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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立煌(1897.2~1960.1)﹐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他曾是孫中山的警衛立煌﹐後又成為蔣介石「剿共」的幹將；他既為蔣介石立下赫赫戰功﹐又敢於和他唱對台戲；他在抗戰中雖創下輝煌戰績﹐勝利後卻被解除了兵權；在遼沈戰役中他暗做「內應」﹐配合了解放軍的戰略進攻﹐事後卻成了中共公佈的戰犯；蔣介石下野後﹐他逃到香港隱居﹐1955年初卻突然返回大陸… …這就是國民黨愛國將領衛立煌曲折而傳奇的一生。
　　1897年﹐衛立煌出生於安徽省合肥市衛立煌楊村。青年時期投身行伍﹐在孫中山的廣州大本營擔任警衛立煌﹐因機靈能幹﹐由一名普通士兵而逐步提升為中級軍官。北伐戰爭時期﹐他歷任國民革命軍團長､旅長､副師長等職務。1925年﹐孫中山逝世。蔣介石利用各種政治手段打擊政敵﹐籠絡人才。蔣介石極力宣揚自己「永豐」艦上保駕孫中山的功績﹐把自己標榜為總理未竟事業的接班人。那時思想單純的衛立煌﹐受到蔣介石的迷惑﹐遂投靠其麾下﹐追隨蔣介石東征北伐﹐成為他手下一員能打硬仗的驍將。蔣介石背叛革命後﹐他也跟著走上反共的道路。
　　1930年衛立煌奉蔣介石之命在蚌埠組建第四十五師﹐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後﹐衛立煌部因參與滬杭線警戒擴編為第十四軍。衛立煌後來成為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重要力量﹐在對紅軍的圍剿和對福建事變的鎮壓中立下了「汗馬功勞」。1932年7月﹐蔣介石發動了對紅軍的「圍剿」﹐衛立煌被派為中路軍第六縱隊指揮官﹐進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
　　由於中共當時被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所統治﹐又由於張國燾的錯誤指導﹐第四方面軍指揮機關先是盲目輕敵﹐在敵人大舉進攻後﹐又驚慌失措﹐指揮主力倉皇西撤。於是衛立煌率軍趁虛而入﹐8月間佔領了鄂豫皖邊區的軍政中心金家寨。為了嘉獎衛立煌的功勞﹐鼓勵其他「剿共」部隊的士氣﹐蔣介石除獎給衛立煌以巨額金錢以外﹐還由國民黨政府頒布明令﹐在大別山中地跨鄂豫皖三省之間「三不管」的險要城鎮金家寨建立一個新的縣治﹐用衛立煌的名字命名為「立煌縣」。
　　蔣介石以手下將領的名字命名為縣名的只有兩例﹐一個是所謂「經扶縣」﹐即劉峙(字經扶)的字﹐另一個就是衛立煌。蔣介石此舉﹐既鼓舞了士氣﹐也明確地將衛立煌推到了反共反人民的立場。衛立煌部隊佔領金家寨後﹐到處搜捕蘇區幹部､赤衛立煌隊員和紅軍家屬﹐鎮壓農會積極分子﹐保護封建地主﹐搞反攻倒算﹐一時造成蘇區的白色恐怖。
　　1933年11月﹐李濟深､陳銘樞､蔣介石光鼐､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高舉「反蔣介石抗日」的旗幟﹐和紅軍簽訂了停戰協定。蔣介石十分恐慌﹐忙派衛立煌､張治中､蔣介石鼎文擔任三路總指揮﹐分兵向福州進軍。衛立煌行動迅速﹐很快抵達福建北部﹐對十九路軍形成夾擊之勢。剛剛成立不到百日的「人民革命政府」由於內部不團結﹐許多事情還沒有商定﹐就宣告夭折了。衛立煌為了截斷十九路軍經泉州退人廣東的道路﹐又迅速行軍﹐隱蔽地繞到閩江以南進行阻擊。衛立煌在這一內戰中又替蔣介石出了大力﹐受蔣介石厚賞﹐他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衛立煌雖因戰功卓著而名列「五虎將」之一﹐但他一非蔣介石氏同鄉﹐二非黃埔軍校學生﹐蔣介石氏對他心存間隙﹐二人並非親密無間。衛立煌對蔣介石用人唯親﹐凡事以個人私利當先多有不滿﹐而蔣介石對衛立煌這匹動不動就發脾氣﹐難以馴服的悍馬也是一肚子氣﹐二人時不時發生摩擦。早在北伐時二人就產生過矛盾。
