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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自1927年至1945年可謂是盛極一時。但隨著1945年8月解放戰爭的開始﹐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短短3年多時間裡﹐號稱擁有800萬軍隊和500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卻一敗塗地﹐最終走向敗退台灣的窮途末路。
　　「武裝到牙齒」的國民黨800萬軍隊是什麼原因輸給「小米加步槍」的中國共產黨一直成為國內外政界和史學界聚訟不已的話題﹐民國政府副總統李宗仁歸咎於蔣介石統兵､治政的本領極端低能。司徒雷登回國後的總結是國軍失敗… …其軍隊腐化﹐指揮不力。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總統信中也堅稱﹕「… …我們派往現場的觀察員報告說﹐在至關重要的1948年﹐國民黨軍隊並未由於缺乏彈藥吃過一次敗仗… …國民黨軍隊不是被打敗的﹐是自行瓦解的」。《紐約時報》評論也支持艾奇遜的觀點說﹕「白皮書向人們透漏的信息是﹐中國並不是被某個陰謀集團出賣的﹐而是國民黨自己倒下去的」… …答案種種﹐論證不休。事實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背後﹐是蔣介石及其政府對國民黨立黨之基「三民主義」信仰進行逐步篡改﹐和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的公然背叛﹐以至於整個黨內信仰缺失﹐導致運作規則扭曲､價值觀念坍塌﹐使黨內乃至民眾對「三民主義」產生懷疑和動搖﹐國民黨最終被全體人民所拋棄不能說是一個根本的原因。
　　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隨後又將三大主義簡稱為「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作為國民黨治國理政的意識形態﹐其理論來源主要根據中國的儒家思想､美國的民主主義和俄國的革命專政思想演化而來﹐並賦予了一定的時代內容。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宣言對三民主義作出了新的解釋﹐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國共合作的開始。大會宣言確定﹐「孫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義是已。本此主義以立政綱﹐吾人以為救國之道﹐捨此末由。國民革命之逐步進行﹐皆當循此原則」。
　　20世紀的中國走向現代化﹐是一種強大的民心所向﹐也是「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的宿命﹐這種宿命既有來自外部的生存挑戰﹐也有孫中山等精英人物長期旅居海外﹐日本等國現代化「眼見為實」的示範效應。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各種政治勢力都將其「三民主義」作為政治鬥爭的一個工具﹐視為獲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籌碼和提升鞏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有力武器。1925年12月﹐蔣介石在《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同學錄序》中公開宣稱﹕「吾為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用而不相悖」。
　　可見﹐蔣介石當時確嚴格遵循「總理遺訓」﹐對三民主義膜拜有加。1927年﹐蔣介石取得了執政地位﹐公開宣傳是孫中山最忠實的信徒﹐並獨攬孫中山三民主義解釋權﹐蔣介石因此逐步獲得了統攝全黨思想合法性的地位。面對馮玉祥､閻錫山等軍事實力派﹐他當仁不讓地打著正統的三民主義旗幟去「征討」﹐大膽推行「以黨治國」的國家模式﹐並強調「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建立自己的權力帝國大廈。
　　1927年﹐蔣介石利用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1925年6､7月間先後發表了《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對三民主義進行新的解釋。他將孫中山描述為中國儒家倫理道德的集大成者﹐進而在全國範圍掀起思想文化上的尊孔復古。蔣介石據此牽強附會認為「仁愛」即民生哲學之基礎﹐認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學的方法從理論上整理起來﹐成為一種學術的文化﹐孔子組織了一個民生的哲學﹐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論。一部是《大學》﹐是他的方法論﹐總而言之﹐總理的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再加禮義廉恥。這種闡釋﹐在一定意義上摒棄了孫氏三民主義革命內容和精神實質﹐其原有的民族､民主革命與現代化的精神也逐漸消解與湮沒。
　　為向年輕一代輸入他的意識形態﹐1938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作為全國青年組織。6月16日蔣介石發表《為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告全國青年書》﹐向青年提出要求若干﹐其中要求之一就是為求三民主義之具體實現﹐總理手創三民主義﹐原為吾革命建國之最高原則﹐在今日抗戰期間﹐尤為舉國一致之信仰。蔣介石此時所宣揚的三民主義﹐早已是他改造後的三民主義。
　　1943年蔣介石故伎重演﹐以他的名義拋出頗具理論色彩的《中國之命運》。該書的基調是強調宣揚中華民族的所謂固有的德性､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精神､中國人的情感､中國人的品性﹐認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國原有的優越倫理和宗族社會組織被破壞。蔣介石甚至驚呼﹕「近百年來中國人﹐因為學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覺中做了外國文學的奴隸」… …等等。
