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晚清三大軍政集團的「環鏈關係」
所謂「晚清三大軍政集團」﹐是指由曾國藩開創的湘系集團､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以及後起的袁世凱北洋集團(以下以「湘」「淮」「袁」簡稱之)。三者是對當時朝政､社會乃至歷史進程有著重大影響的群體勢力﹐其間交錯勾連﹐發展嬗變﹐承續更替﹐可以「三環鏈」喻指。
就三者的形成而言﹐「湘」「淮」時間上比較靠近﹐且源流上關聯直接而又密切。當年曾做過「湘」「淮」大員(如胡林翼､李鴻章)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在其《歸廬譚往錄》中曾說﹕「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誼」﹐後來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梵天廬叢錄》中﹐也轉錄了有此話的筆記內容。
這種說法旨在揭示其間的連帶關係﹐無疑也提示出其形成時間的先後。具體看﹐曾國藩自咸豐二年末開始借辦團練練兵﹐咸豐四年(1854)春湘軍正式練成出征﹐至此可以說湘系集團雛形初備(當然﹐還說不上具有「完備」形態)。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在特定情況下形成比較快捷。因「東援」需要﹐本為曾國藩幕僚的李鴻章奉幕主之命組建淮軍﹐同治元年(1862)開赴上海﹐並且他很快有了疆吏(出任江蘇巡撫)權柄﹐這樣「軍政結合」﹐淮系集團就有了比較完備的形態﹐完成了「淮由湘出」的衍生分化。從湘､淮集團各自初成的時間上看﹐前後有大約七年的時間差﹐而兩者形成後共存「交叉」的時間則更長。
袁世凱北洋集團的孕育產生則比較靠後﹐自甲午戰後的「小站練兵」初萌﹐嗣後逐步成型﹐時間上與其籠統地說承湘､淮兩者之後﹐不如說承淮衍生更為直接。袁世凱的叔､祖輩與李鴻章即多有聯繫﹐袁世凱本人的為官初階則可謂從淮系要員吳長慶門下踏出﹐而後更得助於李鴻章的護持､薦引。其集團勢力的奠基﹐也離不開對淮系人員的直接延攬､收用。而及至其集團勢力初成之際﹐湘系群體形態上已告漫漶﹐淮系則因其「開元」領袖李鴻章的在世而實體尚存﹐與袁氏集團有著交叉共存時段。及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李鴻章去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職由袁世凱繼任(先署理﹐隨後實授)﹐則可視為完成其群體性直接替代的標誌。由此可見﹐淵源上袁氏集團與「湘」「淮」有著相對的遠近､疏親。
三大軍政集團就是這樣遞次生成﹐交錯連接﹐相承相續﹐此為體現其「環鏈關係」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更內在地體現於其有同有異､形態嬗變演化的關聯上。
它們有著共同的基礎。就最基本的要端而言﹐一是在形成的背景性契機上﹐都是基於特定條件下清朝的軍事需要應運而生﹐乘機發展。「湘」「淮」之生成儘管有一定的時間差﹐但顯然都是利用了清廷鎮壓太平天國的需要因勢而起。而袁世凱「小站練兵」﹐則是在甲午戰後的背景下﹐適應清朝藉「變通軍制」而「講求自強」的需求而得。沒有各自當時特定的背景條件﹐也就沒有其軍政集團形成的客觀契機。
再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皆以「私屬性」頗強的軍隊為支柱﹐進而實現密切的「軍政結合」(有「私屬性」軍隊又有督撫權柄﹐而此種人物實力上已非一般督撫可比)﹐終得形成具有完備形態的集團性群體勢力。所謂其軍之「私屬性」﹐當然是就特定意義而言﹐主要是指在其軍隊內部具有相當程度的私人隸屬性﹐而並不是說它就完全不聽命､不受節制於朝廷。
