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是如何被政績工程拖垮的
可以說﹐隋煬帝楊廣的一生﹐就是在活給別人看。史料中可以見到這樣的記錄﹕「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弦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為不好聲妓﹐善之。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濕﹐我獨衣此乎！』」
在隋文帝面前﹐楊廣總是偽裝成不好聲色､勤儉好德的樣子﹐在當時被人稱為仁孝。外出打獵碰到下雨﹐手下人給他獻上雨衣﹐他卻說﹕「士兵們都濕透了﹐我怎麼可以獨自穿這件衣服呢？」。為了能夠得到王位﹐他將真實的自己偽裝起來。等到登上皇帝寶座之後﹐外在的壓力和約束都已經消失﹐天性中那長期壓抑著的「激進因子」不可阻擋地活躍了起來。沒有任何約束的權力強化了他的政治虛榮心﹐也同時助長了他內心的浮躁感。這麼大的舞台﹐他演戲的慾望更加強烈。他繼續扮演著一個虛假的自我﹐一個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自我﹐只不過這個時候的觀眾由區區「二聖」兩個人擴展為全世界的人。
在楊廣登基之初﹐大隋王朝各項經濟指標和人口數量的增長都呈遞增之勢。楊廣自視甚高﹐認為自己既然能夠成為天下人的領袖﹐才能自然居於眾生之上。他曾經自負地說﹕「天下的人都認為我是因為生在皇家才能繼承皇位﹐擁有四海。但是如果讓我和那些知識分子搞一次以文治武功來競選皇帝之位﹐我也是當仁不讓的天子。」
沒有做過皇帝的人﹐想像不到登上皇帝寶座是什麼感覺﹐一句話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一句話改變一座城池的命運。權力越來越大﹐需要處理的事情越來越多。登上皇位的楊廣體會到了權力所帶來的眩暈感。
隋朝的財政體制是藏富於國﹐這就導致了官僚資本的大量積累﹐而老百姓的日子卻過得異常艱難。據史料記載﹐大業六年(610)正月十五﹐楊廣在東都洛陽舉行盛大的節日慶典﹐那些隨他西巡入京的諸國使節､商人都有幸見識了帝國的強盛與富足。來自全國各地的5萬多名樂工集中於東都皇城外的定鼎門大街﹐足足鬧騰了半個月。
除了炫耀自己的精神文明﹐楊廣還將自己的物質文明展示了一番。東都的市場被整飭一新﹐供各國商人參觀。就連那些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菜販子都要在店舖裡鋪上地毯。各國客商路過酒店﹐都會被連拉帶拽進去喝幾杯﹐喝完後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不用付錢。那些老闆們說﹕「我中原大國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飯都是不要錢的。」
喝了酒的胡人們﹐滿臉寫著狐疑之色﹐他們踉踉蹌蹌出了酒店﹐一頭就撞在了路旁的樹幹上﹐可絲毫沒有感覺到疼。半醉半醒之間﹐抬眼上瞧﹐路旁的樹木都用絲綢纏起來﹐極盡奢華。對於楊廣所展示出來的大國奢華之風﹐胡商們很不理解。他們轉臉問身邊的中原朋友﹕「你們這裡有人連衣服都穿不起﹐為什麼不把這些裹在樹上的絲綢拿去給他們做衣服呢？」這句話極盡諷刺意味。
即位後的楊廣﹐急於要用最短的時間來成就自己的「聖王之業」。他認為如果一個帝王能夠在他所統治的時代裡﹐迎來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說明這個皇帝夠得上一個聖君的標準。楊廣一方面向高麗發動進攻﹐以實現「四夷賓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建東都､鑿運河､築長城､開馳道﹐在形象工程建設方面不惜下血本。
