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新儒學
理學家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用它來評價朱熹學說，是最為恰當不過的。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寧宗時代。紹興十八年(1148)考取進士，此後擔任過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於研究儒學。他向程顥的再傳弟子李侗學習程學，形成了與漢唐經學不同的儒學體系，後人稱為理學、道學或新儒學，完成了儒學的復興，是儒學更新運動在學術上的總結。國際學術界認為，朱熹是孔子、孟子以來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是新儒學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學說，即所謂「朱子學」，從14世紀開始產生廣泛的影響，15世紀影響朝鮮，16世紀影響日本，17世紀開始引起歐洲的注意，1714年在歐洲翻譯出版了《朱子全書》。西方漢學家認為，朱熹的方法論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唯理論者的方法論，他對儒教世界的影響，可與托馬斯·阿奎那對基督教世界的影響相比擬。
朱熹的一生，始終從事著書與講學。他的著述極為豐富，《四書集注》等幾十種著作大多保存了下來；他的書信、題跋、奏疏、雜文合編為《朱子大全》121卷；他的講學語錄，被編為《朱子語類》140卷。他創辦了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培養學生，普及儒學。他的道德學問受到後世的敬仰，思想學說長期流傳，滲透於社會的每個角落。
朱熹認定宇宙間有一定不變之「理」，從「理」與「氣」的關係上探討關於天地萬物的哲學意義。他認為「理」先於「氣」，「氣」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該事物最完全的形式與標準；萬物有萬理，萬理的總和就是「太極」。要了解「太極」，必須從格物致知做起，多窮一物之理，就能夠多了解事物之理的全體。在《朱子語類》中記錄了他與學生關於理與氣的討論，雖然抽像，卻不乏興味。下面引用幾段來加以欣賞：
--學生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個渾成之物，是天地之理總名否？」朱熹答：「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 …」
--學生問：「昨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朱熹答：「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此天地… …」
--學生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朱熹答：「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 …」
--學生問：「理在先，氣在後？」朱熹答：「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
--學生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朱熹答：「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卻有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只在這裡。」
看來朱熹關於理與氣的學說奧妙無窮，每個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解讀方式，但是切不可簡單化地說，這就是「客觀唯心主義」。新近出版的陳來《朱子哲學研究》說得比較好：理先氣後，是朱子哲學的核心問題。它有一個複雜的演變過程，早年認為理氣無先後，以後認為從邏輯推論，理在氣先。朱子的理氣學說，論證宇宙本體與萬物之性的同一性，論證本原和派生的關係，論證普遍規律與具體規律的關係，論證理與事物的關係。
朱熹並非迂腐的冬烘先生，他有淵博的學識和精密的分析方法，有相當的自然科學素養。日本學者山田慶兒通過宇宙學、天文學、氣象學方面的考察後發現，朱子學體系的主要構成具有鮮明的古希臘哲學中的自然學性質。確實如此，他從高山上殘留的螺蚌殼論證此處原先曾經是海洋，由於地質變遷才隆起為陸地。三百年以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達·芬奇也提出了與此相同的看法。