　　總之﹐在蔣介石看來﹐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只有三民主義才是挽救中國的靈丹妙藥。國民黨元老張治中表示﹕「《中國之命運》一書在發表以前﹐不僅外國友人﹐即幹部中也多持不必發表之意見﹐乃今檢查此書發表以後之影響﹐當時認為期期不可者實非無見。可見國民黨上層對《中國之命運》中的某些提法並非一致贊同。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和蔣介石個人地位的鞏固﹐蔣介石對三民主義的解釋越來越有恃無恐。他在1939年5月7日在中央訓練團演講《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時公開宣稱﹕「這民族､民權､民生三者構成了整個的三民主義﹐我們要全部信奉﹐但三者之中各有對象﹐各有其特別的置重點。」
　　三民主義作為維護或批判現實﹐調控社會和人的活動的意識形態﹐理應是國民黨的行動綱領和政治奮鬥目標。但是﹐經蔣介石逐步改造後的三民主義在具體表述上既缺乏深奧的理論體系﹐也沒有化約為簡､滿足大眾心理的口號綱領﹐蔣氏解釋的三民主義始終不能繞開三民主義與民主主義乃至於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
　　蔣介石解釋下的三民主義成了無所不包的「萬能」理論良方﹐從傳統到現實﹐從國外到國內無一例外地都能在三民主義中找到合理的解釋。這種「靈丹妙藥」的理論體系無疑是建立在沙盤上的﹐是對孫氏三民主義一種歪曲與利用。蔣介石曾公開表示﹐他理解的三民主義包括六個部分﹕一､三民主義之原理—民生哲學﹔二､三民主義本身﹔三､革命的原動力﹔四､革命的方略﹔五､革命程序﹔六､最後的目的。事實上﹐蔣介石對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解釋﹐只是竭力發揮了孫中山思想中的「利己」因素﹐與國民黨「一大」所確立的三民主義原則相差甚遠。
　　民族主義方面。「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一具有廣泛的動員意義的口號﹐目的在於避免中國被瓜分､共管的厄運﹐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是民族主義的另一主要內容。在《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把「外邦逼之」和「異種殘之」並列為民族主義「殆不可須臾緩」的基本原因。「非革命無以救垂亡」。抗日戰爭爆發後﹐蔣介石為與共產黨合作﹐從孫中山民族主義出發﹐高調宣揚「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但除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民國政府宣佈「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德或中意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收回一些權利外﹐其它方面毫無作為﹐甚至還喪失了不少主權。
　　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為了爭取蘇聯出兵對日宣戰﹐美英在未徵得中國同意的情況下﹐便在外蒙古獨立､大連商港國際化､租借旅順及東北鐵路等問題上﹐對蘇聯作了有損中國主權的許諾。8月14日﹐中蘇基本按照雅爾塔協定的框架達成了《友好同盟條約》及有關協定。中方不得不同意﹕如戰後外蒙古公民投票希望獨立﹐中國政府當予承認﹔長春鐵路歸中蘇共同所有﹐蘇方人員擔任鐵路局局長﹔大連港為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設備之一半無償租於蘇方30年﹔中蘇共同使用旅順口為海軍基地。戰後﹐中美於1946年11月簽訂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則從另一方面說明中國所處的地位﹐有人把它稱為新不平等條約。美國此後在中國各個領域的大舉滲透﹐明白地向人們展現了這一條約的結果。因此﹐蔣介石不僅沒有秉承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而戰後在一定意義上仍使中國人民處於不平等地位中。
　　民權主義方面。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又一個主要矛盾﹐即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民權主義的基本內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指出封建的社會政治制度剝奪了人權﹐因而﹐決非平等的國民所堪受﹔必須經由「國民革命」的途徑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憲」的共和制度﹐結束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的嚴重狀態。
　　而蔣介石有時也會一字不差地大講孫中山「民權主義」﹐但在他「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則需剿共」的暴行下﹐公然黑白顛倒﹐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與孫科說﹕「救國必先救黨」相互唱和﹐胡漢民也提出「抗日與剿匪並重」等等﹐其反共內戰主張則完全一致。《申報》實在看不下去蔣介石的陽奉陰違﹐曾連續發表《剿匪與造匪》､《再論剿匪與造匪》､《三論剿匪與造匪》的評論文章﹐指出﹕「政府槍口不對外﹐而以之剿殺政治經濟兩重壓迫之下的人民﹐是何怪良民從『匪』日眾﹐『匪』勢日益大﹐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雖十次武力圍剿﹐亦必無功。」這些文章揭露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本質﹐使蔣介石非常惱怒﹐懷恨在心﹐決意暗殺著名報人史良才。甚至在「以黨治國」的名義下﹐國民黨大佬､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因與蔣介石政見不和也遭武力扣押。對民運的壓迫､言論的限制､法律的踐踏﹐對孫氏民權主義的標舉無疑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在民生主義方面。民生主義是孫中山的「社會革命」綱領﹐它希望中國由貧弱至富強﹐同時還包含著關懷勞動人民生活福利的內容﹐以及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潰瘍的批判和由此產生的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孫氏的民生主義有其時代局限性﹐本文暫不贅述。在三大主義中﹐孫氏最為看重民生﹐他對時局有一個直接判斷﹐「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在他看來﹐民生主義恰似一突破口﹐可先易後難。
