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女特工十年囚禁平反出獄卻自殺
近幾年來﹐「諜戰」成為影視劇導演們青睞的題材﹐那些迅速搶佔各電視台黃金時段的諜戰劇真是數不勝數：《潛伏》､《暗戰》､《旗袍》､《密使》､《密探》､《密令1949》… …電影《色戒》､《風聲》的票房之高更是引發了人們對「美女間諜」故事的強烈好奇。這樣的影視劇多麼好看啊女人﹐美貌､艷裝﹐高貴而神秘﹐看似單純簡單﹐其實深不可測﹐你知道她必然是故事的﹐但不確定這故事會怎樣的演繹﹐每一個眼神的顧盼流轉中都有意味深長的含義。最後終有一刻﹐她露出了真實的面目一個插入敵人心臟的間諜。這個身份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最關鍵的時刻﹐對敵人進行致命的一擊後﹐美女間諜主動或被動暴露身份﹐悲壯殞命。
帶著《風聲》中仍然記憶猶新的驚悚與殘酷﹐我進入關露的散文﹐那種奇怪的對比一時讓我有些恍惚：這個女人的生命果真曾經與「間諜」身份有關麼？她是那個曾經走近令人髮指的「76號魔窟」的地下黨員麼？是利用《女聲》雜誌作為掩護搜集日本情報的特工麼？而在她的散文裡﹐她卻是那樣一個平凡而俗常的小女子﹐那個十點半鐘從戲院走出的女子﹐那個獨自走在秋夜的微風與細雨中的女子﹐她說剛出戲院時同路的有五個人﹐轉了個彎就只剩下兩個﹐再轉一次彎就只剩下形單影隻的自己﹐她說恐怖與畏懼同時襲來﹐以至於「我要因可怕的威脅而癱倒了」。
但關露的確曾以「特工」身份受命策反「76號魔窟」負責人李士群﹐時間上與鄭蘋如(《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實施刺殺丁默村計劃幾乎是1939年秋冬之際。只是與鄭蘋如相比﹐關露的諜報生涯顯然少了許多神秘､激烈與戲劇性在歷史的舞台上﹐鄭蘋如從容而華麗地登場﹐後來又悲壯而華麗地收束﹐生命在最青春亮麗的時刻戛然而止這更符合諜戰劇導演們的口味。
紅色女特工關露的故事卻是另外一種版本﹐但有著一樣蒼涼而落寞的底色。沒有鄭蘋如那樣顯赫的家族背景､美艷的外貌､自如多變的應對能力﹐關露又是怎樣堅持著她的諜報生涯的呢？與鄭蘋如相比﹐關露更是一介平凡女子﹐當命運將她放置在一種「非凡」的境遇之中﹐她的生命也就失去了原本的節奏和旋律﹐她的一生也就成為「沒有節拍的歌唱」。
為了體現關露命運中的傳奇意味﹐一些報刊雜誌和傳記文字喜歡賦予她這樣的概括：「三十年代上海灘三大才女之一」､「與張愛玲､丁玲齊名的女作家」､寫出不朽詩篇的「民國才女」等等﹐這些關乎寫作能力的定義與她「紅色間諜」､「中共特工」的身份結合在一起﹐似乎更能顯示她非同凡俗的生命情態。但事實上﹐無論就寫作的數量還是質量而言﹐關露都無法與張愛玲､丁玲相提並論。
關露留下來的文字並不多﹐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能見到的出版作品有如下幾種：《太平洋上的歌聲》(詩集﹐生活書店1936年出版)､《新舊時代》(自傳體小說﹐光明書店1940年出版)､《蘋果園》(中篇小說﹐工人出版社1951年出版)﹐除此之外還有散見於報刊的散文､評論､詩歌﹐以及八年監獄生活留下的《秦城詩草》11篇(未集中出版)。
在數量有限的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樸素､認真､願意體味並表達生活的女作家的形象。關露的文筆清麗､婉約﹐行文清淺流暢﹐既無張愛玲的「清峻決絕」﹐也無丁玲的挺拔鋒利三十年代的上海﹐這樣稜角不是特別分明的寫作又何以能與張愛玲､丁玲齊名呢？除了那首因電影《十字街頭》而傳唱下來的主題歌《春天裡》(關露作詞)外﹐我們甚至幾乎淡忘了她的文字：春天裡來百花香﹐郎裡格郎裡格郎裡格郎﹐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郎裡格郎格郎裡格郎﹐穿過了大街走小巷﹐為了吃來為了穿﹐朝夕都要忙。郎裡格郎郎裡格郎﹐沒有錢也得吃碗飯﹐也得住間房﹐哪怕老闆娘作那怪模樣… …
