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失荊州再認識
對於關羽的「臨沮之敗」﹐史家措意﹐偏重於外部因素﹐亦即東吳呂蒙偷襲江陵而致。而對於關羽集團內部矛盾的分析則稍顯不足。關羽守荊期間﹐不僅同吳人關係不斷惡化﹐且與部屬關係亦十分緊張。茲據史論述之﹕
關羽所據的荊州雖有三郡(南郡､零陵､武陵)﹐但根本重地是兩座城池﹐即江陵與公安。江陵是南郡的治所﹐關羽及其部將的眷屬都住在這裡；公安原名為油江口﹐乃是赤壁之戰後﹐劉備從周瑜手中獲得的。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劉備﹐劉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
劉備任荊州牧時﹐公安成了荊州的治所。孫權襲取荊州﹐其主要的軍事目標就是奪取這兩座城池。《三國誌·董昭傳》載﹕「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城﹐孫權遣使(曹操)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關羽﹐江陵､公安累重﹐關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關羽有所準備。』… …孫權軍至﹐得其二城﹐關羽乃破敗。」可見﹐江陵､公安的得失﹐事關荊州的安危﹐對關羽來說是萬萬不容有失的。
關羽北攻襄樊﹐留守江陵與公安的是糜芳和傅士仁。然而關羽同這二員承擔守禦大本營重任將領的關係頗為對立﹐並由此釀成糜芳､傅士仁叛變投敵﹐拱手獻城於呂蒙的慘禍。《三國誌·關羽傳》載﹕「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關羽輕己。關羽之出軍﹐糜芳､傅士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關羽言﹕『還當治之』﹐糜芳､傅士仁鹹懷懼不安。於是孫權陰誘糜芳､傅士仁﹐糜芳､傅士仁使人迎孫權。」
《三國誌·呂蒙傳》注引《吳錄》､《吳書》的記載略有不同﹐但更為翔實。《吳錄》說﹕「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關羽以責糜芳﹐穈芳內畏懼﹐孫權聞而誘之﹐糜芳潛相和。及呂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吳書》說﹐傅士仁在公安據守﹐呂蒙令虞翻對他說以利害﹐虞翻曰﹕「呂虎威(蒙)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傅士仁得書﹐流涕而降。然後呂蒙帶上傅士仁﹐兵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呂蒙以仁示之﹐糜芳遂降。可見﹐由於糜芳､傅士仁二人的叛變﹐呂蒙幾乎是兵不血刃地奪取了南郡。
其實﹐關羽北攻襄樊前﹐並不敢掉以輕心﹐他對荊州的守禦還是作了精心安排。
首先﹐關羽討樊城而多留備兵﹐必恐呂蒙圖其後故也。
其次﹐關羽在江陵､公安的沿江地帶修築了許多「屯候」烽火台﹐一旦發現敵情﹐即可舉火﹐施放狼煙。
第三﹐關羽在鎮守荊州期間﹐為防範吳軍的進攻﹐大築江陵､公安二城﹐將其建成內外套城﹐形成堅固的兩道防線。而且江陵距樊城只有350里﹐當時輕騎一晝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即可趕回。所﹐儘管呂蒙巧施計謀「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關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關羽不聞知。
但胡三省在此作注曰﹕「屯候雖被收縛﹐使糜芳､傅士仁無叛心﹐關羽猶可得聞知也。」可見﹐只要糜芳､傅士仁堅守城池﹐不投敵叛變﹐關羽迅速返師﹐與江陵､公安的守軍前後夾擊吳軍﹐關羽與呂蒙孰勝孰負尚難逆料也。
