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帝師熊賜履
早期儒家都是以周公事業為理想模式的，唐宋時期士大夫還有「致君堯舜」的氣象，就是在最昏暗的明朝，還有過一次張居正輔政，都是「塚宰」分權的先例。惟獨到了清朝，皇權的旁落除了鰲拜擅權就是太后垂簾聽政，都沒有積極意義。在清朝初期，漢臣只有做顧問參謀的份兒，士大夫的地位低於滿族家奴者，有時甚至連士大夫的尊嚴都保不住。
康熙初年，參與決策的除四大臣之外，還有議政王大臣、貝勒。這些滿洲貴族大多對漢儒文化不以為然，其中孝莊太后的影響力也不小。她出於對本民族文化的偏愛，自然也是討厭漢語、漢俗，認為「漢俗盛則胡運衰」，不贊成順治帝和康熙帝學習儒家文化。但是也有人認為，孝莊太后是喜歡漢學的，康熙帝尊重儒學也是受到她的影響。這就矛盾了，然而歷史常常就是這樣不明不白的。
可以肯定的是，康熙帝從小對漢儒文化就十分感興趣，首先要歸功於他身邊的兩位原明宮太監，張某和林某。二人原是讀書之人，他們不僅教授他四書五經，書寫漢字，而且經常給他講述明朝的宮廷軼事和典章制度，使康熙帝幼年就對儒家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由此可見，一個人的幼年教養是何等重要。
儒家文化意識最重視教育興國，對君主的教育尤其重視。雖然說是「君權天授」，但君德卻不能不得之於學養。「天」與「德」也可以畫等號，把權力賦予有德之人，是古人「尚賢」觀念的體現。心術不正之人，一旦處於至高無上之尊位，必然會給國家帶來巨大浩劫和災難。自然災難無論如何也比不上壞皇帝的禍害深重，所以教育皇帝是關係到國家興衰的大事。
封建社會既然不能民選皇帝，就只有通過教育皇帝的途徑來「選擇」皇帝的賢愚。賢明的皇帝是通過道德教育這一選擇方式產生的。其實，皇帝的權力是天賦這一觀念的本意，不是指神權與皇權合一，所謂「天擇」、「天授」，就是要講道德，因為道德是源於人之天性(自然之性)，人欲則是源於外界刺激。儒家認為，向善是人之天性。今人否認人之初性本善，也就會誤解「君權天授」的意思。其實，天就是大公無私之意，「君權天授」就是要求皇帝大公無私。歷代皇帝故意歪曲儒家的觀念，摻入法家觀念，後人就搞不清本意了。
康熙四年(1665)，太常寺少卿錢鋌上疏，要求教授小皇帝儒學，他指出：「君德關於治道，儒學尤為急務，請將滿漢諸臣中老成耆舊、德行溫良、博通經史者，各慎選數員，令其出入侍從，以備朝夕顧問，先將經史中古帝王敬天勤民、用賢納諫等善政，採集成書，分班值講，每日講說數條，不使間斷，必能有裨聖德。」這在鰲拜輔政之期當然不可能實行，鰲拜所要的僅僅是權力，而非權力的道德化。權力說到底也就是人際關係，以什麼為基礎呢？以德為基礎，抑或是以利為基礎？《左傳》說：「君能掌握天命為義，臣能承受天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所謂「天命」也無非是規律的意思，以義與信謀利，就是符合天命，就是保衛社稷，可以做人民的君主。讓皇帝學這些知識，鰲拜是反對的。
康熙六年(1667)，康熙帝親政，漢族大臣再次紛紛上疏，請求教授皇帝儒學，開設經筵日講(即為研讀經史而設的御前講席)，這些建議仍然沒有被輔政大臣們採納。在他們看來，滿洲是從馬上得天下，如今以馬上治天下，乃是順理成章，滿洲皇帝只需精通騎射，所要學習的也只是「滿洲家法」而已。後來康熙帝剪除鰲拜，拋棄清朝祖宗家法，悉承明制。令人遺憾的是，「祖宗家法」中的積極因素也被拋棄了，「悉承明制」卻是把明朝的消極因素加強了。
