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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牙密使事件，又稱海牙特使事件，是指1907年大韓帝國皇帝高宗李熙派密使前往荷蘭海牙，企圖在第二屆萬國和平會議(海牙和平會議)上揭發日本侵略韓國的真相，並呼籲歐美列強出面干預，恢復韓國的主權的一次外交活動。《乙巳條約》簽訂後，韓國淪為日本保護國，高宗皇帝寄希望於西方國家，於是派李相契、李俊、李瑋鍾3人作為密使攜帶皇帝親筆信參加萬國和平會議。但在日本的阻撓和列強的漠視下以失敗告終，李俊憤死海牙，高宗被逼退位。此事件表明了當時歐美國家對日本侵略韓國的認可態度，加速了日韓合併的進程。
　　1904年2月，日本挑起了日俄戰爭，驅逐了俄國在朝鮮半島的勢力，控制了大韓帝國。1905年9月，日俄簽訂《樸茨茅斯和約》，日本在戰爭中獲得勝利，從此獨佔韓國並開始著手實施吞併措施。1905年11月17日，日本脅迫韓國政府簽訂《日韓保護協約》(乙巳條約)，根據這個條約，大韓帝國的外交權被剝奪，淪為了日本的保護國；日本則設置韓國統監府，伊籐博文為首任韓國統監，全面掌控大韓帝國的內政外交。至此，大韓帝國已經名存實亡，淪為日本事實上的殖民地。韓國上下對此展開了激烈的抗日鬥爭和救亡運動，各地掀起反日義兵運動，而大韓帝國皇帝高宗李熙自始至終反對《乙巳條約》，他沒有在條約上簽字，同時寄希望於歐美列強，決定採取外交手段來擊退日本，恢復國家主權。
　　而此時的世界已經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全球被帝國主義國家瓜分殆盡，弱肉強食已經司空見慣。日本對韓國的侵略行逕自然得到了其他帝國主義的支持。日本和英國在1902年達成了第一次英日同盟，1905年8月達成第二次英日同盟，作為日本盟國的英國明確支持日本對韓國的侵略。美國表面上對韓國持同情態度，但在1905年7月29日，美國陸軍部長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在日本東京與日本首相桂太郎交換了一份秘密的備忘錄，即《桂太郎-塔夫脫密約》，美國與日本互相承認對方對菲律賓和韓國的支配權。1905年9月5日，在美國的撮合下，日本和俄國停戰，並簽署了《樸茨茅斯和約》，在和約中俄國承認了日本對韓國的統治權。另外在1907年6月10日簽訂的《法日協議》中，法國也承認了日本對韓國的控制。就這樣，歐美列強都默認和支持日本對韓國的侵略，日本亦解除了它併吞韓國的後顧之憂。
　　但是，高宗皇帝對此並不知情，完全蒙在鼓裡，他仍對美國、俄國等西方國家抱有幻想，他先在日俄戰爭期間就派李承晚赴美求援，但等來的卻是美國調停下日俄《樸茨茅斯和約》的壞消息 ；1905年10月，高宗又派長期與韓國皇室關係密切的旅韓美國人訖法(胡默·赫伯特，Homer Bezaleel Hulbert)博士攜皇帝向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求助親筆信前赴美國，但羅斯福及國務卿魯特都拒不接見。兩次密使派遣沒有達到目的。而高宗也時刻處在日本的嚴密監控之中。1907年2月，統監府兩度公佈「宮殿門票」制度的告示，高宗與外界接觸、進行挽救國家鬥爭也就更加困難。但高宗仍不死心，繼續計劃派遣密使進行救國外交活動，終於引發了海牙密使事件。
　　1905年10月，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倡議召開第二屆萬國和平會議，會議將於1907年6月在荷蘭海牙召開，其中邀請了韓國。前韓國駐俄公使李范晉作為高宗皇帝和尼古拉二世聯絡人，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即秘密地通報給韓國國內。高宗皇帝得知這個消息後非常興奮，認為這次以處理國際糾紛、維護世界和平為主旨的44個國家參與的國際會議是向歐美列強求援的大好時機，便決定再次派遣密使。高宗在訖法博士的協助下極其秘密地準備人選和籌措資金，最終選定了前議政府參贊李相契、前平理院檢事李俊、前駐俄公使館參贊官李瑋鍾3人作為大韓帝國密使，參加海牙和平會議。