按照中國人評判歷史的標準﹐楊廣的這幾個大手筆並不是一個安於享受的帝王願意去做的。不管出於怎樣的一番考慮﹐中華帝國以一種另類的姿態趨向楊廣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顆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滿足。對於詩人楊廣來說﹐他要構建屬於自己的烏托邦世界﹔可是對於皇帝楊廣來說﹐這又是一項宏大而艱難的命題﹐而他又沒有能力處理好個人英雄主義與千秋功業､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間的關係。營建東都﹐為了証明自己是權力正統的核心﹔修建長城﹐是為中華帝國樹起一道堅固的屏障﹔修築運河﹐是為了貫通南北漕運的血管﹔征伐高麗﹐是「聖王之業」弈局中最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楊廣運作帝王權力的勝負手。
在天下承平､國力強盛之時﹐用這種大工程來裝點盛世的繁華是掌權者通常會採用的方式。如此集中､如此大規模地將這些形象工程連續上馬﹐全國老百姓在短時間內幾乎都被集中到勞動工地上。
楊廣從即位那一刻起﹐就在傾力打造一個龐大的勞動生產線。中華版圖宛如一個巨型的勞動競賽場﹐他讓自己的帝國陷入無休無止的大役之中﹐老百姓在生命難以承受的重壓之下苦苦掙扎。據史料記載﹐隋煬帝時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是﹐大業元年修東都洛陽﹐總計用十個月的時間﹐每月用工兩百萬﹔大業三年修長城﹐發丁百餘萬﹔大業元年到大業六年修大運河﹐累計用工三百萬以上。
那麼﹐大業年間老百姓的負擔到底有多重呢？史學家胡如雷先生曾經做過一項估算。從仁壽四年(604)隋煬帝即位﹐到大業八年(612)第一次東征高麗﹐在這八年的時間裡﹐隋王朝一共上馬了22項大的工程﹐總共動用的人力達到三千多萬人次。隋煬帝時期全國人口才四千六百萬﹐而八年時間就動用了三千多萬人﹐每年平均徵用四百萬左右的勞動力﹐將近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幾乎是全國男丁的總數。那些罪在當下､利在千秋的偉大工程﹐在當時看來完全是勞命傷財之舉。
楊廣為了成就自己的聖王之業﹐讓整個帝國陷入到這種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瘋狂狀態中。再加上連年的自然災害﹐尤其是山東､河南一帶﹐水災成患。自然災害對中國農耕社會經濟的破壞﹐往往是一道無可挽回的致命傷。
中國的季風性氣候是一種極不穩定的氣候﹐廣袤的中華大地局部災害是無年不有。更何況當時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婦人」﹐男丁被抓去參與對外戰爭或者直接送到帝國大工地上當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群盜」。也就是說﹐老百姓為了能夠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淪為匪盜﹐冒著生命危險用非法手段來獲取血酬以維繫自己生存的底線。
民間沸騰如此﹐那些稍稍有點民本思想的帝王﹐應該會有所警醒。他們往往會通過調整政治策略﹐來達到休養生息的目的﹐為緊繃的帝國神經做暫時性的舒緩。可是對於自視甚高､一心只想著早日成就聖王霸業的楊廣來說﹐不但沒有絲毫的收斂跡象﹐反而更加變本加厲。其實他並不是要存心折騰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計算裡﹐那些掙扎於底層的百姓的生與死與他的千秋大業放在一起稱量﹐根本算不了什麼﹐不過是有血有肉的服勞役的工具和服兵役的兵器而已。