然而，朱熹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並非上述深奧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學教化。他把《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加以具體化、通俗化，上自國家的皇帝下至各個家庭的百姓，構建一套周密的社會秩序。他關注社會基層民眾的日常言行、所作所為，希望從基層著手，改變家族與村落，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因此他重視儒學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編著《四書集注》，用理學思想重新解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使理學透過「四書」而深入人心。他編著《小學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他編著《論語訓蒙口義》、《童蒙須知》，對兒童的衣著、語言、行為、讀書、寫字、飲食等方面的習慣，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為規範。例如：
--穿衣：要頸緊、腰緊、腳緊；
--說話：凡為人子弟必須低聲下氣，語言詳緩；
--讀書：要端正身體面對書冊，詳緩看字；
--飲食：在長輩面前，必須輕嚼緩咽，不可聞飲食之聲。
這些規矩在今天的年輕一代「新新人類」看來，似乎過於迂腐、過於苛刻，其實不然。按照朱熹的邏輯，如果連日常生活細節中的良好習慣都難以養成，那麼就談不上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更遑論治國平天下了。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朱熹為什麼要強調「持敬」、「涵養」工夫了。他所說的「持敬」，首先要使自身外貌風度得到整肅，要排除雜念，外貌與內心做到表裡如一、整齊嚴肅，可以概括為十二個字：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他有一句名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意思是說，待人接物必須恭恭敬敬、畏畏謹謹、收斂身心，不要放縱自己。如果人人都如此講究「修身」，那麼整個社會的精神文明也就距離不遠了。
然而，朱熹這樣一位道德學問令人敬仰的大師，生前的遭遇十分坎坷、淒涼。當權派出於政治考慮，把他的學說誣蔑為「偽學」，給予嚴厲的打壓、禁錮，成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國歷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錮一個學派、一種學說，屢見不鮮，它並非學派之爭，而是排斥異己的政治鬥爭手段。在南宋這個內外交困的時代，學術就更為敏感了。在此之前的紹興年間，就有依附秦檜的官僚攻擊程學、洛學，原因就是他們反對「和議」(實即投降)，誣蔑這些學派為「專門曲學」，極力主張朝廷應該「力加禁絕」。可見禁錮學派並非學派門戶之爭，而是明火執仗的政治鬥爭。
對朱熹的禁錮也是如此。因為他主張「修政事，攘夷狄」，也就是整頓南宋自身的政治局面，以期達到「復中原，滅仇虜」的目的。也因為他抨擊當時朝廷的腐敗政治，得罪了當權派。朱熹疾惡如仇，曾經連上六本奏疏彈劾貪贓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親、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書鄭丙攻擊朱熹，說什麼「近世士大夫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輕信此言，「道學」從此成為一個政治罪狀，貽禍於世。宋寧宗即位後，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竊權，引起專擅朝政的韓侂胄嫉恨，先是用「道學」之名打擊，以後又感到「道學」二字不足以構成罪狀，索性把朱熹的道學誣蔑為「偽學」。朝廷大臣忌憚社會輿論，不敢過分譴責朱熹。韓侂胄的親信、監察御史沈繼祖就捏造朱熹的「罪狀」霸佔已故友人的家財、引誘兩個尼姑作自己的小妾，把朱熹搞得聲名狼藉。從此以後，政壇上對朱熹的攻擊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書要求處死朱熹。
在政治高壓下，朱熹不得不違心地向皇帝認罪，無奈地承認強加的罪狀：「私故人之財」、「納其尼女」。為了顯示認罪態度的誠懇，他說出了一句最不該說的話「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他的門生朋友惶惶不可終日，特立獨行者隱居於山間林下；見風使舵者改換門庭，從此不再進入朱熹家門；更有甚者，變易衣冠，狎游市肆，用以顯示自己並非朱熹一黨。結果當局還是羅織了一個五十九人的「偽學逆黨」，朱熹便是這個「偽學逆黨」的首領，令人啼笑皆非！
慶元六年(1200)，朱熹在孤獨、淒涼的病榻上與世長辭。朝廷提心吊膽，如臨大敵，嚴加防範，唯恐他的門生在悼念的時候，妄談時人短長，謬議時政得失。這場冤案，九年之後終於得到昭雪。朝廷為朱熹恢復名譽，追贈中大夫、寶謨閣學士，他的學說不再是「偽學」，他的門生朋友不再是「逆黨」。寶慶三年(1227)，宋理宗發佈詔書，追贈朱熹為太師、信國公，鑒於他的《四書集注》「有補治道」，提倡學習《四書集注》。此後朱熹學說作為官方學說，成為聲譽隆盛的顯學，流傳數百年而不衰。
此一時，彼一時，簡直是天壤之別，正所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變化之劇烈令人難以置信。政治對於學術的干預，莫此為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