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時期孫吳政權的長江防禦體系
在古代社會，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地形與地勢的好壞對戰爭的影響巨大。《孫子兵法・地形篇》中曾說過：「知天知地，勝乃不窮」，杜佑曾解釋說：「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他的這番話，道出了古代軍事戰爭中影響戰役成敗最關鍵的三個要素天時、地利和人和。為將者，只有熟知，並充分利用好這三要素，才能在戰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長江作為中國最重要的一個地理坐標，它不僅是連接內陸與沿海地區的一條重要水路交通通道，而且在軍事戰爭領域，還經常扮演著天然防禦屏障的作用。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率領大軍討伐荊州，劉琮舉眾投降。聽聞此消息，東吳的大臣們多勸孫權向曹操上表請降，其中一條原因就是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艨艟鬥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治矣。依靠長江天險來防禦曹魏的進攻，是東吳一直以來沿用的防禦策略，然此時曹操佔據了東吳上游的荊州一地，長江天險已非東吳獨自佔有，曹操可以隨時率領水陸大軍順江而下，直驅東吳的心臟地帶，嚴重威脅著東吳政權的安危。因此，東吳的大臣們才近乎眾口一詞勸孫權向曹操上表投降。可見，長江防線的是否完整，關係著孫吳的生死存亡。
以孫吳全盛時期的疆域來看，從長江上游的西陵直到入海口，綿延數千里。這麼長的距離，如果沿江處處設防，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正如當時孫吳謀臣所認為的那樣：「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整條防線看似距離很長，但緊要之處則不過數個，只要將這幾處戰略要地防守好，整條防線即可保無虞。這幾個戰略要地分別指的是上游的建業，中游的武昌和上游的江陵。孫吳正是依靠這幾個基本戰略要地，再輔以其他的一些防禦設施和防禦要塞，構築起一條較為堅固的長江防禦體系。
黃龍元年(229)四月，孫權在武昌即皇帝位，但他並未將國都定在武昌，卻在同年九月，選擇遷都建業。《三國誌》注引《江表傳》說：「張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雲昔秦始皇東巡會稽進此縣，望氣者雲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罔，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聽了張紘的說法，因為此地有帝王之氣，所以孫權才定都於建業。這也許是其中一個原因，但這顯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國誌》注引《獻帝春秋》中孫權曾說：「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建業位於長江下游，靠近長江出海口，這裡江面寬闊，水勢盛大，並且河汊眾多，極有利於大規模水師的駐紮和調動。這應該才是孫權立國之初建都建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為加強建業地區的防禦，孫權早在建安十六年(211)第一次移駐建業時即在此地興建了石頭城，並作濡須塢。石頭城是建業最重要的一個陸地防禦據點。《太平寰宇記》中曾說：「石頭城，楚威王滅越置金陵邑，即此也。後漢建安十七年吳大帝乃加修理，改名石頭城，用貯軍糧器械。諸葛武侯使建業，謂大帝曰：『鍾山虎盤，石城虎踞，即此也。』」
濡須塢建造在濡須水與長江的匯合處，濡須水的上游便是合肥。合肥在三國時期是魏吳兩國的必爭之地，若曹魏佔據了合肥，就可趁勢率水軍沿濡須水南下，威脅孫吳的國都建業；孫吳如果佔據了合肥，就可進一步揮軍進擊淮北，因此哪一方佔領了合肥，哪一方就掌握了進攻另一方的主動權，圍繞合肥的歸屬權雙方曾有過數次交手。濡須既是孫吳進攻合肥的軍事前沿據點，又是防備曹魏水軍由此南下的一道重要防禦屏障，因而戰略地位相當重要。
《資治通鑒》曾指出：「吳保江南，凡邊要之地皆置督。」孫吳為確保長江防線的穩定，在沿江各重要據點均設置了軍鎮督，軍鎮督平時主要負責所戍守據點部隊的訓練、防守和軍事設施的修築。戰時則可單獨率領軍隊出擊，或是協同附近其他據點的軍鎮督共同出擊。黃武元年(222)，曹魏大將曹仁率領軍隊襲擊濡須，事先放出風聲佯言要進攻羨溪，當時任濡須守將的朱桓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支援羨溪，而當曹仁要進攻濡須的時候，朱桓手下仍舊有五千士兵，由此可以推斷，駐紮在濡須的孫吳守備部隊人數應該是相當多的。並且，濡須駐防部隊的裝備也是極為充裕的，孫權曾任呂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強弩萬張於其上。以此抵禦曹操對濡須的進攻。
東線防區的另一個重要防禦據點是牛渚。《三國誌》注引《江表傳》中提到：「孫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谷、戰具」。早在劉繇時期，牛渚就已經是長江沿岸一個重要的防禦據點，並建造有邸閣，囤積著為數不少的糧食和武器，孫策正是依靠牛渚儲存的糧食和武器，最終打敗了劉繇勢力，奠定了孫吳政權的基業。由於牛渚背後就是建業，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孫吳在建都建業之後，又一再加強牛渚的防禦。」
正如顧祖禹在《湖廣方輿紀要》中分析的那樣：「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抑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夫武昌者，東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漢置江夏郡治沙羨，劉表鎮荊州，以江、漢之沖恐吳人侵軼，於是增兵置戍，使黃祖守之。孫策破黃祖於沙羨，而霸基始立。孫權知東南形勝必在上流也，於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則今縣也，而夏口則今日之武昌也。繼孫氏而起著，大都不能改孫氏之輒矣。故曰重在武昌也。」