在封建社會，漢族皇帝或皇太子的教育向來受到特殊的重視。漢朝賈誼說：「天下興亡，懸於太子之手，太子善惡，皆在於少年所受師傅的教育和周圍人的影響。」康熙帝后來又為皇子們規定了學習制度，皇子6歲必須讀書。以後雍正帝把它作為一條制度固定下來，正式設立上書房，以總師傅、總諳答為首的教育管理系統。自古以來，帝師往往是由名重一時的碩彥大儒來擔任，稱太傅、太保。不僅是為了小皇帝和太子的教育，成年皇帝的教育仍要照常進行，學習內容從文史知識轉為探討治國之道。對於成年皇帝，師傅又稱為侍講、侍讀或經筵日講官，如宋代的程頤、朱熹、王安石、司馬光等人都做過經筵日講官。經筵為盛典，每月三次，平時則不定日進講，以收持之以恆的效果。皇帝選官以才能和道德為標準，「以臣選君」既然不行，以道德塑造君主就是惟一的辦法。
在促使恢復經筵、日講制度這件事上，弘文院侍讀熊賜履起到了重要作用。
熊賜履(1635~1709)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順治進士，東閣大學士，居官清廉敢於言事。康熙六年，他上著名的《萬言疏》，列數朝廷上下存在的種種弊端，特別指出教育皇帝是建國之本，皇上生長深宮，春秋方富，正宜慎選左右，輔導聖躬，薰陶德性。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讀書。不徒然從事講讀之虛文，不徒然虛應經筵之故事，不以天氣寒暑而有停輟，不以日夜晨夕而有間斷。帝師的作用初步表現為教授小皇帝基本的文化知識、道德修養，而且有很明確的目標，是為了「行政出治」。同時注重民間教育，如今「學校極其廢弛，士子惟揣摩舉業，為掇取科名富貴之工具，不知讀書講學是求聖賢之道理。乞責成學院、學道，統率士子，講明正學，則道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中國古人有「仕必由道」的觀念。創立科舉就是為了使「以道取仕」有一個標準，然而讀書人大多都把科考與富貴緊密相聯繫，卻與「聖賢道理」遠離了，入朝為官，鮮有不做貪官者。
熊賜履提倡講學以明了道理，這是做官的基礎。與做君的基礎一樣，君臣都是同一個基礎，這是儒家的君臣觀，如臣以道事君，從道不從君；立君為民，無為；君以道馭臣，納諫等等。法家君臣觀念則不然，講的是君勢、法術一類的關係。一般來說，君主所注重的都是法家觀念，熊賜履要求康熙帝學習儒家觀念。
次年，熊賜履又上《清除積習銷隱憂疏》，皇上聰明，而朝綱獨斷，講學與勤政二者不可偏廢。熊賜履兩次上疏均遭鰲拜斥責。康熙帝受到鰲拜的壓抑，對於權力分散的滿洲家法十分厭惡，立志要朝綱獨斷，以儒學為治國經緯。從此，「滿洲家法」中的積極因素被否定，而漢文化中的法家毒素卻被發揚光大了。「朝綱獨斷」與其說是儒家的思想，倒不如說是法家的思想更確切。
在擒拿鰲拜一個多月之前，康熙帝採納漢官建議，親自到國子監去祭祀孔夫子。皇上親自祭孔，這是一個象徵，表明清王朝與中國歷代王朝一樣，尊孔崇儒，孔孟之道仍然是中國人的正統思想，這既起到了籠絡漢族官民的作用，也給清王朝的統治增加了合法性，因此具有重大象徵意義。一個月以後，康熙帝剪除鰲拜及其勢力，滿洲貴族中的仇漢勢力受到嚴重打擊。康熙帝立即著手施行經筵日講制度。
康熙九年(1670)七月，康熙帝召國史館學士熊賜履到瀛台試講。熊賜履進講《論語》「道千乘之國」一章，繼講「務民之義」一章。康熙帝聽後，感到哲理深奧，切中事理，大有所獲。十月，康熙帝命改內三院為內閣。內閣之制始於明代，其所以名之「內」，是因為「以其授員大內，常侍天子殿閣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內閣」。是統率百僚「行政總匯」的封建官僚政治的中樞機構，協助皇帝治理庶政，商議朝政，傳宣御旨，而內閣大學士稱為「樞臣」、「相國」。內閣地位在六部之上，首輔雖無宰相之名，卻被人們視為宰相。又重設翰林院，並選擇翰林數人入值內廷，以後又設立專門供皇帝咨詢和顧問的南書房。
