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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解放後﹐人群彙集的地點隨之轉向廣州。從大陸各地彙集而來的逃難人潮﹐隨著國民政府的遷移而湧到了廣東省的海岸線邊。從上一年起就從山東一路撤逃的黃如藻､莊惠鼎等流亡學生們﹐在1949年的3月搭上了浙贛線的火車前往江西。年輕的他們儘管還一路唱著歌﹐但顛簸的殘酷和辛勞卻讓每個人都備受折磨。
　　浙贛線是我們自己修的﹐路很壞﹐火車顛簸得很厲害。隧道很低﹐所以一來了隧道﹐就喊「頭低下來」﹐不低下來的話就被掃下去了﹐有的人就掃掉了。所以中途有的人受不了﹐就跳火車﹐跳到稻田里去摔死了。對山東流亡學校的師生來說﹐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流亡。1949年6月初﹐8所流亡學校的將近8000名學生彙集在廣州﹐等待著遷往台灣。當時陳誠已經宣佈入台管制﹐煙台聯中的校長張敏之和其他幾名校長急得四處斡旋﹐努力取得入台許可﹐才終於在6月25日將這些學生送上了「濟和輪」。3天後﹐學生們踏上了澎湖的土地。
　　澎湖的風沙很大。我們吃飯都是在院子裡﹐蹲在地上吃。我們8個人一桌﹐一個桌一盆菜﹐那個盆子又當洗臉盆﹐又當菜盆子﹐8個人圍著蹲在那裡﹐風一吹就滿盆沙子。我們的教室就是宿舍﹐鋪蓋也沒有什麼鋪的東西﹐就一個被單子(蓋著)睡在水泥地上﹐晚上睡覺﹐白天上課。前面有個黑板﹐老師一本書﹐我們沒有書的﹐老師在上面講﹐或者寫黑板﹐我們來抄筆記。筆的話﹐我們就到街上去撿個筆頭﹐鉛筆頭削一削就那樣寫字。那時候﹐我們讀書的情緒很高。
　　這幫孩子抱著高昂的求學熱情﹐在艱苦的環境下努力讀書﹐但一心求學的想法卻常常被外界打斷。當時國民黨部隊多半有嚴重的缺額﹐而流亡學生總是部隊補充兵員的重要對象﹐他們也同樣躲不過去。抵達澎湖不到兩個禮拜﹐這群身高不及槍桿的孩子被集合在大操場。
　　國旗桿那兒是司令台﹐我們原來就住在司令台後面的一個房子裡﹐裡邊是日式的﹐也是舊房子。到13日就開始把我們全部集合在院子裡﹐說澎防部大院要編兵。聽到要把我們編兵﹐同學都有些不服氣﹐都要往外走﹐但走到門口有警衛上了刺刀﹐出不去。有的人還是不平﹐司令官來了以後﹐我們有個同學就說﹕「大家不要害怕﹐我們要跟司令官講… …」結果他話沒講完﹐剛往司令台這邊一走﹐後面一刺刀就刺在身上﹐大家都在周圍看得清清楚楚﹐鮮血直往下流。大家看到了心裡都覺得很慘﹐沒見過這種場面。
　　學生們的反抗導致流血衝突﹐事態陡然擴大﹐最終造成兩百多名師生下落不明﹐2位校長和5名領導反抗的學生被以「匪諜罪」判處槍決。這一事件發生在1949年的7月13日﹐因此被稱為「七一三事件」﹐被認為是「白色恐怖第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