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三國治安形勢及其影響下的治安思維模式
東漢後期是外戚和宦官爭權的歷史，王綱解紐，政治凋敝，國力式微。公元184年的農民黃巾起義以降，國家陷入戰亂之中，社會治安狀況急劇惡化。原有的統治秩序遭受嚴重衝擊，而宗教的影響在擴大，兩漢建立起的封建禮教體系遭到動搖。經濟也遭受嚴重破壞，戰亂、饑饉與瘟疫，直接導致社會板蕩，人口銳減，農民失去了土地，淪為流民，大量土地無人耕種，農業生產遭受滅頂之災，國家稅役無從保障。「百姓嗷嗷，道路以目」「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都是佐證。董卓擅權、西涼兵亂之後更是各路軍閥崛起、爭雄，最終，分別以曹操、劉備、孫權為首的三大軍事集團脫穎而出，瓜分了東漢版圖，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國時期跨度約九十年，這期間包括東漢末年軍閥戰爭階段魏蜀吳三國政權階段，其治安管理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區別無非是在是否是一個正式的、合法的政權。鑒於漢末各種天災人禍的毀壞，扭轉惡化的治安形勢，發展生產、整頓戶籍、恢復原有秩序(例如稅賦、徭役的徵收)，成為強大軍閥的重要課題。曹魏奠基人曹操，治安建樹較多，嚴明法紀，統一北方，他重視法律的作用及其貫徹，另一方面又創造性地推行屯田制，亦戰亦耕、兵農合一，削減了流民的問題，加強了對領民的控制，恢復了生產，保障了兵員。同時，也削弱了地方大族的勢力，便於中央集權，更加強有力的推行治安制度。曹操的屯田制，具有多面性。不僅僅是一項經濟制度、軍事制度，實際上也是治安制度，為軍事鬥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對於民族問題，曹操採取鎮撫結合的策略，尤其是東征烏桓，緩解邊境治安問題，促進了民族的融合。
從史書中記載的曹魏治安狀況來看，政治犯罪比較多，也是打擊的重點。曹魏經常有文臣武將起兵造反的事件，甚至皇帝也被殺。可見，曹魏的政治鬥爭較為險惡。另外，黃巾以來宗教勢力也日趨壯大，至三國時仍蔚然成風，曹魏對於「執左道」比較敏感，著重思想控制。曹魏的治安管理是禮法並用的，《新律》是曹魏在中國法律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第二代君主魏明帝曹睿(206—239)重視律令的編修，在漢九章律的基礎上，制律十八篇，以刑名為首，開後世之先河，這是明顯的創新。而《新律》滲透著儒家「禮」的精神，體現著法律儒家化的進程。從後文可見，從各方面曹魏的創新都比較大、影響比較深遠。
蜀漢只有劉備父子兩代君主，丞相諸葛亮是後主劉禪(207~271)的輔政大臣，其治安思想具決定性影響。蜀漢的地盤是從闇弱的劉璋集團手裡奪取的，面臨的主要問題除了戰爭、民族問題，那就是豪族。巴蜀之地的豪族大姓壟斷著文教、武裝等，幾乎成為獨立王國，很多治安問題也是這些豪族大姓帶來的，怎樣處理與豪族大姓的關係，是諸葛亮政府解決治安問題的主要課題。諸葛亮本人極其重視法律的作用，也有自己獨到的治安見解，將在下文詳述。
東吳偏安江南，經濟比較發達，對外聯繫也比較密切。東吳與魏蜀一樣，也頗為重視法律的作用，嚴苛程度甚至比魏蜀還劇，例如東吳曾九次使用夷三族的極端酷刑，這也與其政治鬥爭的激烈有關。山越等民族帶來的問題，也是影響其治安的重要因素。
總體來講，三國時期的治安形勢比較嚴峻，延續東漢末年戰亂帶來的劇烈影響，雖然三個政權的建立使社會治安形勢得到了一定的穩固，但仍有局部的戰爭，三個政權對於治安管理既有對前朝的繼承，又有自己的創新形成獨特之處。從整個中國歷史來看，六朝是一個民族大衝突、大融合的歷史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治安形勢顯得更為複雜，階級矛盾伴隨著民族矛盾，絕非鎮壓能夠解決。如何調和，考驗著三國統治者們。從治安思想上看，有從嚴刑向無為演變的趨勢，這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文化背景、社會風氣等都有深層的聯繫。
三國的獨特時期特徵體現在幾對矛盾上，包括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王權與相權的矛盾等等，還有儒、道、釋、法等流派的治安思想的衝突。有效地進行治安管理，離不開圍繞此主題進行的相關設計，尤其是對於割據政權而言，設計科學與否直接關係到生死存亡。治安管理森羅萬象，當軸者的治安思想、頒行的各項治安法令、制度，是設計的直接體現，我們可以觀彼時期的先進與不足。
