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乾兒子」罪名的由來
1941年﹐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陪都重慶不斷遭到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我父親為了全家人的安全﹐在重慶南岸汪山上買了一塊地(一個小山包)﹐蓋了房子﹐挖了防空洞。為了躲避大轟炸﹐家裡很多人都搬到那裡居住﹐我母親帶著我和妹妹也搬到了那裡﹐我們兄妹倆進了汪山一所私立小學讀書。
從重慶老城南邊的望龍門渡口擺渡過江﹐就到了長江南岸﹐一條崎嶇的公路﹐從江邊蜿蜒而上﹐經過南岸山上的重要鄉場黃葛埡(又作「黃桷埡」)﹐再往前到達黃山﹐蔣介石和他夫人的別墅就建在這裡。再往前到汪山﹐我家別墅就在汪山馬路邊上。
蔣介石當時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總裁﹐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在國際上﹐他當時都是領導中國進行抗日戰爭的最高領袖。他在黃山有一處官邸﹐當時可能有漢奸告密﹐日本飛機曾經轟炸黃山﹐但炸彈丟到了汪山。人們都知道那是衝著蔣委員長來的。
蔣介石和夫人宋美齡﹐經常在週六或週日下午從黃山乘車到汪山﹐到了汪山﹐離我家別墅前不遠﹐就雙雙下車﹐沿公路散步。有一天﹐蔣介石夫婦二人在我家後山坡野餐﹐我家有僕人看到了﹐說﹕「看﹐那是蔣委員長！」大人們站得遠遠地仰著頭觀看﹐我和妹妹出於好奇﹐悄悄爬到後山樹林邊去偷看。有幾隻警犬衝我們叫﹐被蔣介石的侍衛官制止了﹐蔣介石夫婦見到是兩個小孩﹐也覺得好玩﹐便親熱地招呼我們過去。並叫侍衛官把警犬牽走。我從小就不怕陌生人﹐大大方方地迎上前去﹐妹妹跟在我身後。
蔣介石和宋美齡席地而坐﹐地上鋪了一塊白桌布﹐放了點心､飲料之類。蔣介石很和藹地問我姓名﹐住在哪裡﹐在哪裡上學等﹐還給我們兄妹二人各一塊點心﹐臨別時﹐他還說﹕「小朋友﹐我們下次來﹐再找你們玩。」這就是我和蔣介石的第一次見面。
從這次之後﹐蔣介石每次來汪山散步﹐經我家門口時都要叫上我﹐蔣夫人同來時﹐也會叫上我妹妹﹐讓我們陪他們散步､聊天。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齡牽著手散步後﹐發現手上留下了很好聞的香水味﹐到處給別人聞﹕「蔣夫人的手好香啊！」。
後來﹐蔣介石來汪山叫上我陪他散步﹐幾乎成為慣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散步到我家門口時﹐都用很重的浙江地方口音叫我「國雄﹐國雄」﹐侍衛官馬上跑進我家來﹐叫我去陪蔣委員長散步。從此﹐只要看到有憲兵在馬路兩旁開始站崗放哨﹐我就知道他們要出來了﹐我就會主動站在我家前面的花園裡等著。
有一次﹐我和幾個小夥伴在我家花園玩﹐看見憲兵又開始在馬路上站崗放哨了﹐我就對他們說﹕「一會兒蔣委員長就要出來了。」過去在這一帶站崗的憲兵都認識我﹐也都知道蔣委員長和我的關係。對我也很友好﹐不巧這次在我家花園前站崗的憲兵是新換的﹐他不認識我﹐他聽我和別的孩子說蔣委員長要出來了﹐就很粗暴地向我說﹐等一會兒委員長出來時你們不許亂叫。我聽了之後很生氣﹐我想你知道什麼？我和委員長是老熟人了！我也沒理他。