武昌一地，位於孫吳長江防線的中部，一旦爆發戰爭，上可以迅速支援上游的西陵，下可以回防下游的建業。同時，孫吳水軍還可由距武昌不遠的夏口溯漢水北上，威脅曹魏的荊襄地區。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在孫權和孫皓統治時期，這裡還曾一度做過孫吳的國都。為了提高武昌的防禦力量，孫權重新修建了新的武昌城，正如《資治通鑒》所說：「既城石頭又城武昌，此吳人保江之根本也。」即便在不作為國都的時期，孫吳也常年在此處屯駐有一支數量龐大的軍隊，並派遣重臣駐守在這裡。如孫權在黃龍元年(229)定都建業以後，仍然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
三國時期的夏口，即今日的武昌，它位於長江的中游，地理位置相當重要。《元和郡縣志》中對於夏口的一段描述很清楚的表明了這一點：「自後漢末謂之夏口，亦名魯口。吳置督將於此，名為魯口屯，以其對魯山岸為名也。三國爭霸，為吳之要害，吳常以重兵鎮之。魏明帝問司馬懿曰：『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春其心。夏口、東關，敵之心喉，若以陸軍向皖，引權東下，為水軍相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矣。』」
夏口既然為孫吳的「心喉」之地，因此，孫吳往往派大將鎮守這裡。如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領大軍攻佔荊州，並意欲一舉渡過長江，吞併孫吳，統一中國。為了抵禦曹操的進攻，周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駐夏口。正是在這裡，周瑜指揮了赤壁之戰，打破了曹操渡江滅吳的計劃，保存了吳國。
巴丘即今天岳陽北面的城陵磯，它位於洞庭湖與長江的交界處，連接著長江的上下游，是重要的地理樞紐。西晉杜預就曾說巴丘是「沅湘之會，表裡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孫吳在此地建造了一座大型的巴丘邸閣，儲存了大量的軍糧，以備戰時需要。《水經注》中就有故側江有大城，相承雲倉儲城，即邸閣也的記載。由於這裡囤積了大量的糧食和武器裝備，為確保此地安全，遇有戰事，孫吳的統治者常會派遣重臣鎮守此地。並且這裡水網密佈，水路運輸條件較好，運送兵員、糧食和武器也更為便捷。
在魯肅為孫權所規劃的建國方略中，奪取江陵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環。他說：「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江陵位於長江的中游地區，是多條水陸幹線的交匯點，屬於軍事戰爭中的「鎖鑰」之地，佔據了這一地區，進可窺視巴蜀、宛洛，退則能保江而治。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對江陵的戰略地位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東西之強弱系焉，此有識者所必爭也。」因此，孫吳擊敗了防守此地的關羽部隊，從蜀漢手中奪取江陵以後，便立即加強了江陵的防禦力量。
魏文帝派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打江陵，擊敗了孫吳支援江陵的部隊，進而將江陵城團團圍住，時朱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由於城內爆發了疫病，造成了軍隊的戰鬥減員，能戰鬥的士兵一下減少了五千人。儘管曹真等人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圍攻六個月卻仍然無法攻克江陵，由此亦可知江陵的城防有多堅固。
樂鄉。此地自孫權稱帝后，就一直都派有重臣把守。如建衡二年(270)，孫皓拜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並將治所設在樂鄉。陸抗到任後，即著手修建城池，進一步提升樂鄉的防禦力。《水經注》中即提到：「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之樂鄉城北，吳陸抗所築，後王濬攻之，獲吳水軍督陸景於此渚也。」
西陵位於長江三峽的東端，地處魏、蜀、吳三國的交界之處，是孫吳西部防區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戰略要地。黃武元年(222)，劉備率大軍大舉進犯東吳西界，一直攻打到夷陵。孫權任命陸遜為大都督，抵禦劉備的進攻。陸遜在向孫權的上疏就曾談及夷陵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由此可見，西陵不僅是孫吳西部邊境的門戶，它還關係著周邊地區的穩定。
孫吳的長江防線各段並不是孤立存在的，為了加強各個防區之間的聯繫，孫權曾專門組建了一支艦隊，往來巡視長江上下游。哪處遇警，艦隊就支援哪處。另外，還沿江設置了烽火台，《三國誌》注引庾闡《揚都賦》中即說「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
在經濟、軍事實力落後於曹魏政權的情況下，孫吳依托精心構築的這條長江防線，與曹魏抗衡了數十年，長期維持著這種割據局面。而另一方面，曹魏政權數次南下攻打孫吳，卻屢屢被阻擋在這條長江防線之下，長此以往，逐漸促成了江東君臣偏安一隅的心理，以為依靠這樣一條天險，即可確保孫吳萬世無虞，降低了必要的警惕性。因此，當西晉的六路軍隊討伐孫吳的時候，幾乎沒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孫吳就已經投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