那麼﹐糜芳､傅士仁為何在關鍵時刻倒戈呢？除了呂蒙大軍出其不意﹐兵臨城下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與關羽有隙､素皆嫌關羽輕己。關羽既然瞧不起糜芳､傅士仁二人﹐就不該把如此重要的後方基地托付給平素就被他輕視的兩位將領。雖然糜芳是主公劉備的妻兄﹐傅士仁是劉備的同鄉(士仁為廣陽郡人﹐劉備是涿郡人﹐皆屬於幽州)﹐二人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但作為全軍主帥就應該有較為寬廣的胸懷﹐要有容人的氣度。
劉邦滅楚﹐靠蕭何主持關中；劉秀成功﹐靠寇恂主持河內；曹操統一北方﹐靠棗祗主持許縣屯田。只有關羽的後方基地是建立在火山口上。劉邦在成皋､廣武與項羽對峙其間﹐數使使勞苦丞相﹐為的是籠絡蕭何﹐以免他心懷反側。關羽與曹仁在樊城相峙之時﹐令糜芳､傅士仁供給軍資﹐糜芳､傅士仁不悉相救﹐即沒有及時將「軍資」運往前線﹐關羽就大發雷霆﹐宣稱「還當治之」。這種做法不啻是使早與關羽「有隙」的糜芳､傅士仁二人更加懷懼不安﹐一旦形勢發生變化﹐豈能阻止他們臨陣倒戈。關羽如此所為﹐焉能不敗。
前引《關羽傳》云﹕「於是(孫)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這段史料中還有一個幽隱未顯的問題﹐即孫權除了「陰誘」糜芳､傅士仁之外﹐還有沒有「陰誘」荊州的其他重要人物？儘管史料中沒有具體說明﹐但與關羽素來不睦的潘濬值得我們關注。
潘濬是荊州武陵人﹐他先在劉表那裡任江夏郡的從事﹐此後又在劉備手下為治中。劉備入蜀﹐留典州事﹐公安是荊州的治所﹐既然留典州事﹐那潘濬必然留守在公安。傅士仁於公安叛降﹐如此大事﹐必有同黨參與﹐一起策劃。同黨為誰？最大的可能就是潘濬﹐因為潘濬身為荊州治中從事﹐職責甚重﹐沒有他點頭贊同﹐傅士仁是不敢輕率迎孫權的。
對此《三國誌集解》卷61《潘濬傳》引用王懋竑之語﹕「按潘濬為昭烈(劉備)治中﹐又典留州事。責任蓋不輕矣﹐與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潘濬豈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聽其迎降﹐可乎？… …故濬當與糜芳､士仁同﹐(楊)戲之譏貶自不為過？」
所謂「楊戲之譏貶」是指楊戲所撰《季漢輔臣贊》之語﹕「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關羽﹐遂入吳。」從《季漢輔臣贊》中可知﹐潘濬「亦與關羽不穆」﹐表示其在與關羽的關係上和糜芳､傅士仁是一致的。
孫權既然知道糜芳､傅士仁與關羽「有隙」而「陰誘」之﹐那麼身處荊州治中之位﹐「典留州事」的潘濬和關羽「不穆」﹐孫權又怎麼會放過這個機會不去「陰誘」呢？且糜芳､傅士仁作為迎降首功﹐後在吳國雖得錄用﹐但不過為人部屬﹐反而不如潘濬﹐其一「迎降」﹐孫權即「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遷太常」。若非潘濬「迎降」之功大於糜､傅﹐潘濬官運豈能如此亨通。
關羽不僅與部屬不睦﹐與蜀中其他將吏的關係亦十分緊張。例如劉封﹐本羅侯冠氏之子﹐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關羽既然與劉備寢則同床﹐恩若兄弟﹐那他同劉備的養子劉封就有了叔侄關係。然而就是這位與關羽有叔侄之親的劉封﹐在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劉封､孟達﹐令發兵自助的關鍵時刻﹐離襄樊前線只有咫尺之遙的副軍將軍､上庸太守劉封居然裝聾作啞﹐抗拒羽命。
