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的戰略錯誤
袁紹的戰略錯誤人們一般認為袁紹在官渡之戰中遭到決定性失敗，這一失敗決定了他的命運。不過如果深究其失敗原因，袁紹在官渡之戰過程中固然犯了重大錯誤，但他在官渡之戰以前犯的一些戰略性錯誤影響可能更深遠。這些戰略性錯誤，由於更正得過遲或一直未得到更正，最終導致他走上失敗之路。
戰略敵友的選擇錯誤是非常重大的戰略錯誤，袁紹就犯了這樣的錯誤。首先袁紹樹立了錯誤的戰略敵人。初平二年(191)，袁紹與袁術兄弟間矛盾激化，袁紹選擇與劉表、曹操結盟，一起對付袁術、孫堅、公孫瓚等。他與公孫瓚為敵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與袁術則並非如此。事實上他與袁術為敵對雙方都是不利的。儘管二袁交惡相互都有責任，但袁紹如果處理得當是能避免與袁術迅速走向敵對的。在兩人交惡過程中，關鍵性事件之一是袁紹派周日禺為豫州刺史，這不但激怒了已控制豫州(至少豫州一部分)的袁術、孫堅，而且公孫瓚的弟弟在協助孫堅與周日禺交戰中陣亡又成為公孫瓚與袁紹決裂的導火索。如果袁紹未派人奪取袁術、孫堅地盤，二袁雖關係惡化但尚不至於到公開對抗的地步，公孫瓚進攻袁紹會更晚些，袁紹也就不會在佔領冀州立足未穩時就面臨一場重大戰役。二袁的和解遲至建安四年(199)才實現，這時袁術已是窮途末路，因此這種和解對袁紹而言戰略意義已不大了。
袁紹在盟友選擇上也犯了錯誤。他遠交劉表不能算錯，後者即便不能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但對他的近敵(先是袁術，後是曹操)有一定的牽制作用。袁紹的錯誤是聯合、扶植了曹操。曹操其實對袁紹早有不滿。當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時，曹操是反對的。《三國志·武帝紀》記載：「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袁紹還派人對曹操說：「今袁公勢盛兵強，二子已長，天下群英，孰於此？」曹操未回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但似乎袁紹對曹操的真實想法並不瞭解，而是數次幫助、支援曹操。
如果袁紹、袁術能早日合作，關東或能早日結束戰亂。而袁紹扶植曹操的必要性就大為降低，袁術遠交公孫瓚的益處也變得很小。但歷史演變的結局不是二袁聯手消滅群雄，而是他倆先後在混戰中滅亡。在袁紹與曹操聯合過程中，部分穎川人士先後從袁紹處投奔曹操，如荀彧、郭嘉等。袁紹手下將領如朱靈也在被袁紹派遣幫助曹操作戰過程中轉投後者。這些人以後在輔佐曹操過程中都立下了功績。
袁紹早就設想「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即據有「大河之北」而後爭奪天下。他選擇河北為根據地並沒有錯誤，冀、幽、並等州的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但在尚未完全據有河北以前，如果黃河以南有重要機會，那也是不應放棄的，不應機械固守原有戰略，這時可以考慮由「南據河」轉為「跨河南北」。袁紹在佔領冀州後，錯失了幾次向黃河以南兗、豫等州擴張的機會。比如，初平三年(192)四月，劉岱在與黃巾軍交戰中被殺後，兗州一時無主。那時袁紹已在界橋擊敗公孫瓚，北邊的壓力減輕，但消滅公孫瓚、奪取幽州非一朝一夕之事。在此過程中，如黃河以南的兗州、豫州有可乘之機，也不應放過。當時袁紹雖可支持曹操佔領兗州，但也可考慮由自己佔據兗州。在黃巾大軍壓境情況下，反對袁紹佔領兗州的張邈等人未必敢於公開起來對抗，曹操同樣如此。
初平四年(193)，袁術引軍入兗州陳留郡，被曹操、袁紹擊敗後撤往揚州。他原先佔據的荊州南陽郡應被劉表控制，而豫州則可能被曹操佔領。其實袁紹這時應謀豫州。奪得豫州，他不僅與劉表聲氣相通，還對曹操形成鉗制之勢。這會在相當程度上限制曹操的擴張，且以後即便與曹操決裂，袁紹的戰略地位也會更有利。
興平元年(194)，張邈、張超與陳宮等人叛曹操迎呂布為兗州牧，但程昱、荀彧等仍忠於曹操，雙方發生了爭奪兗州的戰爭。這一戰爭延續到次年，曹操最終獲勝。袁紹當時是援助曹操的，甚至有可能曾親自率軍進攻呂布。就長遠來看，這其實是錯誤的。袁紹當時有四種戰略選擇一是支持曹操奪回兗州；二是採取「隔岸觀火」的策略，坐觀兗州之戰而不參與；三是在呂布徹底擊敗曹操後，自己出兵取兗州；四是以援助曹操為名出兵擊敗呂布而取兗州。其實袁紹無論採取第三種還是第四種方略都比第一種、第二種要好。此外，在呂、曹兗州之戰進行過程中，袁紹可考慮佔領豫州及河南尹之地。
