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燹錄] 抗戰時﹐殺死一個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難？

　　1944年4月﹐日軍動員兵力50餘萬﹐發起縱貫中國南北的「一號作戰」戰役﹐至12月該戰役始告結束。中國軍隊頑強抵抗﹐其間歷經中原會戰､湖南會戰､桂柳會戰﹐日軍先後攻佔河南､湖南､廣西和廣東部分地區。其中﹐湖南會戰自5月底打到9月初﹐持續3個多月﹐是此次「一號作戰」期間中國軍隊抵抗時間最久､最頑強的一次戰役。
　　以此次戰役為例﹐可以一窺中國軍隊與日軍之間的戰鬥力差距。此役﹐雙方參戰人數﹐中國軍隊先後投入16個軍﹐40多個師﹐約35~38萬人﹔日軍先後投入10個師團﹐約25~28萬人。雙方傷亡人數﹐據日軍方面的統計﹐中國方面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傷病132485人﹐合計226400人﹔日軍傷､亡6萬多人。而據國民政府軍令部的統計﹐中國方面傷､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軍傷､亡66809人。
　　日軍傷､亡人數﹐雙方公佈的數字接近。而國軍傷､亡人數則出入較大。日軍方面公佈的數字﹐包括了傷､病､俘､亡﹐中國軍隊損失過半。國民政府公佈的數字﹐則不含病､俘﹐僅傷､亡兩項﹐也已佔國軍參戰人數的25%。顯然﹐日軍方面的統計要更為確切一些﹐國民政府不統計病､俘﹐則有其鼓舞抗戰民心乃至獲取二戰國際地位之考量。
　　國民政府在1944年前後對兵力的配置也能從側面證明日軍的統計要更為準確一些。抗戰初期﹐日軍裝備完整﹐訓練精良﹐常常以1個大隊(營)戰中國軍隊1個師(3團)或1個旅(2團)。日軍第一軍在山西有過戰中國軍隊30個軍的記錄。抗戰後期﹐中國軍隊的戰鬥力更趨下降。
　　據國民政府軍令部1944年統計﹐第一戰區敵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戰區是13﹕100﹔第三戰區是20﹕100。平均起來﹐中國軍隊要六七個人才能抵抗一個敵人。
　　國軍將領徐永昌的估計也大致相似﹕中國軍隊共有320個師﹐在中國戰場的日軍約40個師﹐比例是8﹕1。徐永昌認為﹐這樣的敵我力量對比﹐在水田山地尚可應付幾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應欽在擬定軍隊減編方案時﹐其著眼點亦大致以中國軍隊1個師對日軍1個聯隊的比例編製。考慮到抗戰後期軍隊編製的缺額﹐徐永昌認為戰時國軍各師實際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軍師團分甲､乙､丙三種﹐人數為一萬多人至二萬餘人不等。一個師團內轄三至四個聯隊。依此推之﹐1944年國民黨軍與在華日軍兵力的實際比例約為3:1。
　　整個抗戰期間﹐正面戰場敵我傷亡比例在1:4到1:2之間。抗日戰爭時期﹐要殺一個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難﹐要付多少代價？可以從敵我雙方士兵的傷亡作比較。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佈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227926人﹐其中陣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計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殘廢191644人﹐逃亡323436人。兩項合計為4165485人。
　　而當時有多少侵華日軍被殲滅？目前沒有準確的數字。《日本陸海軍事典》一書中認為在中國關內日軍總共死亡45.57萬﹐其中八年抗戰日軍在中國死亡40.46(不包括東北)﹐戰後遣返中死亡5.11萬。按照美國學者根據日本戰中統計計算﹐在大陸被擊斃的日軍﹐共計四十四萬餘。學者張忠義先生﹐根據日本的資料也計算出一個接近的數字﹐45.5萬人。國民黨軍參謀總長何應欽在《八年抗戰》中公佈的數字則為48萬﹐而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則採用建國後綜合統計後的數字55萬。
　　儘管目前日軍在華死亡人數還不確切﹐但可以估算其人數大概在45萬至80萬之間。根據國民政府的報告﹐國軍死亡將士共計約170萬人(合陣亡和因病死亡)。也就是說﹐抗戰期間﹐正面戰場敵我傷亡比例在4﹕1到2﹕1之間﹐這個比例應該算保守。
　　中､日軍隊戰鬥力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林彪總結﹕中央軍隊守著挨打戰術真糟糕透了﹔我軍的軍事技術實在還需大大的努力。平型關大捷後﹐林彪曾撰文《平型關戰鬥的經驗》﹐刊登於1937年11月27日出版的《解放》雜誌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對中､日軍隊戰鬥力做過一個基本比較﹐並分析了原因。文章說道﹕