劉封､孟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關羽命令。可見﹐關羽與劉封､孟達等人關係異常緊張﹐導致劉封､孟達擁兵上庸﹐任憑關羽連呼而不理不睬﹐作壁上觀﹐此亦是關羽丟失荊州﹐全軍覆沒的重要原因之一。總之﹐關羽雖不失為可用之將﹐但並非是帥才﹐他鎮守荊州﹐攻打襄樊時﹐屢屢失誤﹐且性格剛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故陳壽說他﹕「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關羽發動襄樊戰役﹐雖然水淹七軍﹐威震華夏﹐但最終卻導致荊州失守﹐自身也為孫權所殺。這其中有很多隱情至今令人費解。襄樊戰役前後﹐吳､魏使者往來不絕﹐密謀夾擊關羽﹐可謂緊鑼密鼓﹐配合默契﹐而劉備､諸葛亮對此卻一無所聞﹐對關羽未作任何具體的軍事､後勤與外交的部署和支援。反之﹐曹魏一方則極為重視﹐幾乎舉傾國之力﹐以抗擊關羽。
自襄樊戰役開始後﹐曹操即坐鎮洛陽﹐晝夜同司馬懿､劉曄､蔣濟､桓階等心腹謀士分析「敵情」﹐商量對策。並不斷調動其最精銳的部隊及猛將增援樊城。據史料﹐發現曹操前後共派出多批援軍。
《三國誌·關羽傳》載﹕「建安二十四年﹐劉備為漢中王﹐拜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關羽率眾攻曹仁於樊城。曹公遣於禁率七軍助仁。」
《三國誌·徐晃傳》云﹕「復遣徐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城。會漢水暴溢﹐於禁等沒。關羽圍曹仁於樊城﹐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徐晃所將多新卒﹐以關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徐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 …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
《三國誌·張遼傳》云﹕「關羽圍曹仁於樊城﹐魏王召張遼及諸軍悉還救曹仁。」
《資治通鑒》卷68曰﹕「魏王操自洛陽南救曹仁﹐群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獨曰﹕『大王以曹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指曹仁､呂常)遺力邪。』曰﹕『不然。』『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眾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曹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強救﹐大王按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曹操善其言﹐乃駐軍摩陂。」
從上述史料中可知﹐曹操為解樊城之圍﹐前後共派出五批援軍﹕第一批是於禁､龐德等率領的七軍；第二批是徐晃所帥領新兵；第三批是徐商､呂建的部隊；第四批是殷署､朱蓋的十二營；第五批是將曹操手中最精銳的王牌軍張遼的部隊﹐從與孫權對壘的合肥前線調來增援曹仁。曹操還先後派遣滿寵､於禁､龐德､徐晃､趙儼､徐商､呂建､殷署､朱蓋､張遼､裴潛､呂貢等十二名文官武將(其中將領八人､參軍一人､刺史二人､太守一人)參加此役﹐其中除張遼､裴潛､呂貢等軍因關羽撤圍而未到樊城外﹐其餘九人都參加了襄樊戰役。
曹軍兵力當分前後不同階段計算。關羽水淹七軍﹐俘獲於禁所部約三萬餘人﹐加上殺死及逃散的﹐被關羽消滅的魏軍當不少於四萬。此後曹操不斷增派援軍。夏侯淵戰歿後﹐徐晃率重兵屯宛城﹐當不下於萬餘人。殷署､朱蓋等率十二營詣徐晃﹐殷署所領的一營之卒有五千餘人﹐其餘十一營若仍以每營五千人計﹐十二營合計為六萬餘人。曹仁､呂常所領襄陽､樊城守軍亦不少於萬人。由此推算﹐徐晃､徐商､殷署､朱蓋､曹仁等率領的守軍和援軍加在一起總共約有八萬餘人。即便如此﹐曹操還不放心﹐為取得壓倒優勢﹐曹操還親率大軍屯駐於離襄樊不遠的摩陂(今河南郟縣)。由此可見﹐為了對付關羽﹐曹魏方面幾乎實行了全國總動員。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和強烈反差的是﹕蜀漢方面卻絲毫沒有做出任何反映﹐採取任何軍事部署。當時關羽所部兵力嚴重不足﹐僅號有三萬人。筆者認為﹐戰爭的勝負雖不能以兵力多寡決定﹐但兵力對比之於戰爭﹐在一定條件下是起主導作用的。關羽以區區三萬之眾﹐既需留重兵於後方江陵､公安等基地﹐防守荊州﹐又要攻取曹魏軍事重鎮襄陽､樊城﹐真乃捉襟見肘﹐其艱難自不待言。由於關羽兵微將寡﹐故久攻樊城不克﹐及至曹操統率大軍屯駐摩陂﹐並調遣徐晃､徐商､呂建､殷署､朱蓋等各路援軍至樊城時﹐關羽面臨強敵﹐已處於絕對劣勢。
