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謀士田豐之死
一部《三國演義》﹐往往被人們看作教科書。據說﹐滿洲八旗的悍將沒學過什麼兵法﹐打勝仗就靠《三國演義》﹐用小說作為智庫﹐奪取了大明天下。即便是教科書﹐也各有各的讀法。例如﹐從袁紹的謀士田豐之死﹐不同的人就能讀出不同的經驗和教訓。很多人往往拿袁紹的心胸說事﹐這似乎有點隔靴搔癢。
田豐之死的過程緣由我們就不說它了。問題是﹐對於這樣一個傑出人才﹐袁紹為什麼要殺他？更重要的是﹐田豐自己預見到﹐如果袁紹在官渡勝利﹐自己錯了﹐那還能活命﹔如果自己正確而袁紹失敗﹐那就非死不可。這裡而顯然存在著某種邏輯﹐儘管這種邏輯上不了檯面。
我們不可苛求古人﹐但不可不具現代眼光。如果用現代眼光來看﹐田豐之死﹐實際上是一種制度缺陷。在古代的那種制度體系下﹐謀士實際是很難當的。作為謀士﹐既要有超出領導人的智慧﹐又不能表現出勝過領導人的高明。這種制度的假設是組織層級的上層肯定要比下層強﹐如果沒有超出下級的能耐﹐你將無法駕馭下級。所以田豐表現出超過袁紹的見識﹐那就對不起﹐你的死期就到了。如果陰差陽錯田豐預言不准﹐使袁紹能夠奚落一下田豐的弱智﹐那將是袁紹表現大度的良機。田豐運氣不好之處就是戰事的進展沒有給袁紹留下展示自己能耐的餘地。所以﹐這種體制﹐說好聽一點是柏拉圖的哲學王體制﹐說難聽點就是一種武大郎開店體制。儘管哲學王和武大郎不可同日而語﹐但下屬不能高過自己是一樣的。
如果僅僅把這種弊端歸結為袁紹的個人素質問題﹐就容易使人看不到體制缺陷。袁紹的素質固然不足取﹐然而﹐就拿戰勝了袁紹的曹操來說﹐如果拿肚量和人品說事﹐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耳。人們常常說曹操的大度和容人﹐但是﹐仔細推敲一下就會發現﹐只有在曹操認為自己比他人高明的情況下﹐才能表現出大度。一旦發現別人比自己強﹐就會難以容忍。聰明人楊修﹐不正是因為聰明才招來殺身之禍嗎？
對這種不能容人的制度缺陷﹐過去往往歸之於個人品質。然而﹐如果仔細翻翻史書﹐不難發現﹐即便史上稱道的明君﹐也必須比他的下屬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容人云云﹐必須是上司具有絕對優勢才能表現出來。漢初劉邦能用三傑﹐是因為他表現出更高明的「將將」﹐所以韓信的「將兵」不妨一笑容之。如果他不能「將將」﹐那麼﹐劉邦恐怕比袁紹更狹隘。曹操能哭郭嘉﹐從另一種含義上講﹐是嘲笑他的部下沒有他欣賞郭嘉的眼光。諸葛亮服事劉備﹐也需要劉備表現出超越諸葛亮的識鑒。也就是說﹐制度允許下屬提小上司考慮不周的疑問﹐但不允許下屬在整體智能上高於上司。
對於袁紹式的不能容人﹐過去有一個流行的解釋﹐就是「驕傲」。實際上﹐所謂驕傲是文不對題的。驕傲是個人修養不夠﹐而這種體制下的不能容人是權力的專橫。所以田豐的悲劇不是修養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專橫要糾正﹐就要「文死諫﹐武死戰」﹐培育魏徵海瑞﹔專橫要保持﹐就要阿諛奉承﹐培育易牙豎刁。楊修的絕妙好辭和雞肋之解﹐則會招致殺身之禍。即便是懷念郭嘉的曹操﹐殺起楊修來也毫不手軟。
這個難題的出路﹐恐怕非現代科層組織莫屬。古代的等級制是人的等級制﹐現代的等級制是組織的等級制。只有權威不屬於個人而屬於組織﹐才有可能使智力低於部下的領導人能正常發號施令﹐下屬才會服從技術能力不如自己的上司。反過來﹐沒有人格的平等﹐僅僅靠領導者的大度﹐這種軟約束的後果往往是悲劇性的。
當然﹐領導人的修養､人品､胸懷﹐絕不是不重要﹐但這應當分開論述。田豐的悲劇對現代管理的警示就是﹕一個組織﹐在制度和機制設計上能否實現人員智能層次與組織等級層次的分離﹐是傳統組織與現代組織的原則性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