歌詞裡流淌著底層小人物每日生活的塵俗氣息﹐而關露本該就是這樣一個在凡俗之中穿梭､操持的女人：出身平凡又難免有小小波折﹐相貌普通但不乏秀麗﹐性格文靜､做事認真… …這樣一個女人﹐她最貼合的生活狀態應該是有一個家﹐有丈夫､孩子﹐依靠寫作和教書謀求著一份平凡而平穩的生活。
1907年7月25日﹐關露出生在山西省右玉縣的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是前清舉人﹐做過當地的小縣令。母親是父親用賭博贏來的四千兩銀子換得的繼室﹐每每父親拿這個理由發火宣洩､以示權威的時候﹐母親總是據理力爭：我可以養活我自己﹐我要出去教書。接受過女子專科學校教育的母親將自主､自立的理念也傳達給了關露姐妹：「明白了嗎？一個沒有知識的女人﹐她一生的生活就等於下跪。」「要獨立和自由就要有知識﹐要有知識就得唸書。」
九歲那年父親去世﹐母親就靠在師範學校和師範附小教書的微薄收入養活著一家四口﹐物質上雖然清貧拘謹﹐但關露和妹妹讀書認真﹐表現優秀﹐母親又儘可能替她們阻擋著外來的紛擾﹐至少在這個時期﹐兩人的生活還算風平浪靜。即便是十六歲那年母親因病去世﹐都並沒有給關露的生活帶來實質性的變化母親離開了﹐但家庭的格局似乎並沒有改變：關露與妹妹跟隨祖母來到南京二姨媽身邊﹐與寡居的二姨媽同住﹐用關露在《新舊時代》中的形容就是「這時我們還是四個人住著… …只不過母親換成了姨母」。
真正促使關露下決心走出家庭的動力來自於二姨媽的婚姻觀念和逼婚行動。這個家庭生活極其不幸的女人天天借酒澆愁﹐她不斷向關露姐妹灌輸的一個觀點就是「結婚是女人的終身大事」﹐嫁一個有錢有勢的好人家才是一個女人的首要問題。關露極其反對姨媽的觀點﹐但又無力阻止她的嘮叨､灌輸與行動﹐這個家開始讓關露感覺到痛苦與無奈：「我開始討厭我現在生活著的家了。我覺得我沒有說話和行動的自由。」「我家裡的一切都使我感覺厭倦和抑鬱。」「她(二姨媽)能使我因違反她的意志而感覺著靈魂的苦痛和不愉悅。」
雖然並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但關露姐妹明顯感覺到姨媽在為她們的出嫁而積極準備､物色人選。潛在的威脅讓兩人做出決定：離家出走。一個偶然的契機使關露脫離了家庭來到上海﹐並在這裡遭遇､認識了熱心慷慨的劉道衡(劉原為同盟會會員﹐後加入中國共產黨)。了解了關露的情況以後﹐劉道衡收留了她﹐並且願意提供學費﹐送關露到上海法科大學法律繫唸書。
邁出家庭這一步對關露而言意義重大﹐它不僅意味著對重蹈舊式女人命運危險的躲避﹐更意味著關露精神與視野的變化與拓展：當交流與交往的對象由封建家庭成員變成了見世面､經風雨的社會人士時﹐關露的思想觀念也在發生著變化。除了劉道衡外﹐法科大學的許多老師和學生都是愛國人士和革命家﹐關露與劉道衡的妹妹劉文淵一起住在亭子間時﹐來往的朋友中也不乏傾向革命的年輕人。自傳小說《新舊時代》中關露曾提到一位叫作「宋景」的女孩﹐敘述者「我」起初無法理解這個說話柔和､姿態優美的南方女孩竟然喜歡看革命書籍﹐於是困惑地問道：「你為什麼對這些流血和戰爭的書發生興趣﹐你不覺得危險和可怕麼？」那女孩回答：「我不喜歡流血和戰爭﹐但我以為書上面的理論很有道理。」她認為唯有這樣的辦法可以解決社會與人生的問題。
