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時林則徐輕敵
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著一件奏折﹐展覽在「復興之路」基本陳列中。該展品為國家一級文物﹐由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林則徐主稿﹐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列銜。具奏日期為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1839.9.18)﹐內容是向道光皇帝奏報七月二十七日(9.4)中英九龍之戰的戰況﹐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對英國的認識。
林則徐在奏折中把九龍之戰的起因歸結為「英夷義律於出澳後﹐率領該國夷船以索食為名﹐突向師船開炮」﹐而英人之所以「索食」﹐系「義律前因求在澳門裝貨﹐不准。輒將該國新來貨船阻留尖沙嘴洋面﹐圖賣鴉片﹐並主令奸夷空躉任意逗留。又命案抗不交充﹐給諭亦不接受。是以臣等斷其接濟﹐並勒兵分路嚴防」。事實上﹐「索食」之爭只是表象﹐英人「圖賣鴉片」､「命案抗不交充」﹐才是中英雙方的主要矛盾﹐也是九龍之戰爆發的根本原因。
林則徐虎門銷煙後﹐義律將英國商人和僑民從廣州撤到澳門﹐利用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貿易職能﹐不但拒絕簽署「嗣後來船永遠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的具結﹐並且拒絕交出陸續新到虎門商船上的鴉片。中英雙方反覆交涉﹐均無結果。
1839年7月7日﹐一群英國水手到尖沙嘴醉酒滋事﹐將村民林維喜打成重傷。次日﹐林維喜因傷重不治而死。義律拒不交出兇手﹐先是用錢收買死者家屬﹐繼而又私設法庭﹐公然踐踏中國司法主權。中英雙方圍繞具結､交凶､繳煙等問題交涉數日無果。8月15日﹐林則徐諭令澳門同知「斷其接濟」﹐並下令從澳門撤離為英國人服務的買辦和工人。隨後﹐林則徐進一步向義律施壓﹐要求澳門的葡萄牙當局驅逐英國商人。8月26日﹐英國人全部離開澳門﹐寄住在香港､九龍一帶的船上。
林則徐認為﹐在不斷施壓之後﹐英人已經斷水斷糧﹐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要令就我範圍﹐似已確有把握」。但他並不知道﹐義律一直在向英國政府求援﹐請求派軍艦前來助戰。8月31日﹐英印總督派出的「窩拉疑」號軍艦駛抵廣東海面。義律有此武力後盾﹐更加有恃無恐。當葡萄牙總督拒絕其返回澳門的要求之後﹐9月4日﹐義律率領幾艘快艇和武裝船隻駛抵九龍﹐以「索食」為名﹐悍然挑起了九龍之戰。
九龍之戰分為前後二次﹐持續四個多小時。關於戰事的經過和結果﹐林則徐在奏折中有著精彩描述﹕七月二十七日午刻﹐義律忽帶大小夷船五支赴彼﹐先遣一隻攏上師船遞稟﹐求為買食。該將正遣弁兵傳諭開導間﹐夷人出其不意﹐將五船炮火一齊點放… …少頃﹐該夷來船更倍於前。復有大船攔截鯉魚門﹐炮彈蜂集。我兵用網紗等物設法閃避﹐一面奮力對擊… …我兵傷斃者二名﹐其受傷重者二名﹐輕者四名﹐皆可醫治。師船間有滲漏﹐桅篷亦有損傷﹐均即趕修完整。嗣據新安縣知縣梁星源等稟報﹕查夷人撈起屍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漁舟迭見夷屍隨潮漂淌﹐撈獲夷帽數頂。並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忌喇士(道格拉斯的異譯)﹐手腕被炮打斷。此外夷人受傷者﹐尤不勝計。
可見﹐清軍以微小代價重創英軍﹐可謂大獲全勝。然而﹐清軍取得勝利的前提是英軍的「窩拉疑」號軍艦並沒有參加戰鬥﹐所謂「該夷來船更倍於前」﹐只是一些裝有少量火炮的非正規戰艦。因此﹐作為鴉片戰爭爆發前中英發生的第一起戰事﹐九龍之戰只是英國進行的一次試探性進犯﹐並沒有體現中英雙方真正的軍事實力對比。但是﹐此次海戰對林則徐關於「夷情」的判斷和「剿撫」方略的制定﹐產生了很大影響。
清軍在這次小規模戰鬥中取得的勝利﹐使林則徐產生了英軍根本不堪一擊的判斷。他在奏折中認為﹕「英夷欺弱畏強是其本性﹐向來師船未與接仗﹐只系不欲釁自我開﹐而彼轉輕視舟師﹐以為力不能敵。此次乘人不覺﹐膽敢先行開炮﹐傷害官兵。一經奮力交攻﹐我兵以少勝多﹐足使奸夷膽落。」此時﹐義律的日子確實並不好過﹐一方面﹐部分英商因遲遲不能進入廣州進行貿易而心生不滿﹔另一方面﹐對華用兵的請示還沒有得到英國政府的批准。因此﹐義律在九龍之戰後尚不敢輕舉妄動﹐轉而採取緩兵之計以拖延時日。
林則徐在「奸夷膽落」的判斷基礎上﹐認為義律已窮途末路﹐「其懍畏之狀﹐亦已情見於詞」﹐堅持英商先具結而後才能進行貿易。以後的事態發展﹐並沒有如林則徐所料。在雙方反覆爭執無果的情況下﹐英國人決定悍然發動鴉片戰爭。
從林則徐的這一奏折可以看出﹐他並沒有把當時號稱「世界工廠」的英國放在眼裡﹐反而對傳統的「羈縻」之策胸有成竹﹐一面下令中斷所謂「天朝」恩賜的中英貿易﹐一面對「天朝」兵威抱有足夠的信心。同時﹐林則徐對英國的軍事實力和侵華野心估計不足﹐反映了他當時對「夷情」判斷的局限性。
「康乾盛世」之後的清王朝已然處於「衰世」﹐其對手不再是冷兵器時代的遊牧民族﹐而變成了擁有現代政治制度､生產方式和軍事武裝的英國侵略者。然而﹐在中國因襲上千年文化強勢輸出的環境裡﹐士大夫階層早已習慣於在「天朝」文化視野裡恪守祖訓。他們不屑與那些「未開化」的民族進行平等交流﹐被歷代統治者奉為金科玉律的「羈縻」治邊策略也隨之日益固化。
在這種文化環境下﹐即便是開始「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也很難用完全「近代」的眼光去審視英國這個新對手。以道光皇帝為首的清政府則更昧於「夷務」﹐只希望盡快柔遠懷來﹐多次對林則徐下達「亦剿亦撫」的上諭﹐「務使奸夷聞風懾服﹐亦不至驟開邊釁﹐方為妥善」。囿於這些因素﹐對於在他看來十分貪婪野蠻而又非常軟弱的英國人﹐林則徐只能採取「羈縻」之策﹐而這也是當時清政府的唯一選擇。然而﹐在英國的「堅船利炮」面前﹐傳統的「羈縻」之策已經不能奏效﹐既無法繼續確保清政府的「天朝」權威﹐也滿足不了英國的侵略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