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德川幕府前期的對外關係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為獲得貿易利潤﹐充實財力﹐準備消滅豐臣遺族及異己勢力的內戰﹐以樹立全國統一的專制政權﹐繼續採取織田､豐臣時期的開放政策﹐鼓勵海外貿易。1615年發給赴日的廣東､南京商船朱印狀﹐予以貿易自由﹐並託明船帶信給福建總督﹐向明朝提出講和恢復勘合貿易的要求﹐以謀結束豐臣秀吉以來對中朝兩國的敵對狀態。明朝因倭寇及豐臣的侵擾﹐對日十分警惕﹐且國內形勢不穩﹐厲行海禁﹐拒絕幕府要求。但中日兩國民間貿易一直末斷。中國商船每年都有幾十艘到長崎､平戶等九州諸港。慶長14年(1609)﹐幕府和朝鮮締結《己酉條約》﹐恢復了國交﹐重新通過對馬島藩主宗氏展開日朝貿易和友好關係。位於日本西南的硫球國﹐與日本有往來﹐但一直受中國王朝冊封﹐坐收中､日､南洋三角地帶貿易之利﹐拒絕豐臣侵朝時要它交納兵糧的脅迫。江戶幕府成立後﹐也沒有派遣使節。於是家康藉口琉球親明﹐於公元1609年派鹿兒島薩摩藩主島津家久出兵侵略﹐迫使其從屬島津藩。此後﹐琉球每逢德川將軍新立﹐便遣使致敬。但島津氏仍讓琉球保持獨立國地位﹐繼續向明､清派遣貢使﹐接受冊封﹐預設它為外國﹐且不許琉球日本化還多方設法讓硫球增加入貢明､清的次數。琉球成了當時日中貿易的中繼站。東南亞方面﹐德川家康於1601年以來﹐寫信給安南､柬埔寨､退邏等國王﹐要求通商﹐幕吏､大名和豪商們也同南海諸國政府交換書信禮物。
德川家康執行對外貿易政策的結果﹐日本同東南亞和西歐各國的貿易有顯著發展。由於明朝的鎖國﹐日本和大陸不能直接貿易﹐但對前往南洋各地的商人﹐幕府實行了官許貿易制﹐將蓋官印的特許證「朱印狀」發給日本和外國往來於南洋與日本之間的商船主。史稱這種獲得特許權的商船為「御朱印船」。朱印船多數是由九州的大名及豪商幕吏､外國人所有。輸出日本的金､銀､銅､硫磺､樟腦､米､麥､刀劍､文具､扇子､漆器､家庭用具等﹐輸入絲綢､呢絨､蘇木､鹿皮､染料､香料､鉛､錫､糖､藥材等南洋和中國的物產﹐對日本經濟影響很大。當時日本在造船､航海的技術方面都不及西歐各國﹐也沒有海軍保護﹐但日本盛產可用作貨幣的白銀﹐所以對外貿易發達。和當時華僑的一樣﹐在南洋居住的日本人逐漸增多。17世紀初﹐東南亞各國﹐除華僑集中的唐人街外﹐也出現了日本町(城鎮)。居民大都是日本的商人､海員､傭兵､僕役﹐此外還有一部分不堪剝削壓迫而流亡海外的日本人﹐以後更有不少被流放或外逃的日本天主教徒及被拐賣的奴隸等。這種日本僑民集居在日本街﹐由當地統治者授予某些自治權和治外法權。它的頭領是居民選舉出來的﹐有一定勢力。這種東南亞各國的日本市鎮到日本鎖國後﹐同本國完全隔絕﹐日僑和當地居民通婚､雜居﹐逐漸同化而趨於消滅。此外﹐僑居在臺灣､澳門﹐印尼的爪哇﹐馬來亞的馬六甲等地的日本人。則始終同當地人分散雜居﹐沒有日本町和治外法權﹐很早就和當地居民同化。
16世紀中葉以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遠東積極展開殖民和商業活動。葡人乘中日交往隔絕。在澳門和長崎間壟斷了中國生絲和日本白銀的交易﹐賺取5至10倍的暴利。這方面的貿易一直掌握在豐臣氏和西部諸藩之手﹐且有耶酥會教士介入﹐早為幕府所嫉視。17世紀後﹐新教國英､荷勢力東漸﹐慶長5年(1600)荷蘭商船遇難漂至日本﹐航海長英人威廉為德川家康留任為通商顧問﹐改名三浦按針(1564~1620)。荷､英商船先後於公元1609年和公元1613年年來日本﹐獲得在長崎的平戶島設商行自由貿易及享受治外法權的待遇。後來還在江戶､大阪､浦賀､駿府､嬌､長崎設立分行及代銷店﹐貿易旺盛。兩國商品和西葡大致相同﹐不外是幕藩領主們需要的槍炮､火藥､鉛等軍需品和豪商需要的呢絨､生絲､綢緞及棉紗棉布等。幕府為抵制葡商操縱生絲貿易﹐於慶長9年(1604)實行生絲特許證制﹐由幕府統制生絲貿易。對西班牙宣佈不實行這一制度(1612)﹐對荷､英則更給以內地貿易的自由﹐由此葡商在日本勢力一蹶不振。當時英商著重馬來方面的香料貿易﹐對中日的貿易被荷蘭人排擠﹐元和9年(1623)終於關閉了平戶的商行﹐專力經略印度。隨著日本禁教和鎖國﹐荷蘭成為西方唯一獨佔日本貿易的國。
德川家康的對外政策﹐基本上沿襲豐臣時代禁教與貿易平衡的方針。但家康要發展經濟﹐為招攬西方商人和航海､造船及開採銀礦的技術家﹐不依靠教士是困難的﹐所以禁教不但不徹底﹐而且他自己就在鼓勵傳教。文祿4年(1599)家康還在伏見城代行政務時﹐就委託被俘的西班牙教士耶羅尼摩(Jeronimde Jesus)進行同呂來(當時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賓)通好﹐為日本招聘技師﹐並允許他在江戶建立方濟各會的教堂。由此天主教各宗﹐向關東方面發展。慶長14年(1609)家康還委託西班牙原任呂宋總督羅福利哥(donRpdrigo de Vivero)和京都商人同去新西班牙(Nueva Hispania﹐當時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交涉通商。仙台藩主伊達政宗(1567~1636)更公開宣佈傳教自由﹐慶長18年(1613)派家臣支倉常長為使節﹐隨方濟各會教士路易·梭特羅(Luis Sotelho)乘自造大帆船橫渡太平洋及大西洋﹐經墨西哥､西班牙到羅馬﹐覲見西班牙王和教皇﹐要求通商。
在德川家康統治期間﹐由於對國外商品和技術的需要﹐使天主教傳教順利。慶長8年(1603)在日傳教士達129名﹐受洗人數﹔公元1605年為793名﹐次年一躍為8千名。據教會的報告﹐慶長15年(1610)日本全國天主教徒已達70萬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