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貿協議的反思----一個香港人的意見(再修訂版)
【歡迎轉載】
作為香港人，也在香港中資銀行工作了二十多年，我覺得真的要小心是服貿協議帶來的影響。單純的將協議落實，台灣的資金流動、運輸物流、人力市場和資訊自由將會被大陸財團資金控制，台灣逐漸失去經濟和社會政治等自主權。大的中資都是由政府持股的國企，行事原則是達成政治戰略目的為先決，其次才是經濟利益。當然要公平一點說，中國也有中小企，也有不談政治的，可以對台灣經濟有幫助。因此台灣引入服貿協議後，要如何監控中資的政經涉入度，維持社會公平及各活動的公開性，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如何有秩序、有限制、有監督和有一定量的自主權及控制權最為重要，這才是台灣人安身立的基礎。
中港 CEPA(服貿協議)當日被視為給香港的大禮，CEPA措施到底給港人受惠了甚麼，你知道嗎?
香港政府曾做了一個回顧，指十年間企業受惠CEPA而節省了共36億元人民幣關稅(約200億台幣)。另一項較早的官方評估，則指CEPA實施首五年，就為香港帶來的職位超過4,400個。雖然CEPA已實施多年，但仍被不少商家認為存在不少「大門開了、小門不通」的狀況，即大的關卡雖然打通了，但落到地方政府，還有各式各樣的小關卡障礙，所謂優惠措施，令不少中小型公司知難而退。好像香港的證券經紀業，至今還未去到可以到內地正式開業的程度，反而內地的證券行已大舉在港收購。名義上香港電影可以審查後進入中國內地各城市，但結果是11年來只批了5部，導致現時香港電影進入中國均需以中港合作的形式進行。香港人可以開設戲院，但結果是由地方至中央共要19個公章，層層疊疊的關卡；香港人可以獨資開公司，但結果是只有廣州市落實執行；香港人可以獨資開商店，但結果是層層地方部門苛索，比找當地人合作更難更煩。香港律師考得中國律師牌照後，不能參與刑事訴訟，只能做商業及某類法律文件，或在港經營相關業務，但如果律師立場不合中國政府的心意，有牌照也沒用。大廠商可能受惠最大，但受惠CEPA的中小型港資真的很少，香港人可受惠的多麼的有限!!真正帶給香港好處的反而是早期的自由行，人數雖然不多，但消費力高，人的素質也較佳。現時是來香港的人太多，但消費力反而低了，人的素質也較一般，令港人生活環境更加擁擠，一般生活物品如奶粉等常缺少，物品價格及租金又高據不下。
近十多年香港被大陸多方滲透了，舉例如下:
金融: 香港很多本土中小銀(永隆銀行、廖創興銀行)先後被中資併吞，出價還相當大方。平日中資銀行活動與一般商業銀行無異，一切以營利為目標。但一旦涉及政治議題時，銀行會先用柔性宣示攻勢，勸導員工支持親中派系；遇到重大政治爭議時，員工不單要接受政治教育，連選舉活動也被迫表態或參與，支持親中人士。這樣的情景相信很多台灣人聞所未聞，但卻是本人在香港中資銀行的親身經歷，1990年時被迫以小組形式朗讀過《基本法》最少2次，1998年起被迫幫建制派(親中)政黨助選，之後被迫的成份日減，懇請的成份日增，最後是不再勉強參與。原以為中資機構開始商業化及世俗化了，那知面對2017香港特首選舉方案上，中國銀行(香港)的員工又再被迫簽名，支持親中的最保守方案。另外，由於中資機構的高級領導層由國內派遣，中國式政商金融勾結也應運而生，中國銀行(香港)先後有多名國內派遣領導被召回國雙規，但連香港廉政公署也無法參與調查。由此推知，日後台灣的政商不分、貪腐問題想必也更加嚴峻。
傳媒: 不單自我審查，還受到中資機構、建制派、親中企業及社團的政治經濟壓力，連一向標榜中立及公正的《明報》也加插了親中的言論及文章。免費報紙《am730》因刊登了一些反對中方的文章後被報復，中資機構抽走了所有廣告。政府更通過有關人士向本土某大上市公司施加政治壓力，要該集團減少在某些報紙刊登廣告。《信報》換老總後，也頻頻抽稿。擁有香港及台灣蘋果日報的壹集團今年公佈說，舊年集團被抽走廣告近8億台幣，因而集團今年要裁員減版來止血。更多傳媒如TVB、香港商業電台、明報等，都傾向一種「消極的客觀」，強調不顯露立場，避開非議及流行的中國新聞議題；遇上爭議話題，則以客觀姿態鋪陳正反雙方意見。問題是對於權貴的意見，卻圖文並茂，詳盡解說。明知所謂支持政府意見的群眾團體是建制派(親中) 政黨力量支持或中方在背後發功，一律按組織類別視為不同聲音，於是反政府聲音變成了少數人的意見。最令人反感的是中資機構、建制派(親中)政黨、親中企業及社團等人士好像欽差大使上身，甚麼香港問題都插上一口，自謂轉述中央意見，並宣示個人主張。
