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領導「公款吃喝」
唐朝李紳以「憫農詩」知名於世，他的「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詩句，但以後他卻「漸次豪奢」起來。《本事詩》載：曾官任司空的李紳，曾邀劉禹錫「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鬟髯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奢侈的宴樂已經是他「司空見慣渾閑事」了。而且還有記載說李紳：愛吃雞舌，每餐一盤，耗費活雞三百多隻，院後宰殺的雞堆積如山！但不管怎麼說，這是他的私事。官場上公款吃喝的腐敗，則在宋朝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
周公的《周禮。天官》說：「凡王之饋，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飲用六清，饈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他對不同等級的配餚上菜、擺列方式、器皿使用，以及席間歌舞助興等都作了具體規定。所以宴樂的排場從來都是彰顯地位的方式，宴會上的庭食千品，旨酒萬鐘，以及鐘鼓鏗鏘，管弦曄煜，都是他們貴族待遇的享受。而以後皇帝登基有元會宴，建號改元有定鼎宴，皇帝祝壽有萬壽宴，其它如鹿鳴宴、瓊林宴、燒尾宴、千叟宴等等名目繁多，秦始皇建郡縣制以後，則出現了官員們的餞別、接風的宴會，《漢書》也說：西漢後期，政局屢變，地方官調動頻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
《宋史》記載：宋朝還有「旬設」之制，每旬一次用公費宴犒。《職制令》還規定：「國信使傳宣使命，準許赴公筵；因點檢或議公事也許赴酒食；各發運司監司遇聖節許赴公筵；巡歷所至，薪、炭、油、酒、食各費並依例聽受。」又規定，「各監司及其官屬、帥司等處，及其所差幹辦公事官，於廨宇所在，應赴筵會而赴者，聽送酒食」，朝廷定制撥付茶宴費。《文獻通考》說：宋孝宗時，平江太守王仲行與祠官範致能、胡長文常用公費請客。「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而按照《異聞總錄》所載：南宋初年的太尉邢孝揚，在京師買了故王太尉遺屬出讓的二手房產，「才為錢三千緡」。如此利潤，自然大大地推動了公私飲食行業的發展，《東京夢華錄》記載：飯店「凡飲食茶果，動使器皿，雖三五百份，莫不咄嗟而辦」；《東坡七集。奏議》說：官營酒坊也為招徠生意，「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即博彩)買酒牌子」。
吃了還有拿，《朝野雜記》載：兩宋時各衙門支用公使錢宴請迎送有明賬，叫「公使苞苴」，南宋時東南諸郡公使「帥臣監司到署，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錢狀》統計：慶歷三年，以渭州政府為例，除支應過往以外，本署官員動用公使錢吃喝，多到每月五次宴會，加一次有表演的「張樂」。
《後漢書》說：「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大家熱衷於應酬送禮，哪裏還有心思辦公？所以，歷朝也有不少限制公費吃喝的規定。漢景帝時有法令，官員到任、離職及巡視時接受宴請，都應交夥食費，否則免官；北魏獻文帝時，官員到地方巡視，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同席吃喝者以協從罪論；《慶元條法事類》載：兩宋時除規定「諸道守任臣僚，無得非時聚會飲宴以妨公務」。
對於妓樂助興，也有限制：除「州郡遇使命經過應官侍者」外，各州縣官「非遇聖節及赴本州島公筵若假日，而用妓樂宴會者，杖八十」；《職制敕》規定各官「預妓樂宴會者各徒二年，不應赴酒食而輒赴各杖一百」。知湖州劉藻，因「在任專事筵宴，庫帑告竭」，被降職罷官；幹道五年，新知峽州郭大任，因被揭原在袁州任內「日事飲宴，殊不事事」，被撤除任命；淳熙三年，知嘉州陸遊，因「燕飲頹放」被撤職；淳熙十四年，知平江府王希呂與祠祿官範成大、胡元質常相聚宴，「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孝宗怒而詘之。但朱熹檢舉了知臺州唐仲友貪汙不法之罪，其中包括「親會宴集經月，姻族內外，一文以上皆取辦於公庫」，而且「逾濫」到每行宴飲，必召妓女，卻沒了下文。
雖然做陪客不自在，但能夠擠上宴席，就是在享受一種待遇；而接受眾人奉承，顯示自己的存在，則是官長、名士們的專利，何況還可以慷國民之慨，圖自己的利益，何樂而不為？要指望這些人辦好百姓的事，也就基本上無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