這些思想理念的浸染與滲透使得關露開始萌生革命訴求。1928年關露由法科大學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先入哲學系﹐後轉入文學系﹐開始迷戀新詩並嘗試寫作。但她第一篇見諸報刊的文字不是詩歌﹐而是小說《余君》﹐發表在張天翼､歐陽山､韓起等人創辦的週刊《幼稚》上﹐刊物的一些成員是關露同學﹐後來南下上海﹐成為左聯的重要成員。1931年夏﹐關露因為中學畢業文憑問題而被迫離開中央大學﹐前往上海。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此時﹐雖然關露的妹妹胡繡楓和妹夫李劍華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但這個家其實已經成為上海中共地下黨的一個據點。國家的危難加上朋友､親人的影響﹐關露關注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工人､兵士､農民這些底層小人物的身上﹐面對這塊貧困､悲哀､滄桑的土地及土地上生存的民眾﹐她用樸素而真誠的文字書寫著大災難下一個小人物的悲切與疼痛。
帶著這樣的責任感與憂患意識﹐年輕的關露努力做著力所能及的事情：寫詩﹐編刊物(《新詩歌》)﹐接觸並了解工廠女工﹐教她們讀書､識字､編板報﹐主動請求並承擔一些基層組織的宣講工作和宣傳任務﹐積極參與上海婦女反帝大同盟的籌備與宣傳事務。
正是在這樣的忙碌中﹐關露確立著自己的人生意義與自我價值﹐她並不具備敏銳的眼光和宏大的能量﹐但在所有需要自己的環節中認真､盡心﹐使得個體價值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同時﹐在社會事務之外﹐關露的個人生活也體現著一個平凡小女人經營的認真。
關於關露的回憶性文字中﹐一些曾經去過她住處的人曾做出了這樣的描述：房間不大﹐但「素淨明潔」﹐擺放著一些小玩藝﹐充滿了生活情調﹐那張單人小床整潔得讓人不忍落座﹐這些細節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著濃厚的生活情趣､注重生活格調和品質的女作家形象。同時印證這一點的一個有趣細節是關露的整容事件。
就外貌而言﹐關露給人的印象是平凡而不乏清秀。在年幼的周海嬰的記憶中﹐「關露大約二十五歲上下﹐高挑的身材﹐燙髮﹐面貌一般﹐談吐和藹可親﹐看不出叱吒風雲革命士女的外貌。」胡風的妻子梅志這樣描述三十年代初剛剛認識的關露：「當時她的容貌和穿著都很平常﹐眼睛有點不對稱﹐鼻子也不是理想的高鼻樑﹐經常穿一身藍布旗袍﹐看去像個女教師或職員﹐不像女工。… …朋友們都覺得她肯用功﹐有創作熱情。但並不認為她是漂亮小姐﹐而是感到她在文雅中有學者風度。」關露自己也曾提到雖相貌平常但「愛修飾」﹐最好是用簡單而不費時間的方法「把自己修飾得好看」。並且特別指出對自己扁平的鼻樑有些不滿意。
可能正是基於這種「愛美之心」﹐關露曾做過一次整容手術：用現在美容業通用的說法應該是「隆鼻手術」﹐時間大約在1935年﹐據梅志回憶﹐當時曾在報紙廣告欄看到美容廣告﹐用四個人手術後的照片證明美容院的水平與效果﹐其中之一即是關露。所以傳說中關露改變形貌是為了打入汪偽特務機構的說法並不成立(四年之後﹐潘漢年才有了讓關露接近李士群的計劃)。但顯然手術並不成功﹐留下了一些後遺症：鼻子有些變形﹐兩翼發紅﹐可能還有週期性的不適這一切給她本人後來的生活帶來了一些心理與身體的不便。
不知是否出於容貌修正後的自信﹐關露接下了左翼劇聯排演的話劇《賽金花》中的一個小小的角色﹐與主演王瑩一起在上海､南京演出數場﹐當年中央大學同學常任俠記述了重回南京的關露的變化：舊地重來﹐伊人已經修鼻易名﹐「頎長玉立﹐秀眉隆準。華服高履﹐體態盈盈﹐前所未見。… …與在大學同席時判若兩人」。
