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香港的一些精英與組織站在暴徒一邊，對違法與違反文明底線的行為都不譴責，還暗中支持，背後就是心理上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受害者同意犯罪者行為，並參與犯罪，成為文明恥辱。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與警方談判
全球華人社會看香港的問題，都會驚訝於香港的一些精英與組織會站在暴徒的一邊，對於明顯違反法律與違反文明底線的行為都不予譴責，還暗中支持，對於暴徒去砸餐館、商舖、銀行、將不同政見的市民點火燃燒等等行為，都拒絕表態，甚至倒果為因，說他們是被警察壓迫，是義士，形成是非不分，混淆視聽，也使得香港的暴亂局勢不斷惡化下去。
這也是犯罪心理學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這源於一九七三年瑞典的一宗銀行搶劫案，四名被劫持為人質的市民在被劫持六天之後釋放出來，但卻拒絕出庭指證劫匪，甚至籌錢為其辯護，由於事件發生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所以心理學家就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一九七四年，美國報業大亨赫德斯的女兒Patty Hearst被恐怖分子綁架，輾轉逃亡，並參與在三藩市一宗搶劫案，這位富家大千金被長期監禁及洗腦，認同恐怖分子理念，並且參與恐怖行動。這都被視為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範例，也就是罪案的受害者反而最後同意犯罪者的行為，並參與犯罪。
這也是今天香港的情況。很多平常高喊人權法治的精英，卻對明顯違反人權與法治的惡性治安事件不予以譴責，還曲予維護，讓人錯愕。溫和的「和理非」勢力都被暴力分子「精神勒索」，變身為所謂的「勇武派」，可以贊成去打砸搶，放火燒人。
這也使得香港的「泛民」等自由派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變身為「泛暴派」，也就是「但求目的、不擇手段」，認為只要自己的終極目的是對的，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不惜違反法律，不惜踐踏文明的底線。這都是香港的悲哀，也是世界文明史的悲哀。
而最近香港幾家大學的校長的表現，也被懷疑是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他們被一些激進學生羞辱與長期禁錮後，聲稱自己站在學生的立場，要譴責警察，但對學生的種種違法行為，卻不加追究，最後還要與這些違法學生稱兄道弟，互稱手足，等於是肯定校園暴力，讓很多香港人錯愕不已。
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段崇智就面對這樣的批評。很多中文大學的校友不能相信母校的校長感染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被那些崇拜暴力的學生牽著鼻子走，更不能苟同，擁有錢穆、唐君毅等「文化中華」傳統的中文大學，竟然在今天被一些倡議「去中國化」的港獨學生領袖所操控，也忘了中大校訓的「博文約禮」，而是淪為「博武約暴」，為天下識者笑矣。
事實上，香港有不少「精英」耽於與暴力「合群」，形成一種「共犯結構」，背後有不少利益的算計。他們享受在香港一些反對派的主流媒體與網絡媒體的掌聲，覺得自己是站在人民的這一邊，而無視一些基本的文明的底線，為何中文大學校園淪為製造汽油彈的兵工廠，校長只會指責警察進入校園，而不去制止學生在橋上丟下雜物來阻塞吐露港公路。他們不能解釋為何「示威者」成為「暴亂者」，可以去破壞星巴克咖啡店、翠華茶餐廳、太興餐廳、美心餐廳、富臨皇宮、優品360、茶木等商舖？也不能解釋為何可以持續攻打地鐵、鐵路、銀行，讓老百姓的福祉受損？
對於香港的警察的執法，一些精英也加入譴責的行列，說警察濫用暴力。但他們不會去細問為何那些謠言仍然流傳，說太子地鐵站死了三個人而完全沒有證據，也沒有任何失蹤人口的報案。他們在警察開槍之後會全力譴責，而不會在乎警察幾乎被搶走佩槍，或是警察被割頸流血。
但更奇葩的是，當輿論指出如果香港暴亂者火燒地鐵或攻擊警察的場景在西方社會出現時，西方的警察早就開了槍殺一大堆人，香港的精英卻會振振有詞的反駁說，美國的警察可以開槍，因為他們一人一票選領袖，而香港沒有，所以香港的警察不能開槍。這樣的邏輯讓很多美國人都覺得是不可思議，但香港的不少民眾卻被蠱惑，認為這是有道理，背後的理據其實就是一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心態。
而美國英國的領袖也藉此來吃香港的豆腐，他們會對香港警察開槍擊退暴亂者大加譴責，但對暴亂者火燒活人，將政治意見不同的市民點火燃燒，卻不置一詞，假裝看不到。有這樣的偽善，也就助長了香港社會的集體「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香港的暴亂還會持續多久？似乎無人可以給出確定答案。但越來越多人相信，這是一場漫長的內耗。要真正解決，在於政府內部要全力整肅那些「吃裏扒外」的官員、那些與暴徒「私通」的「和理非」精英，揭開他們永遠不好意思說出的心理癥結｜｜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