　　… …
　　七､敵人實在有許多弱點可為我乘。但敵人確是有戰鬥力的﹐也可以說我們過去從北伐到蘇維埃戰爭中還不曾碰過這樣強的敵人。我所說的強﹐是說他們的步兵也有戰鬥力﹐能各自為戰﹐雖打敗負傷了亦有不肯繳槍的。戰後只見戰場上敵人屍骸遍野﹐卻捉不著活的。
　　敵人射擊的準確﹐運動的隱蔽﹐部隊的掌握﹐都頗見長。對此種敵人作戰﹐如稍存輕敵觀念﹐作浮躁行動﹐必易受損失。我們的部隊仍不善作疏散隊形之作戰﹐特別是把敵人打癱後﹐大家攏在一團﹐喧嚷﹕「老鄉﹐繳槍呀！」其實﹐對日本人喊﹕「老鄉繳槍﹐不但他們不懂﹐而且他們也不是老鄉」﹐這種時候﹐傷兵往往很多。
　　八､日兵至死不肯繳械﹐一來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時也因他們對中國軍民太殘暴﹐恐怕中國人報復﹐但最主要的﹐是過去華北軍隊對日軍俘虜政策之不正確﹐採用野蠻的活埋､火燒､剖肚等辦法。故我們今後須加緊對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語的政治宣傳與優待俘虜。
　　十､我軍(八路軍)在目前兵力與技術條件下﹐基本上應以在敵後襲擊其後路為主。斷敵後路是我們阻敵前進爭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經常集中大的兵力與敵作運動戰﹐是不適宜的。
　　十一､中央軍隊如果還是守著挨打戰術﹐便真糟糕透了。他們對主要點應堅工固守﹐而不應到處守﹐應行決戰防禦與運動戰﹐應集中優 勢兵力､飛機､大炮於決戰點。至於他們軍官的調動､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對群眾關係的改善﹐都是他們很重要的問題。
　　十二､我軍的軍事技術﹐特別是戰鬥員與班排 連長的技術﹐與戰術教育﹐實在還需大大的努力。過去大半年﹐部隊雖然得到了休息整頓的機會﹐在風紀､禮節與正規化上進步很多﹐但對戰術訓練還很差。
　　今後當努力此方教育。經過這次的戰鬥﹐部隊中的一般情形更形活躍了﹐戰鬥的情緒及生活高漲到萬分。戰地群眾對我軍與友軍完全是兩個態度﹐見友軍就逃﹐見我軍到了則又轉回。八路軍所到之處﹐受群眾熱烈的歡迎與誇揚﹐不是無因的。這一切經驗與教訓都值得我們虛心地學習﹐運用在今後的抗戰中﹐這些都是我們爭取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
　　國軍戰鬥力差的原因一﹕中國士兵缺乏訓練又營養不良﹐白刃戰三士兵尚不能活捉一日兵。
　　國軍戰鬥力的薄弱﹐除裝備不如日軍﹐亦由於士兵缺乏營養和訓練。1944年10月﹐魏德邁擔任蔣介石的總參謀長後﹐發現士兵無力行軍﹐不能有效作戰﹐而其主要原因是他們處於半飢餓狀態。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後方軍糧不能按期送達第一線﹐導致前線部隊常常斷糧。學者黃仁宇正在國軍中任排長。據他的親身體驗﹐士兵「不僅體格孱弱﹐而且狀似白癡﹐不堪教練。師部的辦法﹐即是抽調各營連可堪訓練的士兵﹐組織突擊隊﹐集中訓練﹐其他的則歸各部隊看管﹐也談不上訓練﹐只希望來日作戰時在山上表現人多」。
　　抗日劇中常常不乏白刃戰場面﹐往往中國士兵與日兵一對一廝殺﹐結局一般是中國士兵手刃日兵。在抗戰初期﹐日軍確實比較害怕與中國軍隊進行白刃戰﹐但到了抗戰中後期﹐中國士兵已多為新兵﹐其劈刺技術已比不上敵人﹐有時兩､三個士兵尚不能活捉一個日兵。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營養不良﹐體力太差﹐以及劈刺技術訓練不足等。衝鋒與陣內戰的戰鬥技能﹐平日也未注意演習﹐每遇近距離與敵交鋒﹐只知一味喊「沖」､喊「殺」﹐如同兒戲。
　　造成士兵缺乏營養和訓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軍後期保障能力不足。據王奇生稱﹐「國軍各部隊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雜務。據估計﹐一般部隊因領糧､領草､搬運､打柴､磨麥等﹐每星期竟難得三天的訓練。一個連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經常在打雜。新兵入伍後半年﹐還不知如何瞄準﹐ 如何使用表尺與目測距離。國軍士兵的射擊技能遠不如日軍。大多數士兵打仗時只是胡亂扳放。… …」
　　後勤不力﹐軍令部在檢討桂柳會戰時檢討過原因﹕「政治不能適應軍事要求﹐軍隊不能得民眾協助。此次作戰﹐各級政府多行遷移﹐一般民眾率多避難﹐致軍隊運輸方面發生諸多困難。」
　　國軍戰鬥力差的原因二﹕兵役辦理不良﹐新徵壯丁因飢餓､疾病而死於路途者十之八九。
