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城邦體系有哪些特點﹖
首先要確定古希臘城邦間關係是否是一個獨立體系﹐羅伯特·吉爾平認為「前現代時期佔統治地位的政治組織形式是帝國﹐在民族國家前的1000年間﹐國際政治的轉變形式被描繪成一個帝國週期﹐世界政治以強大帝國的興衰為特徵﹐帝國統一併安排自己的國際體系」。
從這個角度來看希臘城邦體系是先後從屬於強大的呂底亞王國､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的體系。但若是從希臘城邦自身出發﹐如馬丁·懷特探索了體系的產生與共有文化的密切聯絡﹐特別是早期宗教和氏族血緣關係的紐帶作用﹐將波斯等因素視為體系的影響因素﹐則能得出另一個結論。
希臘城邦體系是一個地區性國際體系﹐是一個界限不斷變化的體系。有研究者認為應當把公元前546年伯羅奔尼撒同盟成立視作體系的起點﹐從這個角度看﹐希臘城邦體系是從中部希臘和伯羅奔尼撒半島開始﹐逐步向外界擴張。在希波戰爭之前的這個時段﹐希臘世界各地區尚處於區域整合階段﹐但斯巴達已經依託自身的軍事實力優勢﹐形成一種一超強的格局﹐這個階段可以視作體系的開始。待到希波戰爭開始﹐波斯入侵的外在威脅加強了希臘世界城邦的聯絡和合作﹐應把公元前481年科林斯地峽集會成立希臘同盟視作體系合作的一個高潮﹐事實上這也是希臘城邦體系面臨共同危機的最成功的一次應對。
這個時候體系已經拓展到希臘世界的各個角落﹐包括希臘本土､小亞細亞諸邦和義大利､西西里諸邦﹐近東地區波斯和北部馬其頓則是體系外的重要影響因素﹐但這個時期對邊界地區的影響力和互動還保持在較低水平﹐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之後﹐希臘城邦體系的界限進一步擴張﹐在戰爭中後期已經被驅離該體系的波斯再一次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體系的擴張是伴隨著主要城邦的拓殖和戰爭的進行而發展的﹐希臘文明持續同週遭地區如腓尼基､埃及､波斯發生互動﹐邊界經常性發生變化。
體系記憶體在著由於共同的民族､語言､宗教､文化形成的泛希臘主義合力﹐但並不存在一個希臘城邦國家構成的國際社會。體系的特徵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組成體系諸行為體的型別。希臘城邦體系的主要行為體是城邦國家﹐還存在部落制實體和帝國﹐但部落的問題是對體系的影響和互動不足﹐帝國則超過了城邦體系的界限﹐無論是地理上還是體量上。城邦國家也不是相同的個體﹐按照體量和互動的強度可以劃分為實力超一流的體系支配型城邦､實力較強大的區域型城邦､實力中等的獨立型城邦以及實力偏弱的附庸型城邦。體系支配型城邦包括斯巴達和雅典﹐還有公元前四世紀的底比斯。這類城邦首先要擁有強大的實力﹐主要是指城邦的體量規模﹐土地､人口､軍隊都要居於優勢地位﹐這是稱霸的基礎。
其次﹐要完成地區的政治整合﹐進而在體系的領導權爭奪中有一席之地﹐底比斯在彼奧提亞地區聯盟形成之前不能算體系支配型城邦正是由於其長期限於地區霸權爭奪﹐難以形成獨立的對外政策並影響體系權勢格局變革。
最後﹐對於體系領導權的爭奪意願也很重要﹐擁有強大實力和國際威望的城邦若沒有與之匹配的政治目標只能成為一流的地區城邦。
體系的結構往往需要準確反映佔統治地位的行為體的權勢和利益需求﹐支配型城邦使用多種手段維護統治秩序﹐創設國際規則﹐抵禦外來侵略﹐處理國際危機﹐希臘同盟正是這個體系主要行為體之間最高層級合作的第一次嘗試。支配型城邦可以存在於一元結構和二元結構﹐體系的權勢結構變化呈現一定的週期性﹐根據邊際成本和收益遞減規律﹐支配型城邦通過征服和控制獲取的經濟盈餘和日益增長的統治成本之間存在緊張關係﹐由於城邦內部和體系層次政治經濟技術的變化﹐會不斷有新的行為體挑戰霸權地位﹐在古希臘社會集中表現為霸權戰爭﹐希波戰爭､兩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科林斯戰爭以及最後馬其頓入侵希臘都是體系權力結構從失衡到平衡的一次轉化﹐衰落問題是所有霸權城邦都必然面臨的困境。
