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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官野史] 1923日本關東地震中國救援展現罕見凝聚力

1923日本關東地震中國救援展現罕見凝聚力

  1923年9月1日中午11:58(日本時間)﹐正是家家戶戶午餐之時﹐大地突然劇烈地上下垂直抖動起來。5分鐘內﹐強度為7.9級的三次強震持續爆發﹐以相模灣的伊豆大島為中心﹐死神迅速籠罩了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以及靜岡縣。
  幾乎在地震的瞬間﹐50%~80%的房屋立即坍塌。海岸邊﹐有的地方瞬間下沉90~180米﹐如入無底深淵。岸邊行駛的火車﹐連人帶車都消逝在茫茫的大海中。另一些地方迅速隆起﹐最高竟達229米﹐地面的一切都如同被大炮轟上了半空。被撕裂的大地﹐裂縫居然寬達4~5米﹐吞噬周邊的一切。地震引發的海嘯﹐浪高達到10米﹐浩浩蕩蕩﹐橫掃一切。比地震、海嘯更為可怕的﹐是隨後燃起的熊熊大火。此時正是午飯時間﹐地震打翻了家家戶戶的爐灶﹐加上東京、橫濱兩個城市依然以老舊的木製房屋為主﹐狂風助威﹐火焰迅速吞噬了關東大平原上的各個城市。
  這就是人類災難史上著名的「關東大地震」﹐因其摧毀了日本最為精華的關東平原而得名。幾天之後﹐中國甘肅固原、美國加州、南美地區、印度孟買、中國京兆(河北)高碑店等地先後地震。
  日後﹐官方公佈的死亡及失蹤人數為14.28萬人(死亡105385人)﹐在人類歷史上傷亡最重的災難中﹐排名第九﹐而其中90%都死於震後的火災。12.8萬幢建築物全毀﹐12.6萬幢建築物半毀﹐44.7萬幢建築物被焚。東京、橫濱成為人間地獄。
  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向中國媒體表示﹕「敝國東京、橫濱等處各重要區域﹐突然發生地震﹐同時火山爆發、颶風、海嘯﹐相繼而至﹐災情重大﹐為亙古以來所罕有﹐除建築物及財產等損失之數﹐一時尚難調查確實計算外﹐生命之喪失﹐約計幾及二十餘萬口﹐目前瘡痍滿目﹐流離失所﹐尚不知凡幾。」。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傳到中國時﹐中國政府迅速行動﹐展現了極其罕見的高效率。此時的中國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處在波動當中。這年6月份﹐在曹錕等人的逼迫下﹐大總統黎元洪被驅逐﹐而參與驅黎的國務總理張紹曾也隨即辭職﹐依照法律規定﹐由內務總長高凌攝政﹐代理總理職務。
  這一攝政內閣在日本大地震次日(9.2)﹐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駐華使館表示慰問。9月3日﹐內閣召集會議﹐外交總長顧維鈞提出﹐對於日本震災﹐中國本救災恤鄰之義﹐不容袖手旁觀﹐應由政府下令﹐勸國民共同籌款賑恤。內閣一致通過了5條援日救災決議﹐除了分別電令駐日代辦張元節、駐神戶總領事館緊急調查災情之外﹐撥款20萬元援助日本﹐並要求各省長官聯合紳商地方團體組織日災急賑大會﹐與政府一致進行﹐同時派遣商船運送糧食藥品﹐及紅十字會赴日。
  9月4日﹐攝政內閣以大總統令的方式號召全國人民廣募捐款﹐盡數撥匯﹐藉資拯濟﹐以申救災恤鄰之至意。內閣還邀請各界名流﹐共同商議援助日本的具體事項。會議從中午一直討論到傍晚5時﹐進一步決定﹐通令各省區一律籌款賑濟﹔迅速運米30萬石到日本﹔解除糧食輸出之禁令﹔邀請各慈善團體、紅十字會及銀行、新聞、商會、軍警各界組織日災協濟會等。
  代表「中國人民」表示慰問的﹐還有廣州的孫文「大元帥」。他致電日本國攝政裕仁親王(即日後的裕仁天皇)﹕「值貴國京城和國家遭受空前災難﹐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之際﹐請接受中國人民的深切慰問。」同時﹐他還給他的日本朋友們犬養毅、福田雅太郎、大倉喜八郎、籐村義郎、久京房之助、頭山滿、瑩野長知、宮崎寅藏家屬等﹐致信表示慰問。