襄樊戰役關乎蜀漢北伐大計﹐劉備與諸葛亮怎麼可能不密切關注這一戰役發展的一舉一動？諸葛亮鎮守荊州多年﹐對荊州軍的兵力､裝備也應該是瞭如指掌﹐為何在曹魏大軍幾乎傾巢出動﹐軍事態勢如此嚴重的情況下無動於衷？蜀漢在益州的主力軍難道就不能抽出一旅之師增援荊州﹐而讓關羽以孤軍抗擊曹魏的近十萬精銳之師﹐此誠不可解也。
當然也有學者認為﹕關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於禁﹐斬龐德﹐把曹仁圍困在樊城﹐軍事上節節勝利﹐劉備､諸葛亮沒有必要派蜀兵來增援他。至於後來關羽從丟失荊州到走麥城﹐時間很短﹐劉備､諸葛亮無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來不及增援。從表象上看﹐這一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若依據史實﹐細加考訂﹐還是大有問題。
首先﹐襄樊戰役始於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終於是年十二月底﹐首尾凡半年。戰役的轉折點是在十月﹐即東吳背盟､呂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奪取荊州。關羽敗走麥城﹐突圍至臨沮被吳兵擒殺是在十二月底﹐也就是說關羽的失敗過程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令人費解的是﹐難道在這麼久的時間內﹐劉備､諸葛亮對整個戰役急轉直下的形勢竟然一無所聞？難道關羽和蜀漢統帥部､大本營就完全失去了聯絡？難道蜀漢這個剛剛建立的新興政權的情報部門就全部失靈？
按照一般的軍事常識﹐襄樊戰役打響後﹐魏蜀吳三方都應該把注意力､聚焦點全部集中於荊州戰場。蜀漢益州地區在沒有受到吳､魏任何威脅的情況下﹐絕不可能對荊州的戰況置若罔聞﹐作壁上觀。其次﹐我們也可假設呂蒙攻陷江陵､公安後﹐嚴密封鎖消息﹐關羽的荊州軍卒全被俘獲﹐無一人漏網逃回成都報信。但問題是﹐東吳為了擴大戰果﹐又遣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孫吳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漢西部邊境的永安﹐即白帝城。在吳軍凌厲的攻勢下﹐劉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逃回成都﹐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毋庸置疑﹐劉備､諸葛亮此時對荊州的戰況已基本清楚﹐只是關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國誌·陸遜傳》明確記載宜都失守的時間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此時﹐距離關羽被擒還有一個多月。
我認為﹐如果這時劉､葛即刻發兵﹐日夜兼程去營救關羽﹐或許還有機會﹐即使未能達到目的﹐救兵未及趕到﹐而關羽已遭不幸﹐劉備､諸葛亮在此事上的處理總算還在情理之中。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連「人謀」也不盡﹐那又能作何解釋呢？問題是﹐陳壽所撰的《三國誌》及裴注中均無隻字片語涉及到劉備､諸葛亮商議發兵營救關羽的記載。最後當關羽敗走麥城﹐面臨全軍覆沒之際﹐蜀中援軍還是遲遲不至。