康熙十年(1671)二月，康熙帝在太和殿舉行經筵典禮，由工部尚書王熙和熊賜履分別進講。此後，每年春秋兩季照例舉行。經筵講官都是由皇上慎選的德才兼備的學問優長之士，如熊賜履、王熙、吏部尚書黃機、刑部尚書馮溥、都察院左都御史明珠等，此後這些講官便擔任大學士，所謂「以大儒為名臣」，即以帝師為大臣。日講地點初在弘德殿，後移乾清宮。講官由翰林院官員擔任，有熊賜履、史大成、李仙根、張貞生、嚴我斯、蔡啟尊、孫在豐、楊正中、杜臻、張英、沈儉、史鶴齡、陳廷敬等，還有滿族學官折庫納、傅達禮、莽色、喇沙裡等。從此，清代帝王的培養、教育制度得以制定完備。經筵日講的恢復有重大意義，滿洲皇帝學習漢儒文化必然對帝師由尊重信任而重用。康熙帝說：「朕政事之暇惟好讀書，始與熊賜履講論經史，有疑必問，樂此不倦。繼而張英、陳廷敬以次進講，於朕大有裨益。」
一般人學知識，多為謀生之資本。既然是皇帝，「我要什麼就是什麼」，何必學知識？儒家認為，學習的最高目的不為謀生而為修身。貴為天子當然需求學習最高目的之實現，老百姓也就有福了。此時，康熙帝作為十七八歲的青年，正是嗜欲日開之時，他把精力用於治國，尤能勤奮治學，確是十分難得。康熙帝的學習精神不僅使那些庸碌懶惰、淫樂無度的明朝皇帝黯然失色，也使那些專為科舉考試而讀聖賢書的漢族士人相形見絀。他五更就起床讀書，常常讀到深夜，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也不休息。漢儒文化對這位年輕的皇帝有著莫大的吸引力。多年的苦讀精修，為康熙帝以後的治國思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並使刻苦學習成為傳統。以後，雍正帝、乾隆帝等清代皇帝都是從小就刻苦學習，這是其他朝代的皇帝無法相比的。
清代宮廷內，有兩個書房。一為上書房，是皇子受師讀書處；一為南書房，是皇帝研究學問處。故宮的乾清宮之西為懋勤殿，是康熙帝讀書處。南面的乾清門右階下是「內廷詞臣值廬」，因其位置居懋勤殿之南，故稱南書房，是康熙帝與入值翰林院探討學問的地方。這些人基本上為漢人，最重要的作用是顧問。
從康熙帝開始，滿漢矛盾確實已降到次要地位了。滿漢君臣關係中的文化矛盾，至少在表面上被掩蓋了，從本質上也被稀釋了。如果實行滿洲家法，八王共治，漢人也是沒有決策權的。兩種權力分配方式都對大多數中國人不利。滿漢兩種「家法」孰優孰劣呢？正如不可以把生長於沙漠中的胡楊柳與生長於江南水鄉的垂楊柳相比較而定優劣一樣。我們只能說，適應具體的客觀環境的某一種柳是好的，不適應就不好。
古代的君臣關係是當時客觀條件的產物，關係和諧，老百姓就過好日子；否則老百姓就遭殃。歷史選擇了漢人的「家法」，至少可以避免發生內戰。滿洲家法的形式不適應大一統的中國，但是它的基本精神卻是與人類社會進步的方向一致。這真是一個悖論。正如鰲拜與周公從形式上說都是好的，但是個人修養不同，結果就不同。中國古人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關係其原因在此。
在西方歷史上，德國人民把希特勒選上台，造成人類大劫難，就充分證明了制度好壞不是根本，人的好壞才是根本。修身與治國的因果關係是不可以顛倒的。君主制的形式可以改變，做好人的觀念永遠不可以變。至少，在無法直接改變某一種制度的歷史條件下，求其次，提高君臣的道德，總是於老百姓有好處的。中國老百姓要好皇帝和清官，並非是愚昧，因為歷史條件的改變非數十年或百年之功不可以成就。