　　隨著戰事進行﹐國軍士兵戰鬥力日益衰退﹐除了上述原因外﹐兵役辦理不良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由於缺乏交通工具﹐被徵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數百里﹐才能到達指定的部隊﹐新徵壯丁因徒步遠行､飢餓､疾病而死於路途者十之八九。時任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長的蔣夢麟在1941年7月寫給蔣介石的一篇關於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足以說明當時的情況﹕「夢麟此次視察桂湘紅十字會醫務工作… …沿途所見落伍壯丁﹐骨瘦如柴﹐或臥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狀若行屍﹐躑躅山道﹔或倒斃路旁﹐任犬大嚼… …
　　蔣夢麟的報告又提到﹐從韶關解來300壯丁﹐至貴陽只剩27人﹔從江西解來1800人﹐至貴陽只剩150餘人﹔從龍潭解來1000人﹐至貴陽僅餘100 餘人。死亡壯丁與存活壯丁的比例高達11︰1。蔣介石看了蔣夢麟的報告後﹐亦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面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眾」﹐並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除了戰備､一般士兵不如日軍外﹐國軍的素質也令人堪憂。一般士兵多為農家子弟﹐他們溫順､有紀律､能吃苦耐勞､服從領導﹐但在師長和軍長階層﹐則是個大問題。蔣介石曾多次公開指責國民黨軍隊﹐官階越高能力越低。1944年蔣介石說﹕「中國軍隊現在營以下的動作﹐大體可以說是很注意了﹐但團以上到軍師為止﹐各級司令部的業務極不健全。圖上作業與沙盤教育可以說完全沒有﹐指揮所與參謀業務的演習﹐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國軍隊一到作戰就莫名其妙。既沒有具體的作業計劃﹐也沒有完備的作戰命令… …
　　團以上司令部的人員﹐很多不是正式軍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職務﹐交給一些落伍的軍官或不習軍事的文人來擔任。參謀人員雖然有些是陸大畢業﹐但大多數都缺乏實際的經驗﹐在部隊裡面也沒有專門業務的訓練﹐所以人事參謀不知怎樣來管人事﹐補給參謀不知如何來辦理補給。至於軍需軍械人員﹐更多濫竽充數﹐甚至於管理物品檢查物品的常識都沒有。」蔣介石還聲稱﹕「無論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觀察﹐皆官不如兵」。
　　蔣介石也許有痛責高級將領反省以及有「恨鐵不成鋼」之意﹐但仍可從中看出國軍軍官素質之不佳。徐永昌在其日記中亦稱﹕「人人言﹐我國兵好官不好。」可見「官不如兵」在當時幾乎成為一種共識。
　　此外﹐國軍的指揮和協調系統紊亂﹐幾無章法。按照軍事指揮系統﹐身為委員長的蔣介石只要將指令下達給戰區司令長官即可﹐但蔣介石素有越級指揮的習慣。一些大的戰役﹐蔣介石必親自遙控指揮﹐通過電報､電話﹐頻頻傳佈命令到前方﹐不僅越級指揮集團軍和軍﹐甚至直接指令到團､營一級。1944年6月12日軍令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發牢騷說﹕「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筆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因委員長之要求﹐即本部指導者﹐實亦有過於干涉之嫌。」
　　由於蔣介石事無鉅細均要親自過問﹐部隊長官不敢自作主張﹐或為了卸責﹐遇事均請示執行﹐導致前方將領欠缺自主作戰意識和機動應變能力。張治中1939~940年間曾任侍從室主任。他對蔣介石的高度集權深有體會﹕「蔣介石對軍隊的統率﹐向來採集權於一身的辦法﹐養成習慣已久﹐所以部隊將領就有一種反映﹕部隊接到蔣委員長電報﹐先看電尾是那一個機關主辦的﹐如『中正手啟』是要特別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參』也還重視﹐但如是其他部門主辦的電報﹐就要看情形來決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軍令部､軍政部甚至後方勤務部﹐有時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啟』名義發電。這種個人集權､機構無權的特殊現象﹐壞處甚多﹐決難持久… …我認為這是以後軍事失敗種種原因之一。」
　　蔣介石集事權於一身﹐卻又經常埋怨手下無人負責辦事。軍令部副部長劉斐私下與徐永昌議論時﹐即認為這種狀況「實由委員長自己造成﹐將領驕不受命﹐必委員長手令才有幾分幾的效率﹔派出人員必侍從參謀。此全系不運用組織﹐自毀機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