  已經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災同志會」﹐通電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孫文、各省軍政長官及各團體﹐號召「廣為勸募」﹐賑濟日災。負責運送醫療隊和救災物資前往日本的是北洋政府海軍部長李鼎新﹐他是甲午海戰中「定遠號」副管駕﹐與日本有深仇大恨﹐此時毅然發下仇怨﹐本著人道主義﹐調派軍艦兩艘﹐載運糧食急駛往橫濱拯救災民。
  此時令中國人柔腸寸斷的日本﹐不久前還在令中國人咬牙切齒。這一年﹐日本本應歸還租期屆滿的旅順、大連。旅順、大連是由俄國在1898年強租的﹐租借期限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戰爭後﹐日本打敗了俄國﹐就繼承了這個租約。但是﹐對於25年的租期﹐日本人並不滿意﹐他們希望永久持有這兩個戰略位置極其重要的軍港城市。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凱政府簽訂「二十一條」﹐遭到袁世凱巧妙地拖延。在國際壓力下﹐日本放棄了部分要求﹐最終以武力為後盾﹐逼迫袁世凱政府簽訂了條約﹐這就是所謂的「民四條約」(民國四年簽訂)﹐其中規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管理期限延長為99年。
  對於刺刀威逼下簽訂的「民四條約」﹐從袁世凱開始﹐中國歷屆政府都堅決不承認其具備法律效力。在引發「五四運動」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也對此進行了力爭﹐堅決否定「民四條約」的合法性。1922年年底﹐在旅順、大連租期即將屆滿之前﹐中國眾議院、參議院先後通過議案﹐重申「民四條約」無效﹐得到無數民間團體支持﹐要求中央政府盡快對日交涉﹐收回旅順、大連。
  3月10日﹐中國外交部照會日本外務省及駐華公使﹐聲明取消「民四條約」﹐並接洽收回租期屆滿之旅順、大連﹐但遭到日本拒絕。全國一片嘩然。3月17日﹐在國共兩黨及其他社會知名人士推動下﹐上海成立了「國民對日外交大會」﹐宣告「日本猶固執不遜﹐即實行經濟斷交」。
  3月24日﹐又成立了一家「上海對日外交市民大會」﹐由各路商界聯合會、上海總商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工會等21個團體組成﹐通電全國﹐在未收回旅順、大連前﹐全國對日經濟絕交。「既雲經濟絕交﹐則不僅禁止購用日貨而已﹐實含有與日人斷絕一切社交之意味。既雲斷絕一切社交﹐則凡日人在華所營之事業﹐吾人皆應與彼脫離關係。如不受日本公司雇聘﹐不登廣告於日本新聞﹐不載貨於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險﹐不向日本銀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紙幣﹐不往日本醫院治病均是也。」。
  對日經濟絕交立即席捲全國﹐上海、北京、濟南、合肥、武漢、長沙、廈門等地相繼推行﹐日本對華出口額大幅萎縮﹐天津一埠損失約1200萬元﹐上海約4000萬元﹐通計各埠損失﹐已達1億元。再就日本本年6月份全國貿易觀之﹐輸入計超過輸出9600萬元。
  但是﹐日本政府並未妥協﹐他們一方面宣稱這是「排日仇日」行為﹐要求中國政府嚴加取締﹐另一方面則以牙還牙﹐在宜昌和長沙先後開槍射殺中國民眾﹐釀成「宜昌慘案」和「長沙慘案」。雙方關係日漸緊張。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傳來後﹐「經濟絕交」的組織者們﹐試圖將抵制日貨與賑濟日災分別對待。上海總商會表示﹕「恤鄰與自衛﹐並行不悖。」上海中華書局進德會提出﹕「此次日本震災﹐為近世大劫﹐吾人本人類互助及救災恤鄰之誼﹐理當援助﹐頗聞同人中有以國恥為恨者﹐須知不忘國恥﹐是一事﹐人道主義又是一事﹐不妨並行﹐且此次可為吾人仁義之試驗﹐進德之途徑。」在實際操作中﹐「恤鄰與自衛」不可能「並行不悖」﹐隨著全民動員救援日災﹐「經濟絕交」實際上無疾而終。