歷史不能不走「彎路」。清朝初年，以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顏元為代表的激進儒學，在清廷文字獄的高壓之下，無法取得主流的地位。因此，只有承認既成政治現實，與朝廷合作的士大夫及其尊崇的理學，才能成為儒學主流，這一派儒學所起的作用，仍然是有積極意義的。它的功績在於改造了清政權的落後野蠻性質，緩解了滿漢民族矛盾和文化衝突，安定了戰後的社會秩序。可以說南書房的帝師們為清初盛世做出的貢獻是極大的，其功不可沒。
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剛正不阿，以道事君，是康熙帝最為信賴的一位帝師。康熙帝說：「朕初立講官，熊賜履早夜惟勤，未嘗不以內聖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講論，務得至理而後已。」通過與熊賜履的反覆論講，康熙帝的涵養功夫不斷深化，確是大有益於治國。及至晚年，康熙帝回憶自己的一生時曾說：「朕自幼讀書，略觀經史，知道持身務以誠敬為本，治天下務以寬仁為尚，雖德不厚，性不敏，而此心此念兢兢持守五十年，未曾間斷。」
康熙帝從熊賜履的講論中得到的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庸之道」，對其用人行政都有極大影響。對於「中庸之道」，今人多有誤解，以為不過是中立，或調和，不知「中庸之道」乃是智謀的極至，表現為公正無偏，大智若愚。康熙帝在用人上的中庸之道，體現為強調廉與能的結合，雖然他很強調清廉，但是只「廉」而不「能」者也不用。他說：「督撫為地方大吏，操守為要，才幹為用。大法而小廉，百姓則俱蒙福矣。為官不可過於貪婪，亦不可過於廉刻。過於廉刻則不能和平寬宏以率下，操守雖清卻不利於辦事。只有既廉潔又能行有益於地方民生之事者，才堪委任。」這就是中庸之道。
熊賜履治程朱理學，主張默識篤行，穆然清靜，治國以寬緩平和為善，嚴猛繁苛為不善。康熙帝深受其影響，與民休息的治國方針，幾乎貫穿於一切政務之中。康熙帝非常理解與民休息的政策並非權宜之計，而是長治久安之策，並始終遵守著這一治國方略。
君臣常常結合時政探討理學問題。有一次，熊賜履進講之後，康熙帝問他：「近來朝政如何？」熊賜履答道：「奢侈荒怠至今日極矣！官貪吏酷，財盡民窮，種種弊蠹，皆由於此。皇上勵精圖治，明令嚴禁奢靡，崇尚節儉，人人皆以為當今第一要務。而有司視若虛文，奉行不力，但恐積習沉痼，猝難改移。惟在皇上躬行倡導，加意剔除惡習，太平無疆之業，全在於此。」康熙帝又問：「從來治國在安民，安民則弭盜。如今外面盜賊稍息否？」熊賜履答道：「聖諭及此，是天下生靈之福。臣閱邸報，見盜案煩多，朝廷設兵以防盜，而兵即為盜；設官以弭盜，而官即諱盜。官之諱盜，由於處分之太嚴；兵之為盜，由於月餉之多剋扣。今日弭盜之法，在足民，亦在足兵，在察吏，亦在察將。少寬緝盜之罰，重懸捕盜之賞，就可以了。」康熙帝深表贊同：「誠然。」一般來說，忠臣對英明的皇帝總是報憂不報喜，如果大臣報喜不報憂，英主就會認為他是佞臣；反之，大臣對於昏暴的皇帝則報喜不報憂。問題不出在大臣身上，主要是看皇帝的喜好而定報喜或報憂。康熙帝、雍正帝比較喜歡大臣們報憂，乾隆帝比較喜歡大臣們報喜。
康熙帝對熊賜履十分依賴，頻繁召對，言聽計從，深為信任。所討論的內容也極為廣泛，凡諸子百家，國計民生，用人行政，無所不論。康熙十四年，熊賜履升內閣學士，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一次，君臣討論不擾民的問題。熊賜履說：「為治固患廢弛，然而求治甚急，將更紛亂叢生，必然困擾百姓，弊端叢生，所謂欲速不達。求治太急，還是人欲用事，必須無慾然後可以言王道。」官員以多事為政績，以喧囂為繁榮。急於用事者，不僅僅是欲速則不達，而且是欲留名則不達。康熙帝極贊成他的觀點，以為清靜無為之道確是治國的上策，「致治實在是不宜太快，只須日積月累做將去，久之自有成效」。一想到從朝廷到地方，那些日思陞遷、亟亟乎建立豐功偉業的官吏們，他就搖頭歎氣：「從來與民休息，其道在於不擾民，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訌囂，民生日蹙，深可為鑒。」