老百姓掙扎於死亡線上﹐各地的局勢已呈烈火烹油之勢﹐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楊廣依舊沉迷於自己的英雄大夢中無法清醒過來。叛亂﹐在楊廣看來﹐那不過是疏通民怨的一條管道﹐成不了氣候的叛亂﹐根本經不起帝國軍隊的輕輕彈壓。小民不足畏﹐那些寄生於權力機器的官僚才是最難伺候的人。楊廣生性自負而多疑﹐尤其對於朝廷裡那些和自己政見不統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經對大臣虞世基說﹕「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也就是說﹐我生性最討厭別人進諫﹐如果你已經身居高位﹐居然還想著靠進諫這種方式來博取美名﹐我尤其容不下你﹐當場就會殺了你。如果你是一個卑微之士來向我諫言﹐我可能會稍微地寬待﹐但是終究不會讓你長久地站在這個地面之上的﹐終究還是會殺了你。
儘管在此之前﹐隋煬帝已經本著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的帝王法則﹐將所有能夠收拾的政敵都誅除乾淨。可是隨著東征高麗的一敗再敗﹐國內矛盾日趨緊張﹐權力結構內部本就不夠穩定的利益鏈也呈現出鬆懈與斷裂的跡象。君臣之間無信任﹐官員之間非友即敵﹐誰又能挽帝國狂瀾於既倒？
隋王朝在國內外形勢的急劇惡化中﹐與即將崩潰的權力體系來了一個火星撞地球似的碰撞。在零星不斷的騷亂和劫掠之後﹐不滿於帝國權力傾軋的楊玄感起兵於河南北部的黎陽。此人是隋帝國的社會精英人物﹐並且與皇室有著遠親關係。其父楊素是隋朝的開國元勛﹐也是隋文帝楊堅最為信任的大臣之一。楊玄感官至禮部尚書﹐在楊廣遠征高麗之初﹐他在隋軍的主要供應基地黎陽督運軍需。
公元613年初期﹐在今天的山東地帶連續爆發農民暴動。楊玄感利用朝野上下對高麗之役的普遍反對和對隋煬帝本人的極端不滿﹐糾集叛軍向東都洛陽進發﹐並將其圍困起來。楊玄感喊出「為天下解倒懸之急」的口號﹐極具吸引力﹐一時間從者如流﹐隊伍迅速擴張。
這場叛亂來得快﹐去得也快﹐前後只延續了不足兩個月時間就宣告失敗。楊玄感也落得抄家滅族､身首異處的下場。火已經點燃乾柴﹐想要自動熄滅已不可能。中華帝國烽煙四起﹐而權力系統內部和民間流傳著各種未經証實的流言和帶有目的性的讖語﹐成為潑灑於乾柴上的助燃汽油。在隋文帝時期﹐已經被炒作過的「李氏當為天子」的神秘讖語再度甚囂塵上。這條神秘讖語﹐令隋煬帝和他的權力擁躉者到了談虎色變的地步﹐尤其是那些李姓中人﹐更是人人自危﹐當然這其中也包括李淵﹐一個站在帝國角落裡沉默隱忍了半輩子的貴族官員。
各地叛亂風起雲湧﹐大大小小有上百隻起義軍投身於帝國利益重新分配的格局中。而這些起義軍有一個共同的行動綱領﹐那就是以反對繁重徭役和兵役為號召。中國歷史幾千年來﹐並無新事可言。新體制的萌芽往往是建立在反對繁重徭役的基礎上﹐當新體制變為舊體制﹐繁重的徭役又會成為壓彎舊體制的最後一根稻草。
山東地區的王薄起義軍軍歌《無向遼東浪死歌》裡提出「譬如遼東死﹐斬頭何作傷」。歌詞一經唱出﹐「避征役者﹐多往歸之」。也就是說﹐他們反對楊廣到高麗去打仗﹐拿他們這些貧民當炮灰。
李密的瓦崗軍在討楊廣的戰鬥檄文中﹐開列了楊廣不死無以謝天下的諸多罪狀﹐其中有「廣立池台﹐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為了滿足自己奢靡的生活﹐楊廣傾全國之力﹐耗天下之財。由此可見﹐在反隋的隊伍裡﹐為了逃避征役而投身反政府行列的﹐主要是那些掙扎於社會最底層的民眾。《隋書》中記載﹕「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萑蒲。」其實隋王朝的國庫並不空虛﹐窮得連最基本的生存都無法維繫的還是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