在我看來﹐如上事件倒是讓傳說中的「紅色特工」關露變得生動起來：對工作負責﹐對生活認真﹐愛美﹐有時不免迎合世俗﹐追求愛情﹐但似乎對自己的愛戀對象並不是特別的理解和了解﹐有過兩次無疾而終的戀愛﹐也都快速地成為過去… …如果關露的生命之歌一直以這樣的節奏和旋律繼續下去﹐那麼她的歌聲未必響亮但必然平穩､舒緩﹐包含可以想像的俗常的煩惱或幸福､寒冷或溫暖。
《新舊時代》的後記中﹐關露明確表示自己希望通過這樣一部自傳小說告訴讀者的是：「一個一向都夢想與追求著自由跟解放的女性﹐要怎麼樣才能獲得自己的希望。」一個女性「從舊的封建生活走向新生活」的過程究竟是怎樣的。像那個時代出生的許多女孩子一樣﹐關露從懵懂到覺醒﹐從茫然被動到目標清晰的成長曆程帶有一定的典型性延續這樣的青春軌跡﹐關露的生命應該是平凡､日常的。但是很快﹐一個特殊的命令卻終止了關露原本的生活節拍﹐使她接下來的人生軌跡發生了改變。
1939年深秋的一天﹐借住王炳南家的關露接到了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秘書長劉少文轉來的一封密電：「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務。」落款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葉劍英﹐「小廖」即時在香港九龍的廖承志。雖然並不清楚任務的內容究竟是什麼﹐關露還是接受命令很快到達香港。幾經輾轉﹐關露在香港見到了廖承志﹐與廖一起出現的還有原中共「特科」負責人(時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直到這時﹐關露才明白所謂「任務」即打入日偽特工組織「76號魔窟」﹐接近魔窟頭目李士群﹐從中獲取情報﹐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策反李士群。
潘漢年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關露與李士群之前的關係淵源﹐確切地說﹐是關露的妹妹胡繡楓與李士群由來已久的接觸。1933年﹐胡繡楓丈夫李劍華因主辦抗日進步刊物被當局逮捕﹐胡繡楓在營救過程中偶然認識李士群並請他幫忙﹔一年以後﹐李士群被中統調查﹐被捕入獄﹐胡繡楓收留了正懷有身孕､處境艱難的李士群妻子葉吉卿。李士群對胡繡楓一直心懷感恩並尋求回報﹐連帶對姐姐關露也比較關照。由於此時胡繡楓在湖北另有任務﹐打入魔窟的任務就落在了關露身上。
這個任務對關露而言至少有兩大難度：一是李士群與關露姐妹相識已久﹐雖不十分確定﹐但對姐妹兩人的真實身份與思想傾向有個大致的了解﹐而且關露那時已是上海灘小有名氣的詩人﹐公開出版的詩集《太平洋上的歌聲》中的傾向與立場一目了然﹐以李士群的精明與警覺﹐稍加分析便能對關露的身份有所知曉﹐在這樣的前提下﹐關露能否進入李士群的生活､能否從李士群那裡獲得有用的信息﹐能否保證自己的安全都是一個未知數﹔第二﹐從朋友和關露自己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感覺出她的性情與任務中所要求的「特工」素質有著較大的偏差﹐這無疑更增加了整個工作的危險係數。
接續《新舊時代》的第二部自傳小說《黎明》中﹐關露的自我定義是性情率直､喜怒常形於色：「想到了就說﹐高興了就笑」﹐「她從來不想見著了什麼人便說什麼話﹐或者看見哪一種人便要採取哪一種語言和態度﹐採取哪一種說話的方式這一類的事情。」膽子不大﹐內心也並非定力十足：幼年時庭院裡異樣的爭吵也會讓她「非常恐懼」﹐全身戰抖(《一個牛郎的故事》)﹐獨自一人行走在深夜的靜寂中﹐孤獨與畏怯甚至壓迫得她眼淚都要出來了(《秋夜》)。同在左聯共事的許幸之也認為將這種潛伏任務交給關露是「欠妥」的﹐因為「她為人太忠誠樸質﹐缺乏必要的靈活性和警惕性」﹐而且「生活作風一向很嚴謹又很脆弱﹐經不起狂風暴雨的襲擊」。