康熙帝特做一篇《寬嚴論》闡述他的治國理念，他認為： 天下大治之本在於寬仁，這是上天愛民的體現。康熙帝要求自己不多生事，但穆然清靜，處之以和平。寬仁、不事苛求，施教安民；和平，不事喧囂，清靜無為，行事太平，才有盛世。康熙帝讀史書，見漢朝發生災變即誅宰相，感歎道：「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誤，君臣共之，竟然歸罪於宰相，或有的君主，凡事都托付宰相，此君主之過，不得獨歸咎於宰相也。」
康熙帝常常要求督撫大員用人行政之時「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務以安靜為善」。有一次，康熙帝對新任職的進士們諄諄教誨道：「士子讀書稽古，原本期望窮理致用，平日砥礪廉潔，敦修品行，皆為異日服官蒞政之本。等到一登仕途，志在功名，未免專意求進，干營奔競，喪其素懷者往往有之。你們多從田間來，才通仕籍，務要率其平素行履，不改初心。凡受內外職任，當益加勉勵而行，情操自矢，恬靜寡營，循分盡職，潔己愛民，以副朕造就人才之至意。」
使漢人傳統的意識形態仍然在大清帝國起著推動歷史的巨大作用，熊賜履的貢獻是不能低估的。一個大國若要國泰民安，傳統文化的延續是不可缺少的條件。漢儒文化雖然有許多荒謬之處，但是在明末那種世俗文化氾濫，而招致國家滅亡的悲劇之後，漢儒文化在異種稱王的清朝又重新發揮了拯救世道人心和扭轉社會風氣的積極作用，這也是很值得深思的現象。
在中國歷史上，康熙帝以寬仁著稱，除了天資的成分，受益於帝師熊賜履的指導不少。就這一點來說，熊賜履對康乾盛世的貢獻比其他漢臣都要大。這是人臣治國的大手筆，不是一般的智謀權略可以相提並論的。論智謀，熊賜履卻不高明，在權力鬥爭中，表現得很拙劣，大大有損於他的清譽。
康熙十五年，熊賜履犯了一個錯誤，因票擬出錯，欲委過於人，改寫草簽，撕去嚼毀，失大臣體，被革職，遷居江寧(南京)。熊賜履雖然官拜大學士，但是家中竟然毫無積蓄，在江寧清涼台寓居時，清寒度日，與童僕一同鋤地種菜。他自號「清涼老圃」，有時遇到青黃不接，往往「數米粒而炊，雜以野菜」。康熙帝南巡，接見他，賜御書匾。二十七年，起用為禮部尚書，仍值內廷，後調吏部。三十四年，其弟熊賜瓚因事下獄，御史趁機彈劾熊賜履，說他竊道學虛名，負恩溺職，請予嚴懲。都察院議欲降三級調用。康熙帝置之不問，並赦免熊賜瓚。三十八年，授賜熊賜履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以及《聖訓》、《實錄》、《方略》、《明史》等書的總裁官。
康熙帝對熊賜履教授輔弼之功，一直感念不忘，常說：「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曉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虧他如何有此？」熊賜履退休之後，仍然食俸，留住京師以備顧問。熊賜履去世之後，康熙帝命禮部官員前往視喪並賜銀千兩，贈太子太保、謚號文端。又眷念其舊勞，擢用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