這就引起了後人的紛紛揣測。國學大師章太炎有他獨特的見解。他說﹕「臨沮(關羽被擒殺之地)之敗﹐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譏其無遠略﹐而或解以敗問之未通。苟羅騎斥堠之疏如是﹐則政令愈慢矣！」對「無遠略」､「敗問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論﹕關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無罪狀﹐除之則不足以厭人心﹐不除則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將掣撓吾大政﹐故不惜以荊州之全土﹐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國之柄﹐無出於二孔；出於二孔﹐其所舉雖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齊人心﹐壹法令﹐則國已分裂矣。雖殺之而疆易侵削﹐終不以易內訌。其故事則有蕭何之戮韓信。何公用之於韓信﹐而葛氏陰用之於關羽。
已故著名史學家方詩銘先生襲用了章太炎的觀點﹐但他卻認為不是諸葛亮要除去關羽﹐而是劉備要翦鋤關羽。其理由是關羽驕橫跋扈﹐不但易代(即劉備死後)之後將難於控制﹐即劉備健在之時也感到沒有把握。由此可見﹐章氏觀點已為治三國史專家所接受﹐只不過是檢討劉備､諸葛亮二人中是誰要翦除關羽。所以﹐章氏的觀點雖然大膽﹐但卻能言之成理。
前輩史學家田餘慶先生亦持近似觀點。他說﹕「《三國誌》留下為賢者諱的史筆有不少﹐其著者如關羽敗死問題。《關羽傳》關羽敗死﹐荊州棄守﹐讀史者總不免有懷疑。思欲究其所以﹐論其責任。委罪於劉封並不足以釋此疑惑。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劉備､諸葛亮﹐特別是劉備。但於陳壽書無據可依﹐因而不敢在劉備､諸葛亮身上立議。《關羽傳》盧弼《集解》引黃恩彤論及其時措置乖張之處﹐但是一閃而過﹐以為『非千載下所敢臆度者矣』。其引姚范之論﹐則以為『蜀之謀士當不若是之疏﹐陳壽或不能詳耳』﹐連陳壽一起都在諱中了。這些都是欲言又止之例。章太炎始脫去忸怩之態﹐直謂蜀假吳人之手殺此易世所不能御之關羽﹐且斷其責不在他人而在劉備。章氏之論確否﹐姑不置論﹐他無所顧忌的學術態度﹐是當今治史者所應具備的。」
我以為方､田二氏所論甚是﹐荊州之失﹐關羽敗亡﹐劉備當負主要之責是毋庸置疑的﹐甚至亦不排除劉備假吳人之手剪除關羽的可能性。但是﹐這並不等於說﹐諸葛亮在這個事關蜀漢政權盛衰的問題上就不負一點責任。研究三國史者皆知﹐關羽敗死是蜀漢政權的致命傷﹐因為丟失荊州後﹐蜀漢的伐魏之師就只剩從漢中攻關中這一路﹐而失去了從荊州向南陽攻洛陽這一路的配合。此後「武侯北征﹐屢出祁山﹐功卒不就﹐則以荊州既失﹐宛洛路梗﹐… …以武侯之才﹐措置荊州乃不能如其隆中之初見。
可見﹐救不救關羽﹐確乎關係到蜀漢政權的興衰存亡﹐諸葛亮雖非人主﹐但他畢竟是劉備身邊的主要謀臣﹐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無論如何﹐他在關羽敗亡問題上是難辭其咎的。所以把關羽送上斷頭台的除了東吳的孫權､呂蒙之外﹐劉備與諸葛亮皆要承擔一部分責任。
那麼﹐為何在關羽兵敗臨沮的關鍵時刻﹐諸葛亮未能勸諫劉備﹐發兵相救呢？我以為﹐個中緣由頗為複雜﹐除了關羽與諸葛亮之間鮮為人知的糾葛嫌隙外﹐恐怕還另有更大的隱情。史家習知﹐諸葛亮《隆中對》的核心是孫劉聯盟﹐共同抗曹。聯吳抗曹的政策是諸葛亮親自製定的﹐這是諸葛亮的總戰略﹐一以貫之﹐始終不變。但關羽卻完全不能理解諸葛亮的良苦用心﹐在關羽鎮守荊州期間﹐其剛愎自用﹐妄自尊大﹐完全不把東吳放在眼裡。
據載﹐孫權為了暫時穩定孫劉兩家關係﹐曾遣使者為己子向關羽之女求婚﹐這無疑有利於鞏固孫劉聯盟﹐無論於公於私﹐關羽都應允諾。然其不僅不允﹐反而「罵辱其使﹐不許婚」。另據魚豢《典略》載﹐關羽攻樊時﹐孫權曾一度想配合關羽﹐遣使求助之。在正式使節出發前﹐孫權又遣主簿先致命於關羽﹐然而﹐關羽不僅不抓住機會交好於孫權﹐或利用吳軍牽制住一部分曹軍﹐反而毫無道理地忿其淹遲。當時﹐於禁已降﹐故關羽飄飄然﹐利令智昏﹐竟然出言不遜﹐破口大罵孫權道﹕「貉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短短數語﹐不僅侮辱了孫權的人格﹐而且暴露了他從不把吳人放在眼裡的心態。