  政府號召下﹐全國人民積極響應。進入民國之後一直分崩離析的中國﹐出現了罕見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協力。上海總商會決定﹐「購辦麵粉一萬包﹐米三千包」﹐並墊付611萬元﹐由顧馨一、榮宗敬購置麵粉及裝船﹐虞洽卿辦理報關。招商局則派出「新銘」號輪船免費運送。他們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當天﹐滿載著麵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災物品的「新銘」號﹐就起錨駛往日本﹐這成為日本接受到的國際第一筆援助﹐也成為與美國軍艦同時到達的第一批國際船隻。
  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理事長莊得之、醫務長牛惠霖﹐親自率領男女醫士四人﹐救護員八人﹐書記會計各一人﹐女看護士四人﹐隊役四人﹐現款二萬元﹐藥料等品十餘大箱﹐於9月8日乘日輪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東京參與賑災工作。這是到達日本災區的第一支國際醫療救援隊伍。
  京劇大師梅蘭芳發起成立了「全國藝界國際捐賑大會」﹐余叔巖、楊小樓等明星都參加了義演﹐為日本賑災籌集了5萬元大洋。「上海伶界聯合會」也在「新舞台」開展兩天的義演﹐由何豐林、盛竹書、汪精衛、史量才、虞洽卿、葉楚傖、張季鸞等人贊助。上海書畫保存會通過拍賣﹐為日本賑災籌集款項﹐拍賣的畫作包括會員們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劉墉(劉石庵﹐即「宰相劉羅鍋」)、吳昌碩、李梅庵、錢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縣教育局、教育會發起成立「救濟日災會」﹐上海縣立各小學都成立了「募捐隊」﹐除向學生及家長募捐外﹐孩子們還「手執『救命』、『恤鄰』等字樣小旗﹐沿途演說﹐挨戶勸捐﹐精神充足﹐言論切當﹐路人頗義之」。
  北京各界於9月5日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集會﹐北京銀行公會捐助10萬元購買米面3萬石。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決定撥付5萬元賑災﹐派代表攜帶糧食、衣物、藥品趕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隸省長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會商援助日本災區。天津紅十字會、天津報界公會等紛紛行動﹐籌糧籌款﹐支援日本。廣州、南京、東三省等都捐出大額糧食、物品和款項。
  在段祺瑞的「救災同志會」成立儀式上﹐倪嗣沖、周學熙、靳雲鵬、曹銳、曹汝霖、張勳、鮑貴卿等出席並捐款﹐當場籌集了價值10萬日元的款項﹐次日直接匯給日本首相山本權兵衛。此外﹐擔任直魯豫巡閱使的曹錕﹐捐款5萬元﹐3萬元為賑濟日人﹐2萬元為賑濟旅日華僑、留學生﹔兩湖巡閱使吳佩孚、湖北督軍肖耀南各捐款2萬元﹔江蘇省長韓國鈞、直隸省長王承斌、松滬護軍使何豐林、安徽省長呂調元、浙江督辦盧永祥、浙江省長張載陽等均捐款1000元至1萬元不等… …
  有學者統計了上海《申報》(9月12日至1月29日)、天津《大公報》(9月11日至12月25日)的鳴謝公告﹐及天津《大公報》(9月15日至12月30日)另行刊登的「救災同志會段祺瑞等謹啟」的捐款實收公告﹐僅此三項的捐款總額的大洋就達到44萬元以上。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地區﹐成為這次救災的主力﹐包括溫州在內的不少中小城鎮也建立了賑濟日災團體。日本輪船甚至直放溫州﹐運載木炭、煙葉、菜子、鮮蛋等物﹐一次價值就高達51萬元。
  中國積極援助日本﹐當時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聞》發表了一篇題為《感謝善鄰之同情》的社論﹕「中國人會出此熱心來救日人的災難﹐實在是日人夢想不到的事﹐大驚歎中國人此次行動之敏捷﹐而感謝中國人的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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