那次正巧蔣介石和蔣夫人不是來散步﹐只是坐著一輛敞篷車經過我家門前﹐我照例大叫了一聲「委員長」﹐蔣介石抬頭一看是我﹐笑咪咪地把帽子摘下來向我揮動。車很快就開過去了。可是這一下惹惱了那位憲兵﹐等蔣介石的車一過去﹐這位憲兵就對我嚷嚷道﹕「我剛才跟你招呼了﹐委員長來時不許向他亂叫﹐你還敢亂叫﹐下次你再這樣﹐我開槍打死你！」。
我當然不敢做聲﹐扭頭回到家裡。可是我心裡並沒有服氣﹐我想報復他。從那天起﹐我只要看到憲兵站崗﹐估計蔣委員長又要出來了﹐就有意躲在家裡不出去。接連有二､三次﹐我都沒主動出去。終於﹐有一天﹐一位侍衛官到我家來找我﹐說委員長來了﹐在馬路上等我﹐問我為什麼不出去﹐是不是生病了等等。我就把那個憲兵威脅我的事說了。這位侍衛官說﹕「我去告訴他們。」以後這批憲兵就換成了熟面孔。從此﹐蔣介石又跟過去一樣﹐叫我和他們一起散步､閒聊。
在我的記憶中﹐蔣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馬路上散步時﹐從來不迴避行人﹐更不會驅趕行人搞戒嚴什麼的﹐在馬路上來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有侍衛官招呼人們靠邊走﹐讓開馬路中間的道。因此﹐沿途總有人停步觀望﹐還有人脫帽鞠躬﹐甚至或喊萬歲什麼的﹐蔣夫婦二人也微笑點頭或摘帽致意。
在和我閒聊中﹐蔣介石最喜歡提的問題是老百姓生活方面的﹐我雖然只是個小孩子﹐但是平時聽大人們講得多﹐家裡有僕人﹐有廚師﹐在汪山還專門請有兩個「大班」(轎夫﹐除抬轎外﹐還做些雜活)﹐他們的家一般都在鄉下﹐有時家裡人還要到鄉下去趕場﹐因此對老百姓的生活情況我多少有些了解﹐居然能答得上來﹐這使他很滿意。他還經常讓侍衛官給我送一些從印度加爾各答空運來的水果和糖塊。
有一次﹐蔣介石聽我說身體不好﹐經常生病﹐就關心地問我平時找什麼醫生看病。我告訴他﹐家裡主要是找一個叫周倫的醫生給我看病﹐周倫是留德博士﹐因失戀曾經自殺未遂﹐留下殘疾﹐但醫術很好。不久以後﹐有一次周倫對我說﹕「國雄﹐你還把委員長的孫兒給我介紹來了！」。
原來﹐有一天﹐有人帶了兩個外國人模樣的小孩到他的診所看病﹐他一看是兩個洋娃娃﹐有些奇怪﹐一問﹐才知道是蔣經國的兒子﹐他問他們怎麼知道他的診所﹐回答說是聽康國雄介紹的。就這樣一起散步許多次以後﹐蔣介石偶然想起問我﹐你姓康﹐你們家與康心如什麼關係？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父親。他這才恍然大悟地說﹕「哦﹐你是康心如的兒子！」。
那時﹐我父親在重慶獨立經營美豐銀行﹐對發展繁榮西南金融事業作出巨大貢獻﹐影響很大。1939年﹐蔣介石指定我父親擔任了重慶市第一屆臨時參議會議長﹐任期四年。父親一直不願參政﹐因為蔣介石的指定﹐他才出於無奈連任了兩屆。在任初期﹐我父親曾上書蔣介石﹐提出建議﹕為了領導全國抗日﹐應設重慶為陪都。蔣介石非常欣賞﹐曾兩次召見我父親和他面談。1940年9月﹐國民政府正式發佈命令﹐定重慶為陪都。
