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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56年底到1957年初﹐毛澤東多次談到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特別是毛澤東大力倡導實行「雙百方針」﹐使中國的思想理論界活躍起來﹐使廣大知識分子備受鼓舞。大家獻計獻策﹐一時間﹐各種風格的文章也紛紛見諸報端。
　　對當時知識界發表的大多數文章﹐毛澤東都比較關注。他尤其關注知識分子成堆的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在讀這些文章時﹐毛澤東更注意姚文元的文章。這原因大體有二﹕一是姚文元的文章總是能跟上他的思想;二是姚文元的文章文筆較活﹐寫得很生動。在此前批判胡風時﹐毛澤東就很賞識姚文元的文章﹐並且通過柯慶施瞭解了姚文元的一些情況。到1957年初﹐他兩次誇獎了姚文元。
　　一次是1957年2月16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談到了文藝界的情況時說﹕「最近姚蓬子的兒子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指《文匯報》1957年2月6日發表的姚文元的文章《教條與原則-與姚雪垠先生討論》)﹐我看是不錯的。過去我們提倡一家獨鳴﹐那是歷史條件決定的﹐不如此就不能打倒國民黨20年一家獨鳴的理論… …」毛澤東在提到姚文元的這段講話中﹐不光只是說姚文元的文章「是不錯的」﹐而且他是在講了文章要講究辯證法﹐講兩點論﹐在百花齊放的前提下﹐肯定姚文元的文章的。這實際上就是說﹐姚文元的文章是講兩點論的﹐是講辯證法的﹐是對百花齊放具有指導意義的重要文章。
　　另一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上海赴北京參加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文化教育代表團時發表講話。毛澤東說﹕「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當時﹐姚文元也是上海文化教育代表團的代表之一。
　　不久﹐從中央傳來了毛澤東在4月30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說﹕「這次整風﹐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這就是整風的辦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風。」姚文元感到﹐中央要搞全黨整風﹐要發揚民主﹐可以大膽提意見了﹐提得越多越好。姚文元認定自己揣摸到的毛澤東的想法和中央的精神﹐是準確的﹐於是便開始行動了。
　　回到上海後﹐姚文元格外注意起政治問題來了。他特別關注北京的消息﹐每天上班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人民日報》。他主要是看頭版頭條的新聞和社論﹐然後看重要文章﹐以此來揣摸中央的精神﹐他幾乎每週都要去見柯慶施､張春橋﹐有時一周去幾次。在與他們的接觸中﹐瞭解中央特別是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動向。毛澤東在北京的幾次談話的主要內容﹐他用心地記在小本子上。晚上夜深人靜之時﹐他就翻開這些小本子﹐仔細揣摸毛澤東所講的每一句話﹐以及每一句話中所包含的深層意思。經過一段時間的揣摸﹐姚文元隱約地感到﹐毛澤東最近有一個認識上的變化﹐就是要通過發揚民主﹐給共產黨提意見﹐來防止共產黨內產生官僚主義。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似乎證明了他的這一揣摸。
　　不久﹐從中央傳來了毛澤東在4月30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說﹕這次整風﹐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這就是整風的辦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風。姚文元感到﹐中央要搞全黨整風﹐要發揚民主﹐可以大膽提意見了﹐提得越多越好。
　　姚文元認定自己揣摸到的毛澤東的想法和中央的精神﹐是準確的﹐於是便開始行動了。1957年6月10日﹐《解放日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敵友之間》一文。姚文元在文章中反對「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寫道﹕「有這樣的人(也許一萬個人中間只有一個)﹐他用把同志當作敵人來打擊作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是這種人的口號。但歷史證明﹐這種極個別的冒充『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野心家﹐是並不能永遠維持自己的『威信』﹐他遲早總會被拆穿。」。