興平二年(195)末，漢獻帝渡河來到關東，袁紹面臨是否迎獻帝的選擇。以往，漢帝在關中先後受董卓、李傕等控制，關東群雄在相互交戰中多不必考慮這一因素。但漢帝到關東後，袁紹、袁術、曹操等人都要面對這一問題。儘管漢獻帝的到來不像呂布那樣能對中原戰局產生直接影響，但其間接影響還是有的，而且這種影響並不是短期的。漢獻帝自身實力很有限，但他在關東的群雄混戰中還是有特定戰略價值的。對是否迎漢獻帝的問題，袁紹手下謀士有爭議，而他本人也表現得較為猶豫，其中一個原因是漢獻帝為董卓所立，並不合袁紹之意。後來他就「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等於是把機會讓給曹操。而曹操則在荀彧等人勸說下前往洛陽，迎漢獻帝都許。
不過在當時的群雄混戰時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意義也不應過於誇大。無論在後來的官渡之戰還是赤壁之戰中，控制漢獻帝都未表現出重大的戰略價值。但建安元年(196)曹操借迎漢獻帝之機「收河南地，關中皆附」，就有比較大的戰略重要性了。鮑信原來向曹操建議的「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就此初步實現。而袁紹失去的不僅是控制漢獻帝的政治優勢，還有佔據豫州乃至控制關中的良機。
袁紹在曹操控制漢獻帝於許後終於感到後悔，但已經難於挽回。這確實如郭嘉對曹操所說的：「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
對進攻方來說，較佳的戰略時機是戰略對手在心理或實力上準備不足的時候。發動進攻不一定選擇在自己完全準備好以後，因為那時對方可能也已嚴陣以待。對袁紹而言，進攻曹操最好的機會也不是在他消滅公孫瓚完全佔據河北以後。曹操控制漢獻帝後，自任為大將軍，後雖不得已讓於袁紹，但其野心已難以掩飾。袁紹那時又欲使曹操「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但被曹操所拒絕。袁紹此時面臨戰略選擇或者立即討伐曹操，或者在滅公孫瓚之再進攻曹操。袁紹選擇了後者，這是非常錯誤的。當時國內割據群雄中，公孫瓚已成困守之局，再無擴張慾望；劉表滿足於保有荊州觀望時變；呂布在襲奪徐州後同樣以自保為主；孫策遠在江東；袁術雖有異志，但實力、才能都有限；劉璋、張魯等更是無足慮。此時海內局勢已比較明朗能與袁紹爭鋒的，只有「挾天子」的曹操了。因此袁紹應把主要力量用於對付曹操，對坐守易京的公孫瓚可考慮緩攻或分兵一部進攻。
建安二年(197)，曹操進攻荊州，在南陽敗於張繡。這本是袁紹進攻曹操的一個機會。但他所做的居然只是「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同年冬到次年七月，曹操又發動了對張繡、劉表的戰爭；此後曹操還攻呂佈於徐州。這些機會袁紹本都可以利用來攻許都，但他仍未抓住。如果說這幾次機會的喪失是由於公孫瓚未滅，在建安四年(199)三月，袁紹攻破公孫瓚於易京後，歷史仍給了袁紹機會。同年十二月，曹操派劉備到徐州阻止袁術北上投袁紹，劉備藉機殺徐州刺史車胄。次年曹操攻劉備。當時田豐勸袁紹借此機會襲擊曹操後方，被袁紹拒絕。由於劉備很快失敗，因此這一機會不能說是很理想，但如袁紹迅速出兵，或許能取得一定進展，為以後的戰局展開打下基礎。此時他發動攻勢，畢竟比後來官渡之戰時對曹操正面攻堅好些。
最後官渡之戰的時機選擇是否合適？在以前的諸多機會喪失後，在袁術、呂布、劉備等被曹操一一擊敗而張繡又歸降曹操後，袁紹與曹操作戰是越早越好，還是再等待一段時間較為有利？官渡之戰前夕，原來一直主張早日進攻曹操的田豐轉而提出避免決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不過田豐所說「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未必可行(可能被曹操分別擊破)「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也未必能實現。田豐或許未意識到袁紹此時在戰略上已處於兩難境地，立即發動戰略決戰或推遲決戰獲勝把握都不很大。袁紹以往的戰略失誤造成他後來的戰略困境，這對他在官渡決戰中的失敗也有相當影響。
如果袁紹在官渡之戰前未犯上述這些戰略錯誤，或者對其中一些戰略錯誤能及時加以糾正，那麼很可能也不會有決定其命運的官渡之戰了。袁紹的失敗在相當程度上可歸因於他在戰略上犯的這些重大錯誤。而他在面臨一些重大戰略選擇時，曾有謀士(比如田豐、沮授)給他提出正確的建議，但他並未採納，這就是陳壽所說的「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因此可以說他的戰略錯誤與他的內在不足有關係，而這恰好與曹操形成了較為鮮明的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