由於聯吳抗魏是諸葛亮外交戰略的核心﹐「不交吳﹐則內掣於吳而北伐不振」。諸葛亮為「交吳」而嘔心瀝血﹐成為其一以貫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關羽卻在如此重要的大政方針上處處與諸葛亮作對。王夫之不愧為大史學家﹐他說﹕「欲合孫氏於昭烈以共圖中原者﹐魯肅也﹐欲合昭烈於孫氏以共拒曹操者﹐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終身而不易。蓋吳則周瑜､呂蒙亂子敬之謀﹐蜀則關羽破諸葛亮之策。」船山先生的分析何其精闢﹐不由人不服膺！既然關羽已成為諸葛亮「外連東吳」方針上的絆腳石﹐諸葛亮對關羽「臨沮之敗」作壁上觀也就不是毫無道理的事﹐我們又何必為之驚訝呢！
再之﹐關羽作為荊州軍的主帥﹐對丟失戰略要地荊州理應負主要責任﹐按照軍律﹐亡師失地者當斬。諸葛亮崇尚法術﹐對軍律的執行是極其嚴格的﹐這從日後諸葛亮失街亭後﹐不顧蔣琬等人勸諫﹐堅持斬馬謖﹐並自貶三等之事上即可明證。所以﹐諸葛亮覺得﹐在丟失荊州之後﹐已無必要為了救一個理應處斬的敗軍之將而興師動眾了。
關羽作為劉備手下的第一號將領﹐驕橫跋扈､目空一切﹐不要說蜀中一般的將吏不放在眼裡﹐即便對主公劉備亦時有怨懣之辭。《關羽傳》注引《蜀記》曰﹕「初﹐劉備在許都﹐與曹公共獵﹐獵中﹐眾散﹐關羽勸劉備殺曹操﹐劉備不從。及在夏口﹐飄搖江渚﹐關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劉備在許昌之時﹐被曹操軟禁﹐猶在虎口之中﹐稍有不慎﹐即可遭致殺身之禍﹐劉備投鼠忌器﹐豈敢輕舉妄動。關羽不明事理﹐居然發怒﹐責備劉備為何當時不誅鋤曹操﹐豈非無理取鬧？
建安十九年﹐劉備攻益州﹐西涼馬超來投﹐馬超是東漢末年頗具聲望的虎將﹐劉備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為平西將軍﹐位同關羽﹐遠在荊州的關羽聞之極為不滿﹐當即寫信給諸葛亮﹐問超人才誰可比類﹐諸葛亮知關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布､彭越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關羽美鬚髯﹐故諸葛亮謂之「髯」。關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由於諸葛亮的協調﹐關羽對於劉備重用馬超的不滿才得以緩解。建安二十四年﹐劉備自稱漢中王﹐欲重用黃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黃忠之名望﹐素非關羽﹐馬超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超､張飛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羽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劉備曰﹕「吾自當解之。」劉備所謂自當解之﹐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馬費詩前往。《三國誌·費詩傳》曰﹕劉備「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關羽聞黃忠為後將軍﹐關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關羽斥罵黃忠為「老兵」﹐這是憤怒至極的表現﹐是誰將自己與這個「老兵」同列﹐當然是劉備﹐因而關羽的憤怒不是指向黃忠﹐而是指向劉備。
