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怒罵反對國共合作者
1925年12月下旬，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蔡以忱(濱)，與董必武(用威)、錢介磐(亦石)、袁溥之代表省黨部，劉伯垂、向忠發、譚芝仙代表漢口特別市黨部，一同前往羊城出席了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本文作者為收集關於蔡以忱的史料，還原這段歷史，曾採訪了同蔡以忱一起編輯《武漢評論》的胡秋原與蔡以忱嫡侄蔡迪安，他們向作者講述了國民黨「二大」期間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那時湖北還處於直系軍閥統治之下，國共兩黨的活動處於地下。1925年12月中旬，「農運之花」豐俊英就為丈夫蔡以忱選配禮帽、圍巾與長衫，還有一隻小皮箱。下旬蔡以忱提著小皮箱與董必武一起秘密登上了粵漢鐵路的南行火車。抵達廣州後，蔡以忱作為「九十一號」正式代表就投入了會議的相關籌備工作。在12月31日舉行的預備會上，他就會議的宣言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1926年1月4日上午10時，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在第一日第一號議案中，蔡以忱與吳玉章等10人附議。在1月6日下午2~5時的會議上，蔡以忱提出臨時動議：「抗議法國在廣州扣留的逆軍軍械，應即索還。」1月9日下午，蔡以忱與陳公博、侯紹裘、李國煊等被推選為青年運動報告審查委員會委員。
1月12日大會討論選舉辦法，蔡以忱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本席以為，二種太不慎重，所以宜用四種。」15日是討論主席團修正案。在討論代表大會舉行的時間間隔時，蔡以忱說：「為應付政局，發展黨務，應一年一次為好。召集緊急臨時大會，於事實上不易辦到。因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黨部的要求，所費手續太繁，非半年不可。故本席主張容納主席團之意見，但最遲不超過兩年。」在討論候補執行委員的表決權時，他認為候補委員的與會人數，不應超過正式執行委員的三分之一。
與此同時，蔡以忱參與起草了《青年運動決議案》和修改《農民運動決議案》。1月16日上午，蔡以忱向與會代表報告了《青年運動決議案》，並說明起草的原意(第十一日第廿一號)。在18日審查《農民運動決議案》時，蔡以忱指出：「這個議案大體是不錯的，但是偏於廣東方面，因為在本黨統治下，和各省有點不同，本席主張再多派幾位代表為審查委員，將該案再審一次，明天上午再提出來大會討論。」他的發言無異議通過。於是，在下午的討論中，經主席團指定，蔡以忱、毛澤東、唐際盛、丁君羊、侯紹裘、韓麟符等6人重新審查，形成議案後，再交大會通過。
蔡以忱的長兄蔡極忱，早年參加武昌首義，又與董必武在湖北軍政府與鄂西護法中兩度同事。在大革命中，董必武又成為蔡以忱的引路人，蔡以忱成為董必武的左右手。此次會議期間，董必武給蔡以忱講述了有關「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提法之爭。
那時，國民黨右派不主張「聯」共的提法，要求改為「容」共。這一字之差，雖差之毫釐，卻謬以千里了。「聯共」說明國共兩黨是平等的合作，而「容共」則使共產黨附屬於國民黨，失去了獨立自主性。因為事關國共合作的本質問題，中國共產黨代表李大釗據理力爭。孫中山也非常開明，主張提「聯共」，不能因妄改一字而影響到國共平等合作。對那些頑固反對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右派，孫中山曾生氣地說：「如果你們都反對與共產黨合作，那我作為國民黨的領導人，就自己去加入共產黨，你們覺得怎麼樣？！」右派的錯誤主張才被壓了下去。
此次會議的基調是貫徹孫中山先前確立的路線。通過了如下決議：繼續執行孫中山遺囑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譴責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活動，給「西山會議」幾個頑固分子以開除、警告的紀律處分；由共產黨人提出的聯絡世界各被壓迫民族、開展工農運動等決議案。選舉產生了36名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執行委員24人。其中有李大釗、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毛澤東、董必武、鄧穎超等14名共產黨員當選。
會議期間，蔡以忱十分活躍，運用多種形式與國民黨人士交朋友。那時追求孫中山「三大政策」的譚延闓，是廣州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兼軍委會委員、常委，軍事部部長，並蟬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而譚氏書法運筆流暢，結體寬博，尤以顏體楷書譽滿天下。譚善詩聯，擘窠榜書、蠅頭小楷均極精妙。堪稱民國書壇「四大金剛」(其他三位為善草書之於右任、善篆書的吳稚暉、善隸書的胡漢民)之首。
蔡以忱也是書法世家，其三伯父蔡宏譜(字潤金，號蘭陔)就是著名書法家，尤其是以柳書聞名遐邇，其得意門生金永炎(字曉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歷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軍官學校校長、廣西陸軍講武堂堂長、鄂軍都督府參謀長、民國大總統府幕僚處處長、北洋政府陸軍部次長等職。蔡以忱自幼受父輩心傳口授，其書法剛健遒勁，樸厚俊逸。於是，蔡以忱會同董必武一道，以詩聯唱和的方式與譚氏潑墨交流，平添了一段佳話。其中譚延闓書贈給董必武與蔡以忱對聯各一副，均由蔡以忱放入其小皮箱內存放。
廣州歸來，正值農曆臘月，蔡以忱返鄉過春節時，就將小皮箱及對聯帶回老家，由髮妻吳金梅妥為收藏。武漢國民政府時期，譚作為國民黨中央代理主席駐漢，蔡以忱系國民黨青年運動委員會委員，二人合作共事。他們重提濡墨交流舊事，雙方仍記憶猶新。蔡以忱嫡侄、湖北省美術院著名畫家蔡迪安回憶，在「文革」前，他們昆仲曾親眼目睹，那兩副頗有顧盼自雄氣象的對聯，分別掛於蔡以忱的二哥蔡襄忱與六弟蔡繼忱家裏。遺憾的是，「文革」期間被紅衛兵作為「四舊」「破」掉了。蔡以忱書贈給譚氏的一聯也不知下落。所幸蔡以忱的那只皮箱及其銅鎖，如今作為革命文物由武漢革命博物館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