　　他還寫道﹕有的人「動不動就用『挖根』來代替一切具體的分析﹐是教條主義的方法。然而我們不少人﹐是習慣於用幾頂帽子來代替具體分析的﹐這在整風中是應當改一改了」。就在同一個月﹐姚文元又在《文藝月報》1957年第2期上發表了《論「知音」》一文。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寫道﹕「批評家應當成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給作家打分數的教師﹐他應當成為懂得作家的心的摯友和諍友…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惺惺惜惺惺』﹐批評家和作家之間也應當有這種感情。」。
　　1957年5月13日的《解放日報》上又發表了姚文元的《放下架子！》一文。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直接批評黨的領導幹部說﹕「一個領導幹部要同群眾接近﹐第一件事是什麼？我覺得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架子！」「一個黨員要同黨外人士談心﹐第一件事是什麼？我覺得第一件事同樣是﹕放下架子！」「領導幹部有許多與眾不同的特殊的生活待遇和特殊的權利﹐造成一種脫離群眾的『架子』。」因此﹐姚文元在文章標題上高喊﹕放下架子！1957年5月7日和8日﹐《文匯報》上連續發表了姚文元的《一點補充》一文。這是姚文元在讀了王若望(後來被打成右派)1957年4月26日在《文匯報》上發表的《步步設防》一文後﹐寫的專門表示對王若望進行支持的文章。姚文元在文章中說﹕「王若望同志寫了一篇《步步設防》的文章﹐尖銳地批判了『前半截表示同意黨的方針﹐但是後半截又預先訂出若干保留項目』的思想﹐我認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現在我們要進行既反對教條主義又反對機會主義的兩條路線的鬥爭﹐但首先是要著重反對教條主義… …我們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條主義的文章… …」姚文元還在文章中高度讚揚了文藝作品《在橋樑工地上》(這部作品後來被打成大毒草)﹐說這篇作品「相當深刻地刻畫了人物在新舊鬥爭和個人生活中的複雜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動態﹐並且通過人物性格的折光﹐反映了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的重大問題。」。
　　1957年春季整風時﹐有少數人跳出來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毛澤東經過對形勢的分析﹐於1957年5月15日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毛澤東這篇文章向全黨發出了一個信號﹕現在形勢變了﹐資產階級右派已經在向全黨進攻了﹐我們要等待時機﹐反擊右派。這篇文章當時雖然沒有公開發表﹐但在5月中旬即已印發省市一級負責同志。柯慶施是看到了毛澤東這篇文章的。柯慶施把這一重大政治信號告訴了張春橋﹐但張春橋卻沒有告訴姚文元。姚文元還是一個基層幹部﹐張春橋不能告訴他。
　　然而﹐姚文元也並非等閒之輩。善於研究政治風向的姚文元雖然不知道中央精神的變化﹐但他卻從新華社一條只有幾句話的報道中﹐察覺到了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1957年5月25日﹐新華社發了一條很短的電訊稿﹐報道了毛澤東5月25日下午在北京接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的消息。電訊稿中引用了當時毛澤東說的這樣兩句話﹕「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都是錯誤的。」這兩句話中的後一句﹐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他的腦筋急速轉動起來﹕毛澤東為什麼要這樣說呢？他反覆思考著這個問題﹐反覆掂量毛澤東的這句話﹐終於明白﹐毛澤東說這句話﹐肯定是有所指的﹐那就是說﹐現在有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聯繫當前思想理論界的各種鳴放觀點﹐姚文元恍然大悟﹐毛澤東這是公開打出了一個信號﹐要反擊右派了。想到這裡﹐他驚出了一身冷汗。他想起前一段時間自己發表的文章中的話﹐足可以被稱為右派的。現在要挽救自己﹐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立即轉向﹐主動反右﹐先發出反對右派的第一槍。這樣﹐一則可以掩蓋自己過去的言論﹐二則可以繼續「跟」上已經轉向的「風」。姚文元翻身起床﹐打開檯燈﹐把《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這三份報紙上轉載的新華社電訊稿的文字反覆對比後﹐又看出了一點問題﹐他決定就抓住這點問題做一篇文章﹐搶先轉向﹐反擊右派。於是﹐他提筆寫了一篇題為《錄以備考》的文章。在文章中﹐姚文元寫道﹕「同是一條消息﹐經過不同的編輯同志的編排﹐其價值竟可以相差十萬八千里之遙﹐這個奇妙的秘訣﹐是我最近從報紙上得來的。」。