曹操(155~220)之崛起與其治安思想密不可分。曹操重視法的作用，強調法的權威，「一之以法」，繼承法家「法不阿貴」、「刑無等級」的思想，打擊特權階級。在強調「設而不犯，犯而必誅」的「以刑為先」原則同時，又不排斥對禮教的遵守，故而有「禮法並用」的特點，用禮教控制人、培養人，也是曹操治安思想的重要內容，重視整飭風俗、興辦教育，加強思想控制。曹操「禮法並用」的另一個表現在於他的「夫刑，百姓之命也」的看法，體現了其慎刑恤罰、刑罰相當的追求，不是一味的明法峻刑，體現了靈活的特點。與之相配，曹操重視司法官的選任，「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並要求「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重視依事實定罪，反對濫用酷刑。曹操令出法隨，多有創舉，切中要害，例如一道令就得以威嚇劫持人質的問題。
三國蜀漢政權的奠基人是諸葛亮(181~234)，其思想集中體現於《諸葛亮集》之中，史書記載「亮刑法峻急」，但效果上「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原因在於其「用心平而勸誡明」，體現在其公平執法的重要思想，「盡忠益時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執法嚴明一視同仁，善於利用賞善罰惡凝聚力量，打擊犯罪，樹立權威。與曹操相似，諸葛亮也具慎刑思想，重視司法官員的選聘，防止冤假錯案，以維護法律權威，但是同時主張「惜赦」，認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反對假仁假義。諸葛亮認為，堯舜和桀紂的區別，在於重視教化的力量，主張教而後誅，整肅專權自恣的地方豪強，重建統治秩序。農業生產方面，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既保障軍需，又穩定民心，防止民變。諸葛亮嚴格自律，厲行節儉，省官並職，去文就質，選賢舉能，居安思危，治蜀頗有建樹，然繼承者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
相較其他統治者，孫權(182~252)對於法律的推崇有過之無不及，法家思想是其治安思想的核心，他反對臣下「施德緩刑」的建議，「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孫權強調嚴刑峻法的威懾作用，先刑後禮甚至廢德任刑，「令有司盡寫科條」。諸葛亮也說，孫吳所以能制勝天下者，用法明也。縱觀東吳從孫權到孫皓(242~284)，刑罰用的比較重，死刑名目繁多，法律適用上具有一定的隨意性。
荀悅(148~209)，穎川穎陰(今許昌)人，政論家，著有《申鑒》5篇，認為法教並重，「政之大經，法、教而已」，主張刑與教都是先簡後繁的過程，反對設立必違之教、必犯之法。荀悅將人分為君子、中人、小人三類，對其施以禮與刑的不同結合方式，對症下藥，對君子「化其情」，對小人「治其刑」，對中人「禮律並用」。仲長統(179~220)，山陽郡高平(今山東微山)人，政論家，著有《昌言》，其強調「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在他看來，治亂不是取決於法律本身，而是執行法律的人。法律的繁簡、輕重則應根據時勢的需要而變化。
仲長統與荀悅一樣，主張奉天法古，恢復肉刑，他說：「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三國初期，治安依舊處於惡化階段，某種程度需要肉刑警示世人，預防犯罪；另一方面，又防止以輕刑之名而內行殺人之實，減少死刑，繁衍人口，符合時期的要求。
而到三國後期，政治鬥爭波譎雲詭，綱常禮教令人厭倦，儒家信仰發生嚴重危機，魏正始年間興起清談之風，湧現出王弼、嵇康等玄學思想家，影響著當時的治安思想。王弼(226~249)提出「貴無」的思想，「以無為本，以有為末」，還提出「反本」的思想，聲稱靜是絕對的，要人們安於現狀，「無心於欲」「無心於為」「以情從理」，接受愚民統治。嵇康(223~262)認為，「名教」和「自然」是對立的，應該越名教而任自然，恢復人的本性，還原原始社會沒有欺詐、沒有爭執的社會。顯然他的治安思想不可能被統治者所容。玄學思想調和儒道，具有強烈的思辨性，提出了對社會與人的獨到思考，是古代治安思想發展史上的一道奇觀。
蜩螗沸羹的漢末三國時期已過近一千八百年，仍是人們津津樂道的歷史話題，深刻地影響著東亞文化圈。這作為一個亂世實屬不易。然而，由於年代久遠、戰亂兵燹，與三國治安管理有關的資料或散或佚，難以收集，今主要見於《三國誌》《晉書》《太平御覽》等古代典籍，可能會遺留鴻泥雪爪，供後人持蠡測海。另外，三個政權遺留的史料在量和質上也有差別。記載上的資料曹魏明顯較多，不過隨著考古發掘，史料也有新的補充。如1996年發掘出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牘，豐富了東吳歷史的詳實程度。
縱觀漢末三國時期，統治者倡導明刑弼教，重刑思想是主題，刑罰往往較為急峻，但另一方面又恩威並用，以利於招攬人心，標榜慎刑。儒學式微，卻仍作為一件外衣推行外儒內法的治安策略。研究思想需把握社會的脈搏，雖然當軸者的治安思想是主導，但也不免受到世風的影響，士人的治安思想亦起著潛移默化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