正使李相契是韓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對《乙巳條約》的簽訂情形非常清楚，堅決反對這個條約的締結，曾自殺未遂。副使李俊是韓國社會知名人士，積極投身愛國文化啟蒙事業，創立共進會、憲政研究會等進步團體，鼓吹近代文明和愛國思想，同時學習法律出身的他又相當熟悉國際法，深知乙巳勒約之非法性。李瑋鍾自幼隨父親李范晉遊歷外國，精通俄語、法語、英語等7國語言，作為翻譯與李相契、李俊同行。他們此行的目標是透過列席萬國和平會議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韓國的罪行，宣佈《乙巳條約》無效，以此得到歐美國家的同情和干預以恢復國家主權。
　　為此，高宗還賜給他們蓋有國璽的委任狀及皇帝的親筆信，詳細闡述了派遣密使的合理性及目的，控訴了日本的侵略。委任狀中這樣寫道：大皇帝敕曰：「中國之自主獨立，乃天下列邦之所公認也。朕向與列邦締約修好，使蓋相望，凡屬列邦會議，理應派員往參。在一千九百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日本對中國違背公法，藉行非理，脅勒立約，搶奪我外交大權，斷絕我列邦友誼。不寧維是，日本之欺凌侵侮，又無所不至，其乖戾公理、違悖人道者，有不可勝記。朕念及此，實庸痛恨，茲特派從二品前議政府參贊李相契、前平理院檢事李俊、前駐俄公使館參書官李瑋鐘，前往荷蘭海牙府平和會議，備將本國諸般苦難事情一陳於議席，用復我外交大權，復修我列邦友誼。朕念此臣等素性忠實，可堪是任，宜其干辦妥適，無墜朕命，欽哉。」
　　然而，由於韓國國內日本人的重重監視，3位特使不得不分頭行動。李瑋鍾本來就與其父李范晉一直逗留俄國；李相契從1906年4月便前往中國間島開辦私塾，等待李俊從國內帶回委任狀和親筆信後一起出發；李俊在國內以平理院檢事的身份掩蓋活動，並想方設法入宮謁見高宗，獲得皇帝的委任狀、親筆信與下賜的旅費。1907年4月22日，李俊秘密攜帶高宗的委任狀和親筆信，從韓國首都漢城(今首爾)出發前往俄國。而李相契則在中國境內的間島，5月21日他們在俄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會合，一起乘坐西伯利亞大鐵路前往俄羅斯帝國首都聖彼得堡，在6月中旬抵達，與李瑋鍾會合，3位特使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合流，開始共同行動。
　　除了3位特使以外，高宗還派訖法協助密使，訖法於1907年5月8日以途徑歐洲返回美國為由，攜帶家眷離開韓國，前往荷蘭海牙。訖法途徑瑞士到德國柏林，相遇英國名記者斯戴德(William Thomas Stead)，後者曾經採訪過第一屆海牙和平會議，這一次又在海牙刊行的非正式刊物《和平會議報》(Courrier de la Conference)專門登載此次會議相關消息。訖法向他說明了韓國問題，並表示相互認同和幫助。而前韓國駐俄公使李范晉則聯絡前俄國駐朝公使韋貝爾等人，尋求他們幫助，但沒有什麼效果。
　　1907年6月25日，李相契、李俊、李瑋鍾3名特使來到荷蘭海牙，此時萬國和平會議已經召開10天了。3名韓國特使住在海牙市內的青年旅館(De Jongs)住下，並公開在旅店外掛起大韓帝國太極旗，表現出他們強烈的民族自尊。除了高宗的委任狀和親筆信，還有李相契親自撰寫的《控告詞》及附屬文書，《控告詞》指出了日本3大侵略罪行：一、一切政事不待韓皇承諾，擅自施行；二、日人仗陸海軍勢力壓迫韓國；三、日人破壞韓國一切法律、風俗。附屬文書則記述了乙巳條約的締結過程，由於這是李相契作為當事人根據親身經歷而寫就萬國和平會議召開地海牙和平宮的，所以現存的乙巳條約相關的文獻中，它是最準確而詳細的資料。此外，李瑋鍾還要將這些用漢文書寫的文件翻譯成各國文字，準備散發給會議主席和各國代表。
