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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孝孺之死﹐一直是研究探討明朝歷史的愛好者與史學家繞不開的一個沉重話題。按照現在的觀點﹐大致可以分為三種﹐一是方孝儒報答「知遇之恩」說﹔二是方孝孺「為國忠節」說﹔三是方孝儒「愚忠典型」說。對上述觀點﹐筆者都不是特別同意﹐因為我私以為幾種觀點都不全面完整﹐都不準確適當。
　　在我看來﹐方孝儒之死﹐既具有巨大的正面意義﹐也存在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筆者之所以這般認為﹐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方孝儒不能簡單定義是為「知遇之恩」而死。有道是﹐士為知己者死。但方孝儒不是一般的士人﹐而是真正的人才﹐甚至可以說是棟樑之才﹐這從明太祖對他的欣賞､建文帝對他的器重﹐就能夠看出。優秀人才﹐是打江山坐江山的至關重要因素﹐故對方孝儒來說﹐以死報答的不是某個人﹐而是他的事業､前途､命運。僅僅以「知遇之恩」衡量方孝儒之死的價值﹐似乎有些低看了他﹐也褻瀆了生命的寶貴。
　　其二､方孝孺也絕非屬於簡單的「為國忠節」而死。表面看來﹐方孝儒是為忠於建文帝而死﹐其實不然。他決不是殉於一家一姓﹐乃是死於維護成憲﹐維護制度。我們不能不看到﹐建文帝即位後﹐著手削藩﹐方孝孺積極參與其事﹐削藩弱宗本是封建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題中之意﹐此事上關皇位大統﹐下系黎庶福祉。而燕王朱棣以藩王身份篡逆大統﹐破壞的是立嗣以嫡以長的成憲﹐以今天的話說﹐那就是破壞了憲法。為守法而故﹐與為國而亡﹐是不同的概念﹐是不同的境界。當時﹐與方孝儒一樣為維護成憲而死的﹐還有黃子澄､齊泰､黃觀等人。假如硬要說﹐他們有什麼不對的﹐我覺得只能講削藩政策有些條件不成熟就急躁冒進﹐才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其三､方孝儒之死更不該指責為「愚忠典型」。何謂「愚忠」﹖它是指愚昧地忠實忠於﹐不想原因﹐不計後果﹐不顧利弊﹐只知道按照命令或職責去做某事﹐完全沒有自己的主見與想法。方孝儒顯然不是這種情況﹐他知道自己為什麼堅持原則﹐為什麼保持氣節﹐為什麼臨危不懼﹐為什麼慷慨就義。雖然﹐方孝儒以死成就的名節的做法﹐筆者並不完全贊同。他始終抱住原則不放﹐不注意方法﹐不講究技巧﹐最終連帶了870多位無辜者一起斃命﹐很有些迂腐﹐假如說﹐他「殺身成仁」﹐一人做事一人當﹐名節不會丟﹐也不會連累無辜﹔假如說﹐他注意方法﹐不激怒朱棣﹐也可能只是自己安然赴死﹐保住了其他人的性命。從這個角度看﹐方孝儒的名節﹐是用873條血肉之軀墊抬起來的﹐摻和了太多的血污﹐融入了太多的悲劇。
　　其四､方孝儒之死一味貶低會導致「後患無窮」。一個人需要一種骨氣﹐一個民族更需要一種精神。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拳拳報國之心﹐錚錚鐵骨之氣﹐是我們歷來都需要的民族風骨。儘管方孝儒算不上最優秀的民族氣節代表﹐但起碼他有了為理想為事業為法治甘於奉獻一切的行為﹐就有點值得敬重敬佩﹐而不是一味貶低和詆毀。
　　否則﹐一個方孝儒死了﹐被吃人的封建制度吞沒了､咀嚼了﹐就總結出另一種人生哲學﹕皇帝輪流坐﹐有誰沒誰不緊要﹐腦袋一個保護好。陪你玩可以﹐陪你樂可以﹐出出主意貧貧嘴也可以﹐但要跟著你掉腦袋﹐對不起﹐老子不幹。說到這裡﹐我們要清醒看到﹐朱棣殺了一個方孝儒沒什麼(畢竟已是翻過去的歷史)﹐可是他的行為若的閹割了所有士人們以死報國的壯志﹐就是更大的悲劇根源。
　　事實也無情地證明了這點。自從明初方孝儒被誅十族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再無多少人敢以死報國了﹐更多的人卻成了識時務的「俊傑」﹐將「有奶便是娘」奉做圭臬了。他們大多奉行「識時務者為俊傑」﹐「好死不如賴活著」的人生態度。因此﹐很多人都變成了背面權貴「橫眉冷對千夫指」 ﹐迎面權貴「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那種陽奉陰違､俯首帖耳的奴才相。明朝後期以來國力日漸衰弱､民眾鬥志日漸消沉不就是很好的明證嗎！
　　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國憂民､可歌可泣的氣節精神所剩無幾﹐「士可殺不可辱」的中國傳統的英雄氣概更是捉襟見肘時﹐我們的文化精髓､傳統精華還剩下多少﹖這一切都需要引起我們高度注意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