著儒學地位的重新確定及快速發展。
經過漢末以來長時間的動盪，儒學名教受到沉重打擊，至曹魏前期，在「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政策的指導下，曹魏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曹操雖然提倡「唯才是舉」、名法兼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視儒學；到曹丕、曹睿即位後，相繼提出了「德行並重」、尊儒重德的政策，使儒學逐漸成為治國之道，儒家名教逐漸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