由此可知﹐關羽對劉備有諸多不滿。對此﹐劉備當然不可能無所察覺﹐但是﹐關羽手握重兵﹐鎮守荊州﹐不但易代之後將難於控制﹐即劉備健在之時也感到沒有把握。怎麼辦？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這必將提上劉備思考的日程。
如前所述﹐劉備任糜芳為南郡太守鎮守江陵﹐傅士仁為將軍屯駐公安﹐除了這兩座城池是軍事要地之外﹐是否還有更深層次的考量？我懷疑是有的。糜芳字子芳﹐東海人也﹐為安漢將軍糜竺之弟﹐劉備之妻糜夫人之兄。傅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亦為劉備所器重。劉備極有可能是用糜芳､傅士仁二人來做關羽的監軍。特別是糜竺､糜芳兄弟﹐與劉備的關係非同一般。
劉備任徐州牧時﹐即得到糜竺､糜芳的支持。當劉備為呂布所敗處於困窘之際﹐糜竺資以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劉備賴此復振。糜竺又進妹於先主為夫人… …糜竺弟糜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待劉備取得益州﹐即拜糜竺為安漢將軍﹐地位在軍師將軍諸葛亮之上。可見糜竺與劉備的關係極為密切﹐糜芳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劉備以糜芳為荊州重鎮南郡太守絕非偶然﹐很可能是以自己的這位妻兄來監視關羽。關羽當然知道劉備的「用意」﹐故對依恃裙帶､同鄉關係而得志的糜芳､傅士仁二人從不假以詞色﹐不僅輕視､鄙視他們﹐甚至表示「還當治之」。
關羽水淹七軍後﹐陸渾民孫狼等作亂﹐殺縣主簿﹐南附關羽﹐關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遙應關羽﹐關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面對如此的形勢﹐劉備自然是興奮的﹐然興奮之餘﹐不知其是否還有一絲隱憂﹐即平日已十分跋扈的關羽很可能會更加居功自傲﹐屆時將有尾大之慮。此時劉備年已近耳順﹐其子劉禪懦弱﹐故在養子劉封丟失東三郡之後﹐諸葛亮慮劉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劉備欣然同意﹐遂賜劉封死﹐使自裁。
既然劉備能不顧父子之情﹐毫不猶豫地處死劉封﹐劉備又怎麼會考慮其同關羽所謂的「兄弟」關係呢？何況關羽要比劉封「剛猛」得多﹐易世之後﹐劉禪根本「制御」不了他。陳壽在《三國誌·先主傳》中評曰「先主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高祖乃劉邦也﹐為鞏固西漢王朝﹐劉邦生前就翦除了韓信､彭越､英布等異姓王。劉備既有「高祖之風」﹐就有可能會效仿祖宗「故事」﹐在關羽丟失荊州﹐全軍覆沒之後﹐乾脆「假手於吳人﹐以隕關羽之命」。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把古代的君臣關係看得太理想化﹐以為真的有什麼桃園結義﹐誓同生死。
由於《蜀書》記載過於簡略﹐筆者找不到確切的史料證明以上揣測﹐但仍可從《蜀書》的有關記載中尋覓出雪泥鴻爪。例如﹐龐統死後﹐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法正死時﹐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張飛被刺身亡﹐劉備驚曰﹕「噫﹐張飛死矣。」按理來說﹐關羽為蜀漢捐軀﹐且身首分離﹐死得極其壯烈﹐劉備應該更為悲慼﹐但查遍《三國誌》及裴注﹐卻找不到劉備流涕的記載﹐是陳壽漏記了嗎？不可能﹐如此大事﹐有良史之稱的陳壽又豈能不錄。另外﹐關羽死後﹐劉備並未予以其謚號﹐至後主劉禪時﹐才追諡羽曰壯繆侯。但劉備是否對所有的臣僚都不給謚號呢？亦非如此﹐法正死後﹐劉備即賜曰翼侯。劉備為何要厚法正而薄關羽呢？由於史料闕失﹐其中奧秘恐怕永遠也無法解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