社會: 近幾年香港無端增加了不少親中社團，背後金主都是親中企業、建制派(親中)政黨、中資駐港機構如中國石油香港分公司等。每次有反政府或中共的抗議活動時，這些親中社團就會到現場聲援政府或中共，好像政府或中共的支持度也絕不落後。更有親中的新界鄉親招攬黑社會到現場聲援政府或中共，恐嚇反對人士。單是建制派(親中)政黨收到的中央系政治捐款每年近2億台幣；其他街坊會、婦女會等親中社團每間每年有近千萬台幣以上所謂會員會費，但該等組織大多數沒會員名冊，沒真實會址，沒真正公開活動，只有一個個名牌掛在親中政黨的地點內。最有名的是關青會(香港青年關愛協會)，背後金主是中國中央的周永康派系；周永康及其中石油派系失勢後，關青會人士竟私下向傳媒表示有幾個月未發薪金，要暫停活動。另 一經典人物是施君龍，2000年帶領申請居港權人士衝擊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縱火釀成2死44傷，最後被判入獄8年，之後再遣返中國內地。2013年施君龍獲中國政府批准移民香港，成立香港私人公司(鼎龍投資)，並由建制派(親中)政黨安排，成為屯門的家庭團聚互助會新界分會董事，而該會每年享有近二千萬台幣的所謂會費收益，董事更每年可享有董事袍金。2014年2月，香港now新聞台記者採訪反對自由行遊行時，施君龍在鏡頭前指罵遊行人士道：「做英國嘅走狗，應該去英國、去美國，唔好喺香港！」凡此種種例子顯示，日後台灣的抗爭活動可能是這類受薪的五毛黨跟示威人士對著幹，大家為理想的活動變成別人發財的機會，大家的辛勞變成別人攻擊的目標。你可能說我危言聳聽，但現時香港的確如此，抗爭人士都被香港政府、建制派(親中)政黨、中資機構、親中企業及報紙定義為滋事份子，香港人愈反抗愈變成刁民，變成有冤無路訴，這也是香港人愈來愈怒氣衝天的理由。
文化: 出版界的影響尤多，主要是中資機構積極參與出版業務，因而市場上充斥中資機構出版的親中書籍，為中國粉飾太平。機構其最大的任務不是盈利，不是文化建設，而在於宣導意識型態；故積極幫親中社團或學術單位出版刊品，收編知識分子，例如協助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出版各式各樣刊物，部份書籍比中國內地的出品還要左傾，如《美國的邏輯》、《當代中華體制》、2012年初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等。近幾年中資出版集團加入編制幼稚園中小學教材行列，支援親中辦學團體，滲透愛中國愛共產黨的思想。出版集團除編輯部份在香港進行外，出版刊物多在深圳印刷及包裝，對增加本土就業影響不大。現時香港最大的出版機構及書店均為中資，市佔率分別為50%和80%以上，可見不計成本的可怕。雖然中資書店也有出版和售賣反對聲音的作品，但都是以放煙花式的手法進行，上級反對時就讓作品消失，如王丹《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最奇怪的是出版該書香港版的竟是中資機構，出版後除不大量發貨外，更在自家中資書店賣了一陣子，很快就收起來，讓該書在市場失蹤，算是以本傷人的一種招數。其他異類、反對派或地址太鄰近中資書店的書店都不獲發貨，該等店舖的生存空間也變少了。《歷史的先聲——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一書匯集中共在延安時期鼓吹民主自由反對一黨專政的文章，在大陸被禁十多年，2013年由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再版發行。原本香港大學出版的書籍多交由中資機構聯合出版集團旗下的聯合書刊物流公司發行，但當該書籍運抵倉庫，中資書店和發行商就被下令，不得發行及零售此書，書籍要全數退回香港大學新傳中心。對香港大學而言，一本書失去八成的零售點並不太可怕，但對中小型出版商來說卻是惡夢，出版前自然層層的自我審查，可見中國政府對香港文化傳播的監控有多麼嚴密，香港多麼被受尊重。
中資企業是合法合規合程序來港投資的，香港人也極其無奈。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本人只能說祝願台灣人自求多福。
另外，誰可代將本文EMAIL給張友驊、戴立綱，這兩人是老江湖，不應令新聞龍捲風有如此大的錯失。新聞挖挖哇節目欠缺了香港的資料，請代EMAIL給鄭弘儀、于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