　　1925年蔣介石借廖仲愷一案逼走衛立煌的上級許崇智﹐許崇智的粵軍被改編為國民軍第一軍﹐衛立煌由旅長降為團長﹐心生不滿﹐他對許崇智懷有感情﹐一有機會總想見許﹐但蔣介石阻止他倆往來。衛立煌曾對手下親信說﹕「如果有兵力在手﹐非把不講信義的蔣介石搞垮不可。」
　　1933年10月﹐蔣介石發動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任命衛立煌為第一縱隊指揮官﹐雖處於最前線﹐但位居「小委員長」陳誠之下﹐他甚為惱火﹐一氣之下﹐回了南京。別人問他原因﹐他言道﹕「仗打贏了﹐全是別人的功勞；輸了﹐全是自己的責任。」衛立煌也不想把事情鬧大﹐稱病住院。探視者絡繹不絕﹐蔣介石雖有意追究衛立煌的責任﹐後來也只有不了了之。
　　鎮壓「福建事變」﹐衛立煌居功至偉﹐但事後蔣介石卻把福建省主席一職給了陳儀﹐省主席一職被視為受蔣介石重用的標誌﹐顧祝同與衛立煌資歷相當﹐早在1930年顧就當上了江蘇省主席﹐而衛立煌卻始終與此無緣﹐對於蔣介石始終不信任自己﹐不予重用﹐衛立煌心中很沮喪。
　　1941年底﹐衛立煌去重慶開會﹐除夕夜蔣介石設家宴款客﹐請柬送到衛立煌的住處﹐衛立煌已簽名準備赴宴﹐但倔性子一發作﹐臨時改變主意不去了﹐只打了個電話告知蔣介石的秘書﹐說他要去宋慶齡處赴宴。晚宴原定14人﹐因衛立煌缺席而變成13人﹐蔣介石認為13數不吉利﹐臨時拉了秘書湊數。事後﹐蔣介石在很多場合談起此事﹐說衛立煌狂妄自大﹐目無領袖﹐不給他面子。衛立煌知道後也不去道歉。
　　衛立煌有愛國心﹐對日作戰更是堅決。正是在艱苦的抗戰中﹐衛立煌重新認識了共產黨､八路軍。而其中1938年4月延安之行﹐成了他思想轉變的關鍵。
　　抗戰爆發後﹐蔣介石任命衛立煌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二戰區前敵總指揮﹐令其率軍開赴山西。蔣介石這樣做目的有三﹕
　　　其一﹐在全國抗戰大形勢下﹐派善打硬仗的衛立煌到華北前線抗日﹐以撈取「領導」全國抗日的名聲和地位；
　　　其二﹐衛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調他進山西﹐可以監視､鉗制､甚至消滅駐山西的八路軍﹐並可與西北胡宗南部隊遙相呼應﹐包圍封鎖以至進攻陝甘寧邊區。蔣介石認為﹐以衛立煌的反共歷史﹐他不會同共產黨妥協､合作﹐同時中共也不會信任衛立煌﹐因而不會有國民黨軍被中共統戰之慮；
　　　其三﹐蔣介石還想在閻老西的地盤插上一隻腳﹐以圖逐步佔有山西。這是蔣介石的主觀意圖﹐至於衛立煌本人的思想狀況如何﹐他並不摸底。
　　平型關大捷﹐八路軍打破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使衛立煌對這支裝備落後的軍隊刮目相看。忻口戰役﹐八路軍一二九師火燒陽明堡飛機場﹐有力地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八路軍的山地游擊戰﹐機動靈活﹐有效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更使衛立煌佩服不已。戰役前後﹐衛立煌在太原､臨汾幾次會見周恩來﹐相互開誠佈公地交換了各自的觀點。他受周恩來影響很深﹐這是他思想轉變的一個契機。
　　周恩來去武漢後﹐朱德總司令負責和衛立煌接觸聯繫﹐朱德這位辛亥革命的老將､赫赫有名的總司令﹐以忠厚長者的風度和親切､誠懇､謙虛､熱情的態度與衛立煌長談﹐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這是引導他樂於和八路軍接近﹐並使其改變對共產黨看法的第二個人。