　　但在蔣介石看來﹐民生主義不過為一般平民有所的民權主義而已。1924年1月31日國民黨中央決定成立農民部﹐孫中山親自審定公佈了《農民協會章程》。1924年8月23日孫中山在廣州省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典禮上講授了《耕者有其田》﹐他說﹕「我們要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要這種勞苦的結果」﹐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間為內戰時期﹐在這段時間時期南京國民黨政府所制定和頒布的地政法規及各省市地政單行章則不下240餘種。在這些數目可觀的土地法規中﹐但在許多地方卻閹割了孫中山平均地權政策的革命精神﹐背叛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維護封建主義的土地制度和生產關係。
　　蔣介石對三民主義的蓄意篡改和掩耳盜鈴式的背叛﹐加上過度宣傳與實際的嚴重背離﹐包括國民黨黨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三民主義產生懷疑和動搖。毛澤東1939年在一次演講中﹐不點名地公開批判蔣介石﹕「有些人自己對自己加封為『三民主義的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義者﹐可是他們做了些什麼呢？原來他們的民族主義﹐就是勾結帝國主義﹔他們的民權主義﹐就是壓迫老百姓﹔他們的民生主義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來喝得越多越好。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義者。」毛澤東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廣大民眾對蔣介石歪曲推行三民主義的不滿。
　　第三次國共戰爭開始後﹐蔣介石開始對黨國經常進行反思﹐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反思是他1948年在「戡亂」建國幹部訓練班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志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50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又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他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蔣介石的自怨自艾顯示了他對整個黨國民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扼歎﹐也暴露了他對國民黨前途的深深憂慮。
　　在國共戰爭國軍連連失利後﹐蔣介石對高級將領的批評尤為嚴厲。他說﹕「我們此次大失敗的恥辱﹐不僅是由於一般黨員喪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義﹐尤其因為我們多數將領氣節掃地﹐廉恥盡喪﹐敗德亂行。」在蔣介石看來﹐導致今天的恥辱﹐完全與背叛了三民主義有關。
　　國共決戰失敗後﹐蔣介石的反思更甚﹐他在1949年1月20日日記中寫到﹕「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得不為之失敗。」他所說的新舊制度﹐實際上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他改造後的三民主義。他甚至痛心疾首﹕「不幸許多同志﹐把總理所創的三民主義置之腦後。他們不根據三民主義去發揮本黨的革命理論﹐而離開三民主義﹐自己任意發揮個人主觀的見解﹐致使黨的理論分歧。」
　　晚年的蔣介石對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歪曲理解更是懺悔不已﹐他在日記中寫道﹕「為政20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著手太少﹐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蔣介石的檢討﹐恰恰印證了毛澤東所說「他們的民生主義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來喝得越多越好」。蔣介石假如按照孫中山對民生的設計進行實踐﹐會是另一種結局嗎？歷史當然不會有假設。
　　蔣介石在檢討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時﹐也表現了對三民主義篡改特別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背叛的自責。如在《如何紀念國父誕辰》的演講中說﹕「在今日紀念國父86誕辰的時候﹐不僅主義未行﹐歷史垂絕﹐就是整個的革命基礎﹐都將要在我們手裡毀滅了。不知道大家對此一殘酷的現實﹐曾經檢討過沒有？在我個人來說﹐至少我對總理､對主義､對國家以至對我們的民族､歷史﹐都是一個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無論怎樣繁忙﹐總要抽出一段時間來﹐作為反省懺悔的功夫」。
　　蔣介石的反思可謂情之切切﹐「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但民眾沒有給蔣介石機會。意識形態的混亂﹐信仰的危機﹐黨心､軍心､民心與國民黨離心離德﹐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強大力量的衝擊下﹐這個在中國大陸盤踞了整整30年並擁有最多黨員的第一大政黨﹐就這樣走上了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