當時學生中﹐流行請人題寫紀念冊留作紀念的風氣。我想﹐跟蔣委員長這樣的最高領袖認識了﹐何不請他也給我題寫紀念冊？我也和大家一樣有自己的紀念冊。有一次﹐蔣介石帶著我散步時﹐我向他提出請他在我紀念冊上題字的想法﹐他欣然同意了。我根據他的交待﹐把紀念冊交給他的侍衛官。不久﹐一位侍衛官專程給我送回來。紀念冊的一頁上題寫著﹕「國雄賢侄﹐立志有恆」﹐下面落款是「中正」。後來在1951年﹐我離開重慶時﹐為了我的安全﹐母親硬要我把它撕毀了﹐因為那時蔣介石已被稱為「蔣匪」､「人民公敵」。
1942年﹐國民政府為了爭取對中國抗戰的外援﹐宋美齡曾隻身去美國﹐呼籲美國人支援中國的抗戰事業﹐還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轟動一時。蔣夫人從美國載譽歸來後﹐蔣介石派一位侍衛官給我送來一件從美國帶回來的小禮品﹐一支51型「派克」鋼筆﹐還附了一張名片﹐比通常的名片略大些﹐什麼頭銜都沒有﹐就是中間有「蔣中正」三個字。我一直保留了若干年。1953年﹐我在天津南開大學唸書﹐一次划船時﹐鋼筆不慎失落在河中。也幸虧丟失了﹐否則在以後的幾次政治運動中﹐它只會給我帶來麻煩。
有一次﹐蔣介石約我在某天傍晚四五點鐘去黃山他的官邸玩耍。按約定時間﹐我一人步行到黃山。衛隊問我找誰？我說是委員長約我來的。衛兵打了電話進去﹐沒多久﹐一位面熟的侍衛官出來﹐把我帶進一個大房間。房間裡﹐好多人正圍坐在一張圓桌旁吃飯﹐我一看﹐都是蔣委員長身邊的侍衛官﹐大家都認識我﹐紛紛說﹕「國雄來了？」只有一個瘦高個子我從未見過﹐他站起來﹐給我的印象是比那些侍衛官都要高。他叫我坐在他身邊一起吃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胃口很好﹐一邊喝酒﹐一邊吃菜﹐談笑風生。許多侍衛官都向他敬酒。
他問我﹕「你該叫我什麼？」他想了想又說﹕「就叫我蔣二哥吧！」我當時並沒意識到這個稱呼的含意。飯還沒吃完﹐他對一個侍衛官說﹕「你打電話﹐問爸起來沒有？」他接著說﹕「轉告一聲﹐國雄已來了。」這時﹐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蔣委員長的二兒子蔣緯國。
在餐桌旁邊﹐我看到一個炮彈擺在那裡﹐覺得很稀奇﹐就拿起來玩﹐一看﹐原來是個炮彈式的手電筒。他笑著對我說﹕「好玩吧？」我直率地回答﹕「好玩！」侍衛官打完電話回來說﹕「委員長起來了﹐叫國雄上去。」蔣老二馬上站起來對我說﹐「我們走吧！」我跟他一起離開了餐桌。他拿起那個手電筒﹐帶我出門﹐往更高的山上走去。
到了另一個二層樓房﹐開門進去﹐在一間不大的客廳裡等候。我就東張西望地看﹐看到房間裡只擺著幾張普通的沙發和椅子﹐桌上擺了個不大的收音機﹐牆壁上掛了一些畫﹐整個陳設顯得很簡陋﹐比我家的差遠了﹐那個收音機也比我家的落地式收音機差多了。
不一會兒﹐蔣介石從樓上下來了﹐高興地與我握手﹐問我身體好吧。他濃重的浙江口音﹐我還能聽懂。一會兒﹐又開出一桌飯﹐我們三人一起坐下吃起來。是四菜一湯﹐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盤很酥爛的蠶豆﹐豆子外形很完整﹐可是一到嘴裡即化了。菜的味道都很淡﹐再加上我已經吃過了﹐所以我吃起來覺得實在沒味道﹐後來我在台灣見到姐夫﹐姐夫還笑話我說﹕「記不記得？當年你到蔣介石家去吃了飯回來﹐我們問你好不好吃﹐你說不好吃… …」。