　　作為來延安的「高級」客人﹐衛立煌受到熱情接待。衛立煌對八路軍以「戰地服務團」的工作方式﹐對部隊進行宣傳鼓動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十分讚賞﹐決定學習八路軍的經驗﹐在自己的部隊裡成立這種政治工作的組織﹐以提高官兵的士氣與戰鬥力。後來﹐他向八路軍要了一名戰地記者趙榮聲(地下黨員)來做他的秘書﹐趙榮聲在他身邊﹐起到了幫助衛立煌政治上進步的作用。衛立煌參觀延安抗大及其他地方﹐他看到抗大以至整個延安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平等､互助､團結的同志式的關係… …看到所有生氣勃勃､奮發向上的事物的時候﹐都感到非常新鮮､敬佩。他受到氣氛感染﹐發表演講﹐表示﹕「今後要繼續和八路軍親密合作﹐向八路軍學習﹐和八路軍一道堅持華北抗戰﹐絕不退過黃河。反對投降妥協﹐反對倉皇失措､退卻逃跑﹐收復一切失地！」
　　如果說衛立煌在來延安之前﹐經過周恩來､朱德的細緻､耐心的思想工作﹐思想已經有了接近共產黨､八路軍的萌芽﹐那麼延安之行後﹐他的思想就更前進了一大步。延安之行後﹐衛立煌有了許多「不同尋常」的表現。在西安﹐他以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名義﹐批發給十八集團軍(1937年9月11日後八路軍的新番號)上百萬發子彈和手榴彈等軍用物資﹐給予共產黨以有力支援；他學習研究延安出版的書籍﹐研讀毛澤東《論持久戰》﹐增強了抗戰必勝信念；他大膽吸取延安抗大的學生到他的部隊中來；消極應付和拒絕蔣介石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內戰命令。
　　抗戰期間﹐衛立煌率部轉戰山西､滇西等地﹐立下赫赫戰功。史迪威在回憶錄中稱衛立煌是國民黨軍隊中最能幹的將領﹐美國出版的《中國人名大辭典》也稱他為「常勝將軍」﹐這種殊榮﹐在國民黨軍人中實屬罕見。但蔣介石對衛立煌在抗戰中的表現卻不甚滿意﹐對他在山西作戰時與八路軍的密切關係已有所察覺﹐所以抗戰勝利後﹐借口讓他考察歐美﹐解除了他的兵權。
　　1947年底﹐國民黨軍在東北屢遭慘敗﹐蔣介石打電話給正在法國的衛立煌﹐令其回國擔任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不知該怎麼辦才好﹐通過蘇聯駐法大使館打電報同中共中央商量﹐中央給了比較靈活的復電﹐讓他「相機行事」。他還通過留法左派學生領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發電說﹕「為了盡快結束中國內戰﹐我願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力求與中共合作；因個人環境關係﹐希望絕對保守秘密。」
　　蔣介石本希望借助衛立煌的軍事才能和威望挽救東北敗局﹐但他根本沒有料到﹐衛立煌已經不是原來的衛立煌了。在抗戰中他就曾保証以後再也不打共產黨﹐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考慮到抗戰大局和國共兩黨的關係﹐當時中央委婉地轉告衛立煌﹐到哪裡都能為人民做事﹐不一定非要加入共產黨。
　　衛立煌到東北後﹐集中兵力﹐固守要點。不管各地如何告急﹐不管蔣介石如何一再電令其派兵解圍﹐他總是駐守原地﹐拒不出戰﹐同時收攬人心﹐整修工事。他的貌似積極備戰﹐頗能掩入耳目。他常對周圍人說﹕「共軍擅長圍城打援﹐我們絕不能輕舉妄動﹐中其圈套﹐只有積蓄力量﹐固守瀋陽﹐以待時局變化。」他的這種靜待時機的僵持狀況一直持續到遼沈戰役開始。