這樣一個女人﹐顯然沒有《風聲》中顧曉夢那樣戲劇化的鎮定冷靜､義無反顧的決絕﹐那麼她又用什麼力量才可以克服內心的恐懼與軟弱呢？我們不得而知。我們所知道的就是關露曾在好友面前哭泣､申述自己的委屈﹐並不只一次請求組織允許她「回娘家」。好在李士群在搖擺與利益權衡中不想絕了自己後路﹐在基本知曉關露的身份後並未對她產生威脅﹐關露也在李士群那裡了解到了他的心態與特工部動態﹐並成功地促成了潘漢年與李士群的會面。與潘漢年那些驚心動魄的情報計劃和除奸行動相比﹐關露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小小的插曲﹐平靜､悠閒﹐若有似無。但對關露這樣一個平凡女人來說﹐這段人生的插曲卻具備了她難以駕馭的驚心動魄。
這次任務之後﹐關露雖有迫切的「回家」願望﹐但鑒於她的前期工作與輿論鋪墊﹐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繼續將關露留在上海﹐打入日偽雜誌《女聲》作編輯﹐伺機尋找日共地下黨﹐獲取日本軍國主義的情報。《女聲》主編是日本著名女作家佐籐俊子﹐以她一貫的女性主義立場﹐《女聲》試圖給戰爭陰影中苦悶的婦女們一個發聲的渠道﹐但無奈這份雜誌的資金支持來自於日本軍方﹐它的獨立性很難得到保證。關露奉命進入《女聲》之後﹐很快成為其中的核心力量﹐她集編輯､撰稿於一身﹐寫下了大量的隨筆與時評﹐並為一些左翼作家提供了一個發言的平台﹐據當年上海地下黨成員丁景唐回憶﹐他們曾有意識試探並利用《女聲》發表文章﹐在上海進行「散兵作戰」。
編輯與寫作本身對關露而言並不痛苦﹐痛苦的是她必須扮演一個為日本雜誌賣命的「漢奸文人」﹐並因此遭遇了來自於同胞的唾棄與不屑﹐尤其是當她的工作有時不得不與日本文化宣傳發生直接關聯的時候。「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召開是關露經受的一次最嚴峻考驗。
從1942年開始﹐連續三年﹐日本以文化交流的名義舉辦了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一屆會議地點在南京﹐作為主編的佐籐俊子參加了會議﹔第二屆會議《女聲》便委派關露作為代表趕赴東京參加會議。關露深知此行對自己的影響：新聞照片一經媒體披露﹐她「漢奸文人」的罵名便更難洗刷了。她猶疑､矛盾過﹐也迴避､退縮過﹐但當黨組織暗示她可以藉此日本之行聯繫日共地下黨時﹐關露再次克服了自己的痛苦與恐懼﹐踏上了去東京的輪船。
在不能暴露身份又不能喪失個人民族立場的情況下﹐一個女人﹐一個本不善於複雜應對和臨場調整的女人就變得異常痛苦：大會第二天﹐關露作為指定發言人的題目是關於「大東亞共榮」﹐關露心裡很清楚﹐絕不能照這個題目講﹐但又不能強硬抵抗。痛苦與掙扎之中﹐又沒有組織可以請示﹐關露決定「繞」開去﹐她向領隊說：「我是搞文學的﹐是婦女刊物的代表﹐不懂政治﹐不會演講。如果一定要我講話﹐我想談點婦女方面的問題。」最後以《中日婦女文化之交流》為題作了演講這也許是她有話可說､有話能說且又不失民族道義的唯一選擇。