　　前幾天毛主席在接見共青團代表時發表了講話。講話雖短﹐含意卻極深遠。《解放日報》用特別巨大的鉛字和醒目的標題放在第一條新聞﹐《人民日報》排在當中﹐標題比《解放日報》要小些﹐也突出了「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都是錯誤的」。但《文匯報》呢﹐卻縮小到簡直使粗枝大葉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覺得這是無足輕重的新聞。其全部地位﹐大約只有《解放日報》標題用的鉛字兩個鉛字那麼大。
　　到底是什麼緣故使三個報紙編輯部對一條新聞的估價相差如此之遠呢？是因為《解放日報》認為這條消息特別重要呢？還是因為《文匯報》編者同志覺得這個談話是談談什麼社會主義､黨的領導… …之類早已「聽得爛熟」的老話﹐沒有什麼新鮮內容﹐所以無足輕重呢？還是因為編者以為《文匯報》的讀者是知識分子﹐同青年們沒有什麼關係？抑或是編者以為突出這條消息﹐會影響「爭鳴」？因為「爭鳴」中似乎是不適合多說什麼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我因為說了兩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對… …
　　我不想判別是非﹐也許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為不同的編報方法也是「爭鳴」之一種。毛主席就說過﹐報紙這樣辦﹐那樣辦就是兩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優劣﹐因為現在也還是各人顧各人的方法去辦。例如對李維漢的談話﹐《人民日報》是突出了「社會主義是長期共存的政治基礎」作為標題﹐並且用「… …總的說來﹐從各方面提出的批評和意見﹐有很多是正確的﹐應該認真地加以接受和處理;有相當一部分是錯誤的﹐還需要進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為副標題﹐而《文匯報》則以「中共誠懇歡迎監督和幫助」為標題﹐以「認為很多批評和意見有助於克服三大主義﹐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作用」為副標題﹐明眼人一見就可以看出彼此著眼點是不同的。但我認為﹐這種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種好現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著眼點不同的心理狀態﹐因為我並無「未卜先知」之才。所以關於是非､優劣､原因﹐都有待進一步加以考證。
　　有人要問﹕你自己就沒有見解了嗎？答曰﹕有的。但不想說。不想說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說。這並非如唐弢同志所說的「欲說還休」﹐而是另一種原因。然而這至少駁倒了一種理論﹕「新聞的編排是沒有政治性。」編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喜歡看《文匯報》的﹐因為它新鮮､有內容､報道面廣。這回卻很抱歉﹐涉及了《文匯報》。在文章中並無一個「主義」﹐也沒有一頂帽子﹐也沒有「判決」是非﹐大概不會被人目為「棍子」。如果能引起讀報人及編報人一點點思索﹐我的願望就達到了。末了﹐希望這篇涉及《文匯報》的短文能在《文匯報》的副刊上登出。
　　姚文元寫罷此稿﹐連夜抄清﹐第二天上班後﹐先是給《文匯報》副刊編輯部打了一個電話﹐說要去送稿﹐然後騎上自行車﹐趕到文匯報社﹐把稿子當面交給了《文匯報》副刊編輯部的負責人。《文匯報》副刊編輯部負責人見姚文元寫的是一篇對《文匯報》新聞報道排版及對消息重要地位認識方面的文章﹐便不大願意發表這篇文章。但考慮到姚文元小有名氣﹐又猶豫起來。正猶豫間﹐《人民日報》於6月8日發表了一篇題為《這是為什麼？》的文章。這篇文章中隱約提出了反擊右派的信息。經過分析﹐他決定發表姚文元這篇文章。於是﹐6月10日﹐《文匯報》在第三版副刊「筆會」右下角不顯眼的位置﹐發表了姚文元這篇文章。
　　然而﹐出乎《文匯報》負責人意料之外的是﹐儘管他們只是在一個不顯眼的地方發表了姚文元的《錄以備考》一文﹐還是被毛澤東發現了。毛澤東決定﹐就從姚文元的這篇文章說起﹐提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問題﹐公開批評《文匯報》﹐對文化界﹐特別是對在上海､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中的資產階級右派﹐進行打擊。於是﹐毛澤東當天即提筆寫了《〈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文。