湘､淮「勇營」不屬於國家「經制軍」﹐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從形式上似頗具「國家規範」﹐而實際上的私人控制卻愈加強化﹐這在袁氏即使被罷在鄉所謂「養屙」期間﹐仍能暗中控制其軍隊的事實就足以證明。軍隊「私屬性」的要素﹐對於「湘」「淮」「袁」三大集團來說﹐可謂共同基點﹐也是擴大和維繫其群體勢力的重要保障。
三大軍政集團的相對特異性﹐這裏主要言其三端﹕
一在軍隊新舊反差。相比之下湘軍最為傳統舊式﹐而淮軍大進一步﹐主要是武器裝備上的日趨「洋化」。及至袁世凱北洋新軍﹐進而從「軍制」的整體層面追求傚法「西式」﹐這在袁氏所輯《新建陸軍兵略錄存》的相關內容裏即可見一斑﹐技術層面的「現代化」色彩已較鮮明﹐淮軍比之不及﹐湘軍反差更大。
二在群體結構狀況。湘軍以「選士人領山農」。王定安《湘軍記》中語)為組織要則﹐淮軍將領出身於「士人」的則要少得多﹐兵員成分也明顯龐雜﹐惟「戰」是取的實用功利性強。到袁世凱的北洋新軍﹐選員因明顯借鑒「西法」﹐官兵素質條件上愈發有「趨新」氣象。再如要員關係方面﹐總體上湘系是「多頭並立」﹐不但軍多分支﹐而且要員中得以出任督撫､獨據一方者人數眾多﹐且有「噴發」式階段。而淮系﹐則不但軍隊由李鴻章總攬的情況相對明顯﹐而且其要員出任督撫者也要少得多﹐這一則因其未佔先機﹐再則也受出身條件限制﹐實力地位上鮮有能與李鴻章抗衡者﹐其群體關係格局可以說是「眾星拱月」。而到袁世凱﹐對其集團內部的控制就愈趨嚴密﹐他「實行『兵為將有』﹐使自己成為『本軍之君』」「寡頭」色彩愈顯濃重。
三在首領風貌特徵。不妨就以三個集團各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為例來看。曾國藩最為傳統﹐浸潤儒風﹐追求聖道﹐統兵理政也不棄學問。李鴻章儘管也是進士､翰林出身﹐但就專意帶兵､理政﹐少受道學束縛﹐甚至不忌「痞」氣﹐如有以「打痞子腔」「參用痞子手段」來應對洋人之語﹐而曾國藩主張於此也得「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言忠信」､「行篤敬」。即使日常氣態､做派上﹐曾､李也大為不同。到袁世凱﹐於此更見其異。其人並非科舉出身﹐比起曾､李他簡直就是個「大老粗」﹐而這樣一個人能夠在軍政界出道､騰達﹐與他非常的心計､權術､手段自然密不可分。
上述異同的造成﹐既基於客觀時勢條件﹐又取決主觀人為因素。且異同之端並非能夠絕對､截然地割裂﹐而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察識這種複雜情狀﹐自有助於整合性地體察其歷史效應的發揮。
先就晚清軍制變革的節點和軌跡而言。湘､淮軍(所謂「勇營」)得以崛起﹐與作為清朝「經制軍」八旗､綠營的腐敗無能分不開﹐之後「練軍」的出現(由湘系大員劉長佑在直隸創始)和推廣﹐自是以「勇營」改造綠營的一途﹐而以湘､淮「勇營」作為「防軍」存續﹐則可以說是進而為其實際走向「經制」放開的表現。如果說這還未能完全突破「舊制」的藩籬﹐那麼﹐到袁世凱「新軍」的編練﹐就無疑是一種「轉型」的發軔。而這自然也不是完全「赤地新立」﹐離不開對湘､淮軍(尤其是淮軍)趨新發展所積留的有形､無形資源的借助﹐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自有其一脈相承性。
再從近代軍閥的孕育過程來看。關於近代軍閥的界定以及對它何時與如何形成的看法﹐學界觀點不盡一致﹐認定其到民國代清後的袁世凱集團那裏才告正式形成﹐而袁氏清末編練和發展新軍﹐則為「北洋軍閥的孕育階段」﹐應該說比較合理。前後聯繫看來﹐在整個「孕育」過程的「段位」上﹐「湘」居初基﹐「淮」近一程﹐到「袁」則最終完成。而這﹐與其「西化」趨向扭曲絞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