　　在安頓完畢和準備就緒以後，韓國特使於29日開始活動。當時韓國外交權已經根絕日本強迫締結的《乙巳條約》而被剝奪了，無權派使節到外國。密使首先的工作就是取得海牙和平會議的列席權。他們在6月29日當天拜訪了萬國和平會議主席、俄國代表涅利多夫伯爵，將他們的委任狀、高宗的親筆信、《控告詞》及附屬文書等出示給他，向他說明了乙巳保護條約的非法與無效，並請求他給予韓國密使在會議中的席位。但涅利多夫卻將決定權的責任推諉給會議的荷蘭政府。事實上，涅利多夫先前已經接到俄國政府的指令，稱他們不是正式的代表，因此請避免與之接觸。所以涅利多夫才會對韓國密使虛與委蛇。於是，3位密使又於7月1日去拜訪荷蘭外交大臣胡恩德斯(Huondes)，但胡恩德斯外相對韓國密使的辯解置之不理，並以各國政府均已承認《日韓保護協約》、韓國政府已不能行使外交權為由拒絕了韓國代表的列席要求。他們還向萬國和平會議中專管仲裁事宜的第一委員會呈遞了高宗皇帝的親筆信，但第一委員會仍以相同理由拒絕韓國特使參加會議。接著，他們又拜訪了美國、法國、德國、中國(清朝)等國家的代表，向他們遞交相關文件，但都無功而返。
　　在無法透過正式途徑獲得會議列席權的情況下，3位韓國密使決定採取迂迴路線，展開「場外外交」，企圖透過非正式途逕取得進展。他們與訖法找到的斯戴德記者取得聯繫，前述的《和平會議報》不僅刊登《控告詞》全文，而且從各方面報道特使們的活動。斯戴德在該報上發表以《是什麼理由把韓國除外了呢？》為題的文章，大書特書特使們堅持不懈的活動。這些報道，又先後被轉載到《倫敦時報》、《紐約先驅報》等歐美各國的重要報紙。在斯戴德的介紹下，3名韓國密使還作為貴賓參加了與海牙和平會議同時召開的國際協會(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ism)演講會，國際協會的出席者不僅包括各國的代表，而且還包括社會知名人士、各國代表的隨行人員以及各國新聞記者團。在那次聚會中，在1907年7月8日夜晚的聚會中，3名密使之一的李瑋鍾用流利的法語，以《韓國的控訴》(A peal of Corea)為題，在國際協會登壇演說，向世界公佈了日本侵略韓國的真相和罪行。他那明快的演說，使全體在場的人員深為感動，全場響起喝彩和鼓掌的聲音，對李瑋鍾熱情真摯的演講讚歎不己。於是，該聚會由《火車頭報(The Locomotive)》的總編布魯斯霍夫特(Brooshooft)的提議，經波蘭的一位言論界人士的修改，全場通過關於同情韓國的立場和對日本表示憤怒的提案。李瑋鐘的演說，以「韓國的控訴」為題，發表於各國報紙上，充分說明韓國的立場，成功地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關注和同情。翌日，訖法抵達海牙，在當天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訖法應斯戴德之邀，再次發表同李瑋鐘的演說大意相同的演說，從旁支援了特使們的活動。
　　此時要求韓國特使列席會議的呼聲越來越高漲，國際協會的提案也引起了海牙和平會議的關注，他們迫於輿論壓力，不得不將允許韓國密使作為正式代表參加會議的事項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當時，日本早已得到了韓國皇帝派密使到海牙的消息，對此怒不可遏。日本首相西園寺公望、外相林董及韓國統監伊籐博文在東京經過商議以後，決定先急電日本駐荷蘭公使、萬國和平會議代表都築馨六確認密使之事，隨後在會議主辦方和各國代表間運動，千方百計阻撓密使列席會議，因此韓國密使訪問會議主席、荷蘭外長、第一委員會和各國代表都碰了壁。在密使展開「場外外交」時，都築馨六又指令日本記者、後來任《每日新聞》董事長的高石真五郎與密使接洽，窺探他們的情況。高石真五郎相兩度拜訪密使，並想拍下他們的委任狀以便確認是否是高宗皇帝親自派遣的，但遭到韓國密使的拒絕。他儘管擁護日本政府的立場，但還是留下了如下報道：「不能不說他們三人是真正的愛國志士。雖然顯得貧窮，但看他們的風度和舉止言語顯然是因深憂國家的衰亡自告奮勇而來的。」