飯後﹐有一盤煮水果﹐以後又上來一盤新鮮水果﹐我與蔣老二各吃了一個。飯後我們又一起回到客廳聊了一陣﹐蔣介石還說﹐下次找個攝影記者來給我們照張相。後來說時間不早了﹐今天就到這裡吧﹐並對緯國說﹕「你送他回家吧！」我和委員長拉拉手﹐臨別時他說﹕「下次再來﹐我找一部電影來演演。」不過﹐後來我就進城上學去了﹐沒有機會再見到蔣介石﹐他說的電影我也就沒有看成。
下山後﹐緯國自己駕車﹐把我送回汪山家中﹐他還在我家客廳裡坐了一會兒。當時﹐父母都不在汪山。一位親戚老太太出面陪他坐了一會。記得他在我家客廳裡巡視了一番﹐問了一下我家住房的情況﹐觀看牆上掛的各種字畫。隨便聊了一會﹐最後他說﹕「太晚了﹐我走了。」才驅車離開。
後來﹐我因為考試不及格﹐被南開中學除名﹐苦惱中﹐曾想去找蔣介石通融﹐到他任校長的中正中學去讀書。父親聽說了﹐把我找去痛罵了一頓﹐說﹕「你居然異想天開﹐去中正中學！委員長在那裡當校長﹐你去了﹐有他作後台﹐豈不是更不好好讀書了？」此事遂作罷。
那時我與蔣介石的交往﹐已經引出一些趣話。我父親與監察院長余右任關係很好﹐余右任和監察院的一些人常來我家玩﹐有時他們見到我﹐就開玩笑說﹕「汪山有兩個要人﹐一個是張季鸞(《大公報》總編輯)﹐一個是康國雄﹔別的人到黃山官邸去見蔣委員長﹐侍從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時間﹐一般不能超過半小時﹐只有張季鸞和康國雄去﹐侍從室不限制時間。」。
我父親的一些同事還對他開玩笑說﹐你兒子比你有本事﹐委員長要見你﹐是給你下條子﹔委員長給你兒子送東西﹐是遞名片… …其實﹐當時我不僅同蔣介石﹐還同其他一些名人､要人有過類似交往。有名的川軍將領﹐人稱「范哈兒」的范紹增﹐常來我家找我父親玩。他一來﹐我就約上侄兒等小夥伴﹐拿上刀刀槍槍﹐跟他玩打仗的遊戲。有一次﹐他把我一個侄子手中的棍子繳下來了﹐我那侄子哭了起來… …多年後﹐我在北京遇到他﹐他還高興地提起那些事。上海有名的幫會頭領､「海上聞人」杜月笙﹐也常來我家打牌﹐我叫他杜伯伯。我在南開學校上初中時﹐有一次為抗日募捐﹐我還跑去找杜月笙。那時他住在重慶城裡打銅街交通銀行﹐我請他為抗日募捐﹐他說﹐可以﹐但要等他秘書回來辦。我說﹐你就隨便開張支票嘛。但是他一再說要等秘書回來。那是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因為住校﹐必須趕回學校﹐等不及了﹐最後他從身上摸出一張支票給我﹐我還嫌錢少了﹐要他再開一張﹐他說那只有等秘書回來了。我只好回了學校。結果公佈出來的募捐數﹐我的成績最大﹐杜月笙那張支票數字最高。
後來我跟父親說起這事﹐奇怪為什麼他一定要等秘書回來開支票﹐我父親說﹐你真是胡鬧﹐你不知道他不會寫字嗎？他只會簽「杜月笙」三個字﹐你硬要他開支票﹐不是為難他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