初到日本﹐距離大會的開幕還有幾天﹐關露一行先去了博多､唐津等地考察觀光﹐最後到達東京。去往東京的火車上﹐關露開始感覺到身體的嚴重不適：頭痛､發燒､倦怠這可能是一種真正的身體疾病﹐但更可能是因精神的緊張而導致的心理疾病在一步步走向東京走向會議的時候﹐關露的壓力也在一步步生長。面對新聞記者的熱情與關注﹐剛到東京的關露就發出無奈而沉重的嘆息：「我的身體非常疲勞﹐我的神經非常緊張﹐然而我的情緒是異常悲哀的！」這場突如其來的疾病在一定層面上幫助了關露：以病為由﹐她可以推掉一些活動﹐以病為由﹐她可以沉默或者「囈語」﹐但同時﹐這場疾病也給關露帶來了巨大的痛苦：頭痛欲裂﹐神經衰弱﹐有時近乎失常﹐開始出現幻覺﹐以至於後來回上海後她把這幾天總結為「神經病態的日子」。
關露後來的精神失常此時已經出現了徵兆。總之﹐在長達七年的時光中﹐負有「特殊使命」的女特工關露必須活在一種雙面､分裂的角色中﹐這對一個內向､文靜､怯弱的平凡女人來說不啻是一種巨大的折磨﹐以至於後來一直心有餘悸。1949年以後﹐當一些好奇的年輕朋友試圖追問她當年的非凡經歷時﹐她都藉故轉移話題﹐極少談論﹐只是偶爾透露的一些細節仍能讓我們感覺到那曾經發生在她身上的驚險與詭譎。
1945年日軍投降﹐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毛森在上海下達「肅奸令」﹐大規模抓捕日本漢奸﹐女特工關露也名列其中。上海地下黨緊急組織營救行動﹐輾轉將關露轉移到了蘇皖解放區。至此﹐關露的間諜生涯宣告結束﹐在終於回歸自我､回到真實的生活之後﹐關露的文字中流露出很久沒有的輕鬆與愉悅：「秋光冉冉步遲遲﹐小鎮安營遇舊知。紙共一張詩共韻﹐挑燈朗誦愛民詩。」卸下重負的關露必然對未來充滿期待﹐明朗的生活､自由的身心﹐還有終於可以團聚的戀人… …這一切似乎就在眼前。但事實再一次將一個女人平凡的幸福期待化成了泡影。
關露遇到的第一重打擊就是戀人王炳南的沉默與拒絕。三十年代末期﹐關露因沒有固定住處曾暫住上海王炳南家﹐兩人相識並漸生愛情。後因工作需要﹐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的王炳南先到武漢﹐後轉至重慶﹐兩人便失去了見面的機會﹐僅依靠書信維持著彼此之間的感情。當聽說關露終於回歸解放區時﹐已是周恩來得力助手的王炳南高興地提出了探望關露的想法。周恩來權衡利弊﹐否決了王炳南的請求。周雖然清楚關露的身份和曾經從事的特殊工作﹐但國民黨輿論仍將關露認定為一個「文化漢奸」﹐解放區的許多不知情人士也對關露多有懷疑﹐從事外交工作的王炳南此時此刻顯然不適合與這樣一個女人繼續發展關係﹐王炳南只有服從大局﹐終止了邁向關露的腳步。
這樣的事實除了接受別無選擇。但另一重讓關露無法接受的打擊是自己人對她的懷疑､誤解與審查。樓適夷曾回憶抗日戰爭結束﹐他途經淮陰解放區遇到關露時的情景：「她身體不大好﹐神情不安﹐一日上街去新華書店被滬來青年發現﹐大呼『捉女漢奸』﹐驚惶失措﹐經公安警保護回來﹐神經失常。」整風運動中關露也是隔離審查的對象﹐不止一次被命令「交待問題」﹐剛剛放鬆下來的身心再次緊張焦慮起來﹐且超過了關露的負荷﹐從目前所能查找到的資料來看﹐在至少七八年的時間裡﹐關露的精神狀態都處在一種輕微的分裂狀態﹐時好時壞。稍有風吹草動﹐她便多疑､謹慎﹐「腦子裡的弦便繃得過緊」。
關露的緊張不是毫無道理﹐雖然1949年後她以一個作家的身份積極體驗生活､參與創作﹐但是可怕的事實還是到來了：1955年5月的一天﹐關露被幾名公安民警銬上手銬﹐從電影局劇本創作所帶走。直到兩年後被釋放﹐關露才知道自己是因潘漢年案被逮捕審查。這兩年的監獄生活關露從不對外人提及﹐只是偶爾在通信中曾對妹妹胡繡楓談起點滴。從這有限的文字中﹐我們可以感覺出﹐身陷囹圄的關露面臨的考驗絕不亞於當年的諜報工作。
在一次次被迫交待個人「罪行」的過程中﹐關露也面臨著內心的分裂：這個活得認真､清白､真誠的女人只好工工整整､詳詳細細書寫自己的生命經歷﹐從童年到青春﹐再到淪陷區特殊工作﹐她不知道自己何罪之有。壓力之下精神失常卻被監獄大夫誣為「裝瘋賣傻」﹔肉體的折磨更是家常便飯：監管人員的打罵､牢房裡陰濕的環境﹐週身的關節疼痛… …