　　毛澤東在文中寫道﹕「下面轉載的這篇文章見於六月十日《文匯報》﹐題為《錄以備考》。上海《文匯報》和北京《光明日報》在過去一個時間內﹐登了大量的好報道和好文章。」但是﹐這兩個報紙在一個時間內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並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道﹐這是有報可查的。這兩個報紙的一部分人對於報紙的觀點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們混淆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的原則區別。在這一點上﹐其他有些報紙的一些編輯和記者也有這種情形﹐一些大學的一些新聞系教師也有這種情形﹐不止文匯､光明兩報如此﹐不過這兩報特別顯得突出罷了。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看到了《文匯報》的一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一個明顯的和有害的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轉載於此。並且借這個由頭﹐向我們的同業《文匯報》和《光明日報》說出我們的觀點﹐以供考慮。
　　毛澤東寫完這篇文章後﹐又提筆為《人民日報》寫了一篇導語﹕「《人民日報》編輯部就姚文元的文章發表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的資產階級政治方向。《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意見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毛澤東寫完後﹐叫來即將赴人民日報社主持工作的吳冷西﹐把這篇文稿交給他﹐要他一到人民日報社就立即發表﹐還要用新華社電訊稿的形式發表。這樣﹐文稿一發表﹐全國報紙都會轉載。第二天﹐吳冷西到人民日報社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來人民日報社主管業務工作的副總編輯﹐要他立即發表毛澤東交辦的文稿。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發表了《〈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文。前幾天﹐《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這篇文章的發表﹐立即在全國引起震動。一場反擊右派的鬥爭﹐在全國展開了。
　　《錄以備考》這篇千字小稿﹐使姚文元一下子擺脫了前一段時間他自己發表一些言論所帶來的陰影。姚文元看到了6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文後﹐長出了一口氣。那一時期﹐他幾乎很少睡覺﹐每天上班時﹐在辦公室寫反右文章﹐下班回家後﹐草草吃過飯﹐就又伏案疾書﹐寫反右文章。一篇篇反擊右派的文章﹐從姚文元的筆下飛出。這些文章的發表﹐在全國奠定了姚文元「反右英雄」的地位。然而﹐姚文元還不滿足於此。
　　在1957年﹐大多數知識分子是熱愛共產黨和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中間﹐有些人寫的文章､發表的言論﹐儘管有不當之處﹐但也不是真正向黨進攻。把這些人打成右派﹐確實是擴大化了。可是﹐姚文元在反右問題上急於立功﹐急於把自己打扮成「左」得不能再「左」的「左派」的樣子﹐就顧不上道義和良心了﹐開始對文化界的一些人下毒手了。姚文元就如同當年魯迅筆下評價的《水滸傳》中的李逵﹐「掄起板斧﹐排頭砍去」。
　　姚文元寫文章攻擊魯莽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老右派」﹐攻擊王蒙､鄧友梅､劉紹棠的寫作原則是文藝領域裡的資產階級思想。他說徐懋庸是「偽裝的敵人」。他攻擊陸文夫在文藝領域裡搞了一個系統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 …在反右運動中﹐姚文元在半年時間發表了50多篇反右文章﹐產量之高﹐令人稱奇。
　　在他攻擊的人裡面﹐有他的師長一輩而他過去也對之十分尊重的人﹐有的是他父親的朋友。姚文元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表現﹐深受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青睞。柯慶施於1957年6月14日在上海市委機關接見了姚文元﹐對姚文元倍加稱讚。
　　自從反右開始﹐姚文元一路走「紅運」。他在1957年出版了第一本書《細流集》。1958年﹐他連續出版了3本書﹕《在革命的烈火中》､《論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革命的軍隊﹐無敵的戰士》。用「春風得意馬蹄疾」這句話來形容那時的姚文元﹐一點也不誇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