　　戰役打響後﹐蔣介石讓衛立煌出遼西解錦州之圍﹐衛立煌卻借口「瀋陽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執行蔣介石的命令。同時強令手下要穩紮穩打﹐不要做無益的犧牲﹐對於廖耀湘裝甲兵團的燃料彈藥供應﹐不准超過一星期﹐造成行動遲緩的廖耀湘兵團全部被殲。戰後國民黨在總結遼沈戰役失敗原因時﹐認為東北之失陷﹐基於錦州之失守﹐由於瀋陽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達﹐在於衛立煌之不能即時奉行命令。衛立煌貽誤戎機達13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亂造反﹐否則﹐斷未見有此種不受節制之將領。
　　內戰中﹐衛立煌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一切可能按兵不動﹐並利用其地位造成影響﹐既使東北高級將領們無所適從﹐也使蔣介石的戰略計劃泡湯﹐在戰爭關鍵時期配合了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
　　遼沈戰役結束後﹐衛立煌逃回南京﹐被蔣介石下令扣押﹐軟禁起來。通過內戰﹐衛立煌對蔣介石徹底失去了信心。衛立煌本來在蔣介石嫡系中並不得意﹐征戰多年﹐卻沒有自己的地盤﹐自己軍隊又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到頭來仍是光桿司令一個。同時﹐他也意識到心狠手辣的蔣介石恐在不久對他不利﹐準備逃往外國避難。
　　1949年初﹐蔣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後﹐衛立煌趁機逃出南京﹐隱居香港﹐但國民黨特務並沒放過他。1949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國民黨頭等戰犯名單﹐衛立煌名列其中﹐他長嘆一聲﹐說﹕「我有救了！」蔣介石曾兩次派人遊說衛立煌去台灣或者去國外﹐均遭到拒絕。衛立煌鄭重地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將來一定回到新中國﹐等等再說吧。」衛立煌並沒有因為自己名列戰犯而對中共的統戰政策失去信任﹐這是由於自抗戰以來多次與共產黨人接觸﹐深知其統戰政策的真誠與偉大。故而﹐仍於新中國成立的喜慶日子裡﹐不顧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從香港向北京發出熱情洋溢的賀電。　
　　1955年3月﹐衛立煌在中共的熱情歡迎､周密安排下﹐終於回到大陸﹐並發佈《告台灣袍澤朋友書》﹐用鋒利的言辭﹐有力地揭露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賣國求榮､魚肉百姓､排斥異己的種種罪惡﹐熱切號召愛國的國民黨將領起義回來﹐在當時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標誌著衛立煌的思想轉變又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從1938年4月訪問延安﹐到1955年3月毅然回歸祖國﹐中間相隔17年時間。這17年間﹐衛立煌經過反覆的實踐與認識﹐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道路。1960年1月17日零時40分﹐衛立煌在北京病逝﹐終年64歲。逝世前擔任的職務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和民革中央委員。回到大陸後的5年裡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統一大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