對於這一代擁有相似命運的知識分子來說﹐煉獄生活有時會摧毀一個人﹐有時也會鍛造一個人的意志。而關露在這個過程中倒是逐漸顯示出了堅定與勇氣﹐先是挺過了五十年代兩年的牢獄生活﹐十年之後﹐又挺過了接續下來秦城監獄八年的囚禁生涯﹐這對一個弱女子來說實屬不易。
關露抵抗內心崩塌的方式就是為自己找尋一個生活的支撐點。第一次監獄生活中﹐在委屈､抱怨之後關露開始利用空餘時間構思小說《劉麗珊》﹐主人公即是當年的救命恩人劉道衡的女兒。劉麗珊在父親的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後來在對日戰爭中悲壯殞命﹐年僅22歲。或許是這個自小熟知的女孩的精神感召著自己﹐關露走過了艱難的兩年﹔第二次入獄的關露較之於第一次心態稍稍平靜了些﹐但出獄的無望和由此而來的絕望仍是她個人要克服的最大心靈問題。在日復一日的打罵與提審中﹐關露再次找到了一個緩解困境的方式：一次出去放風的時候﹐她在院子偷偷撿起了一根鐵釘並將它帶回牢房﹐下定決心將鐵釘打磨成針。關露給自己規定﹐每天至少磨一千下﹐當鐵針磨成的時候﹐也許正是自己出獄的時候。
靠著這樣的信念去支撐﹐女特工關露終於等到了自由的那一天。據說出獄後關露曾將這枚鐵針給妹妹及少數的幾個朋友看過﹐大家無不感慨萬千。此時此刻﹐一個平凡､脆弱的女人因為這些細節而迸發出生命的光華。但是﹐這個女人﹐在經受了間諜任務的考驗﹐又經受並支撐過了十年嚴酷的囚禁生活之後﹐在平反的那一刻﹐卻選擇了離開。並且﹐這個在朋友看來不適合諜報工作的女人於生命的最後﹐卻用諜工人員的冷靜與不動聲色安排了自己的結局：
1982年12月5日﹐星期天。陪伴並幫她撰寫回憶錄的朋友陳慧芝照例要回自己大女兒家﹐而在前一天﹐關露的回憶錄也終於完工﹐她告訴陳說週日有老同學來看她﹐開車﹐並帶保姆﹐可以給他們做飯﹐所以讓負責做飯的小金也放一天假。陳慧芝提議她再跟老同學打電話確認一下﹐關露堅持說不用﹐已經約定好了：「她知道我愛吃鴨子﹐她來時還帶一隻鴨子給我吃呢。」傍晚小金回來的時候﹐發現門鎖著﹐她以為關露外出了﹐就在門口等。一直不見關露影子﹐小金就從窗戶爬進去﹐看到關露就在床上﹐已經沒有了呼吸。關露的外甥女李康將､李稻川聞訊迅速趕來﹐發現關露穿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兩手疊放在胸前﹐像睡著了一樣﹐臉色蒼白而平靜。旁邊桌上有兩個空了的安眠藥瓶子。
根本沒有老同學﹐沒有約會﹐沒有好吃的鴨子。關露只想安靜地離開這個世界。李康將本想給關露守夜﹐但天實在太冷了﹐就鎖上門。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枕邊的那個洋娃娃陪伴著關露。洋娃娃是先前大家買了送給關露的﹐因為她很喜歡娃娃。保姆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條短褲。關露很高興﹐總是把娃娃放在枕頭邊﹐替娃娃蓋上被單﹐有時抱起來看看。
這個女人﹐終於在生命的最後﹐以一個俗常而天真的畫面定格。沒有孩子﹐沒有愛人﹐沒有家庭﹐只有一個沒有體溫的布娃娃。儘管不能與她說話﹐缺乏生命的鮮活氣息﹐但它與隱晦､複雜､心機､權衡､兇險､危機無關﹐它是純真､可愛､明朗的象徵﹐它微弱的光芒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救治那留在關露內心深處的陰霾與傷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