　　另一方面，都築馨六提議萬國和平會議向漢城拍電報，讓韓國皇帝確認他們的身份，在此之前不能列席會議。而伊籐博文早已做好準備，當時韓國的電信完全掌控在日本手中，當會議主席的詢問電報發到時，伊籐便指示韓國李完用傀儡政府以高宗名義回電報，表示並無派使之事，密使的委任狀和皇帝的親筆信是偽造的。萬國和平會議決定驅逐3名密使。3名密使中的李俊在悲憤已極的情況下，於7月14日在海牙死去。關於他的死因，日本官方的說法是李俊得了丹毒病而死去，這是根據高石真五郎的報告而得出的結論，而高石真五郎則是在閱讀當地一家名為《海牙新聞(Haagsche Courant)》的報紙中得知的這一情況。而韓國方面的說法則是李俊自殺殉國的。《大韓季年史》引《大韓每日申報》7月19日報道這樣記載李俊之死：「相契等三人赴其會，各國委員齊到，俊在於傍聽席，以為千載一時不可逸也，奮然躍登言壇，瑋鍾以通譯次亦為同登，滿座見之。會長俄國人及英、日兩委員抗之以無言權，俊徐而答曰：『我亦知之而登壇矣。雖然我以堂堂大韓人，奉我大皇帝陛下密敕而來也，此平和會亦不外於強者之會合，使弱者不能保平和，實非平日之所望也！』言訖，自懷中抽出短刀，一刺其腹，鮮血淋漓，倒在壇上，會中人莫不驚愕惶惶。和蘭警察署巡檢早已來到，收斂其屍身，捕縛相契、瑋鍾等而去，各處新聞記者，紛然攜寫真機而來撮相契等及屍體之慘狀... ...」
　　此外，在《梅泉野錄》、《騎驢隨筆》等韓國史料及日本歷史學家青柳南溟的《朝鮮史話和史跡》中也留下李俊殉國的記錄，因此當時的韓國人都相信李俊是自殺殉國的。但是在大韓民國建國以後，經過專家組詳細的考證得出結論是李俊確實是病死，而其自殺殉國的說法是《大韓每日申報》的主筆梁起鐸和申采浩等為了引起民族公憤而虛構的。李俊死後，被安葬在海牙郊外的紐埃肯代嫩(Nieuw Eikenduinen)公墓中，李相契、李瑋鍾遠走美國等國。
　　海牙密使事件的直接影響就是大韓帝國高宗的被迫退位。日本知道這次密使是高宗皇帝派出的，因此雖然對外界聲言委任狀和皇帝親筆信是偽造的，對韓國卻以此為借口，對高宗皇帝進行逼宮，強迫他退位。在伊籐博文的壓力及韓奸的作祟之下，高宗不得不於1907年7月19日宣佈退位，皇太子李址即位，是為純宗。3名特使則在7月20日遭到起訴並進行審判，韓國當局以「官人詐稱罪」缺席判處正使李相契死刑，李俊和李瑋鍾判處無期徒刑。在高宗退位的同時，日本還借此機會加強對韓國的控制，在高宗退位5天後便強迫韓國政府簽訂《第三次日韓協約》(丁未七款條約)，剝奪了韓國的司法權，強制解散了大韓帝國軍。緊接著又在7月27日和29日內出台了《新聞法》和《保安法》，取消了韓國人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就這樣，日本不僅成功解決了海牙密使事件，還利用這次事件攫取更多特權，加速了日韓合併的進程。
　　海牙密使事件是韓國統治階級的一次救國運動，高宗企圖以外交手段、依靠歐美列強奪回國家主權，但海牙密使事件的失敗說明了這條道路是不可行的。海牙密使事件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成功，海牙和平會議是在當時歐洲大陸兩大集團劍拔弩張的狀況下，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控制軍備競賽、協調勢力範圍而召開的會議，而殖民主義正是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共同信念，絕對不可能為了一個小國的利益而在這次會議上反目成仇。韓國也完全不知道列強已經默認日本對韓國的侵吞及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大勢，高宗皇帝對國際形勢缺乏清醒的認識，仍幻想利用列強間的矛盾牽制日本，才導致了這個悲劇的發生。而歐美列強也透過這次事件擺明了他們對日本的支持態度，澆滅了韓國的幻想。對此，韓國歷史學家樸殷植評論道：「然倡是盟，而執牛耳者何人？預其席而讀載書(盟約)者何人？皆鷹瞬虎視，狙詐狼貪，日以侵吞弱國、撲滅孱種為當行義務之不可放棄者，烏有所謂平和主義之恤小制暴，興滅繼絕，以昭公法，以維正道者乎？特強者大者假此為聲號召天下，益張其權利焉已耳！」
　　儘管路線是錯誤的，結果是失敗的，但3位密使不畏強暴的愛國主義光輝及悲壯的結局仍然得到朝鮮半島人民的尊敬和懷念。而他們的失敗也給朝鮮半島人民留下深刻的教訓，一個國家的發言權只能憑借這個國家的實力，而一味依靠外國是不可能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