區域型城邦是指在地區層次影響力巨大﹐有向支配型轉化潛力的城邦。科林斯､底比斯就屬於這個層次﹐他們受限於自身政治意願或是其他支配型城邦的限制難以更進一步發展﹐但他們的對外政策對支配型城邦的影響巨大。科林斯是最為典型的這類城邦﹐在伯羅奔尼撒同盟中它的實力僅次於斯巴達﹐其據有地峽兩岸的諸多良港﹐是聯結伯羅奔尼撒半島和中部希臘的戰略要衝﹐也是希臘世界眾多著名殖民城邦的母邦﹐無論從地緣位置還是國際威望的角度看都是一流城邦﹐但科林斯的對外政策也以均勢和反霸思考為重點﹐這是它在同盟中政策的一個基點﹐同時也是斯巴達東征波斯時參與反斯巴達同盟的重要理由。
如果將公元前481年的希臘同盟成立視作城邦體系完全形成的標誌﹐那麼按照權勢格局和體系結構﹐可以將希臘城邦體系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公前387年的斯巴達獨霸階段﹐第三階段是希臘城邦體系進一步碎片化的多元體系結構。
希臘城邦體系的第一階段可以進一步分為希波戰爭階段(公元前481年~前479年)､大國協調階段(公元前479年~前431年)､霸權戰爭階段(公元前431年~前404年)﹐分別對應斯巴達領導下的二元結構､雅典斯巴達鬆散合作的二元結構､雅典斯巴達激烈對抗的二元結構。
公元前481年的科林斯地峽集會標誌著希臘城邦體系由地區分立走向統一﹐主要城邦間的聯合和交往加深﹐通過對抗波斯的外來入侵﹐在政治和軍事領域都展開了合作﹐希臘同盟是一個鬆散的結構﹐確立的「為自由而戰」和「同友共敵」原則帶有濃厚的戰時色彩﹐從雅典和斯巴達在薩拉米斯海戰以及普拉提亞之戰前的爭端可以看出這兩者已經由合作走向了領導權的爭奪﹐但該時期總體領導權是歸屬於斯巴達的。希波戰爭結束後﹐雅典獲取了反波斯的領導權。
「五十年時期」是雅典與斯巴達關係發生複雜變化的時期﹐二者從合作到對抗到妥協再到對抗﹐在探索城邦間關係和帝國發展的道路上不斷前進。大國協調機制不是近代歐洲世界的獨創﹐無論是在古代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還是在古希臘時期﹐在意識到個體實力的侷限性與體系反霸力量的強大﹐經過充分理性的收益成本核算前提下﹐大國協調是充分可能產生的。
大國協調的建立有相應的歷史環境﹐但穩定的權勢格局一定對應嚴苛的條件﹐核心利益沒有巨大矛盾､必要的政治妥協和交換､充足的緩衝地帶和額外利益都構成穩定的要件﹐如果二元格局不是建立在以上條件的基礎上﹐或是在發展過程中要件發生改變﹐這個結構都可能是脆弱的甚至直接崩塌。
希波戰爭後斯巴達和雅典達成妥協的前提包括但不限於城邦間保守貴族的合作､斯巴達專心半島事務和陸權､雅典主要拓展海上和近東地區利益﹐但當公元前五世紀60年代半島局勢趨緩､雅典內部發生民主改革､緩衝地帶城邦發生紛爭二者開始介入､雅典權勢的增長特別是謀求在中部希臘的霸權構成對斯巴達的威脅後二者的關係就變得微妙起來。
儘管霍恩布洛爾探討了科林斯和阿爾戈斯的宗教矛盾可能是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重要因素﹐但唐納德·卡根對於雅典在薩羅尼灣進行過度部署﹐嚴重威脅二者的緩衝地帶以致戰爭的論斷也同樣重要。這場霸權戰爭的預演給兩個城邦以重要啟示﹐雅典人明白了兩線作戰的危害﹐出讓了部分大陸利益以形成更穩定的海陸二元格局﹐這是伯裡克利的政治設計﹐但卡根詬病所謂三十年和約並不能反映二者的權勢格局﹐是為未來戰爭埋下伏筆。
規模空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讓希臘城邦的「黃金時代」結束了。霸權戰爭是反映權勢格局激烈變化和單元權力再分配過程的產物﹐吉爾平認為霸權戰爭有三個特徵﹐一是包含體系內一個或幾個佔統治地位的國家同新興的一個或幾個挑戰者的直接爭鬥﹐二是該體系的統治合法性受到挑戰﹐是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的戰鬥﹐三是無限制使用各種手段和進行大規模戰爭。
三十年和約後的數十年雅典積極擴張權勢﹐不可避免的與另一個海洋城邦科林斯產生爭端﹐緩衝地帶的爭奪和彼此敵意的增加是戰爭的重要誘因﹐由於體系內資源的有限性﹐行為體產生對抗﹐特別是相對衰弱但仍佔有優勢地位的斯巴達發起戰爭是意料之中的。
認為戰爭是受到雙方戰前未能妥善處理關係﹐兩大集團還有發展利益空間的觀點顯然弱化了體系壓力的影響。這場霸權戰爭最終在波斯援助斯巴達的情況下結束了﹐昭示了希臘城邦體系的一個結局﹐即體量和規模受限的城邦政治實體難以進化為普遍性帝國﹐逃離不了被另一個帝國吞併統治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