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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激昂地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北京﹐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已經有61年歷史。正式決定首都設在北平是在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毛澤東指出﹕「我們希望四月或五月佔領南京﹐然後在北平召集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並定都北平。」你可知道﹐中共中央領導人當時為何選擇北平作為新中國的首都嗎？
　　將新中國的首都設在北京﹐這裡有著眾多的理由和依據。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回憶錄記載﹐1948年3月下旬﹐毛澤東率領黨中央機關東渡黃河﹐進入晉綏解放區時﹐就已經開始考慮建國和定都的問題了。在毛澤東組織平津戰役中﹐解放軍對北平「圍而不打」﹐最終使千年古都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其中便有定都北平的考慮。
　　不過﹐中共中央最早選定的新中國首都既不是虎踞龍盤的金陵南京﹐也不是古都北京﹐更不是西北黃土高原的西都長安﹐而是具有「東方的莫斯科」之稱的哈爾濱。1945年8月﹐蘇聯紅軍和東北抗日聯軍一舉解放了哈爾濱﹐結束了日本帝國主義長達14年的侵佔﹐哈爾濱成為全國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行政委員會所在地﹐是中國東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毛澤東非常喜歡欣賞中國地圖﹐在他心目中﹐中國如同一隻雄雞﹐而黑龍江猶如一隻展翅翱翔的天鵝﹐哈爾濱市就是這「天鵝項下的珍珠」。考慮到哈爾濱是當時全國最安全的大城市﹐與蘇聯最近﹐便於取得蘇聯的支援和幫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為「特別市」﹐準備在這裡宣佈建立新中國。
　　而就在這時﹐東北戰局發生了劇變﹐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瘋狂地向東北增兵﹐搶佔了交通要道。面對此種情況﹐毛澤東果斷決定﹐黨中央不再遷往東北。隨著解放戰爭進程的加快﹐南京､西安､洛陽､開封､北平等城市紛紛在毛澤東眼前浮現。最後他的目光鎖定了北平。
　　此時﹐參與指揮平津戰役的聶榮臻也在反覆思考著能否爭取和平解放北平這一問題。他之所以這樣想﹐一是為了讓這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免遭戰火毀壞﹐二是他在西柏坡與毛澤東的接觸中意識到了將來有可能會定都北平﹐應最大限度減小其損失。特別是當時駐守北平的國民黨將領傅作義有談判的意向﹐通過他大女兒傅冬菊提供的情報﹐可以及時掌握他的最新動態﹐進行正確決策。這就更加堅定了聶榮臻和平解放北平的信心。
　　於是﹐聶榮臻向羅榮桓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應該盡最大的可能爭取和平解放北平。如果黨中央決定定都北平﹐再把它打個稀巴爛﹐到時候連個住處都沒有。」羅榮桓充滿自信地說﹕「我們要用槍桿子做後盾﹐逼著傅作義放下武器﹐走和平談判的道路。」
　　事關重大﹐聶榮臻向中央軍委做了匯報﹐再次明確建議﹕攻下天津﹐迫使傅作義就範﹐爭取北平不戰而解決。毛澤東同意了聶榮臻的看法﹐指出﹕「今後﹐我軍作戰主要是奪取大城市。能和平解決的盡量和平解決。北平最好不打！中國人民為解放事業流的血實在是太多了！」可見﹐聶榮臻的戰略眼光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同。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戰役打響了﹐海河兩岸瞬間就籠罩在了濃烈的炮火硝煙之中。經過29小時的激戰﹐我軍一舉攻佔天津。坐鎮北平的傅作義受到了極大的震撼﹐被迫同意和平解決。我軍攻下天津的第二天﹐傅作義便派代表與聶榮臻等人再次會談。雙方達成了北平和平解決的初步協議﹐終於使北平完整無損地回到了人民手裡﹐創造了解放戰爭中著名的「北平方式」。北平的和平解決為新中國定都北京提供了有利條件。
　　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他總是善於統籌兼顧。平津戰役的隆隆炮聲剛剛響起﹐毛澤東便著手部署接管北平的工作。1948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任命彭真為北平市委書記﹐葉劍英為北平軍管會主任兼北平市市長﹐統一領導北平的接管工作。在西柏坡﹐毛澤東一見到來接受新任務的彭真和葉劍英﹐就滿懷期望地？﹕「這次接管北平﹐影響到中外。你們務必要像接管瀋陽､濟南那樣﹐取得更好的成績﹐不要落在瀋陽和濟南之後。另外﹐還要特別防止出現過去某些『左』的做法。」
　　儘管前線戰事緊張﹐但毛澤東還是就北平接管等問題專門作出指示﹐雖然當時還沒有明確要將北平作為首都﹐但葉劍英､彭真已經清晰地意識到﹐這決不是一次簡單的接管任務﹐它包含著領袖更多更深的考慮。他們當即向毛澤東表示﹕決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努力完成好這次接管任務。
　　任務艱巨﹐時間緊迫。離開西柏坡﹐葉劍英和彭真就全力地投入到了繁忙的接管準備工作之中﹐從各地抽調的1000多名幹部迅速到保定集中。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會議在保定召開﹐研究有關接管工作。葉劍英在講話中闡述了接管北平的重大意義和具體要求。隨後﹐葉劍英和彭真率領接管人員先後抵達北平西南的良鄉﹐利用解放軍和傅作義談判的這段時間﹐抓緊教育訓練接管幹部。葉劍英在良鄉的一個廟裡專門為接管幹部作了幾次形勢報告。他明確告訴大家﹕「北平是中外聞名的歷史文化古都﹐將來有可能成為新中國的首都。其接管工作進行得如何﹐直接關係到我們共產黨和解放軍的聲望﹐關係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我們務必要把眼前工作搞好。」葉劍英能講出這樣有關定都北平的預見性的話﹐在當時也是非常有遠見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從2月初開始﹐北平的接管工作就在葉劍英和彭真領導下全面展開了﹐接管工作到4月初基本完成。接著﹐葉劍英又積極加強了北平的治理﹐包括維護社會穩定﹐恢復發展生產﹐關心市民生活﹐改善文化教育等等﹐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新中國建都北平和未來首都建設與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北平的接管工作也受到了中外輿論的讚揚﹐就連國民黨統治區的《新聞天地》也刊文報道﹕「葉劍英領導的中共幹部打穩了中共未來首都的基礎。接管是審慎､周到､仔細､嚴密的。幾乎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8月份﹐葉劍英調往華南﹐聶榮臻繼任北平市市長。
　　1949年1月﹐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王稼祥赴西柏坡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並去看望了毛澤東。交談中毛澤東說﹕「我們很快要取得全國的勝利了﹐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們的政府定都在何處？」毛澤東接著又說﹕「歷史上﹐歷朝歷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開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們的首都定在哪裡合適？中央雖有個考慮﹐但還沒有最後的答案。」
　　「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變得嚴肅起來。實際上﹐他也曾考慮過這個問題。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侃侃而談﹕「依我看﹐現在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雖然自稱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只要翻開歷史就會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國民黨政府都是短命的。這樣講﹐帶有歷史宿命論的色彩﹐我們當然不相信這一套。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南京離東南沿海太近﹐從當前的國際形勢來看﹐這是一個很大缺陷﹐我們定都最好不選在南京。」
　　王稼祥接著說﹕「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現在中國的疆域不是秦漢隋唐時代了﹐那時長城就是邊境線﹐現在長城橫臥於中國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點。這樣一來﹐選西安為都也不合適。」
　　毛澤東表示贊同。王稼祥再論﹕「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因中原經濟落後﹐而且這種局面不是短期內所能改觀的﹐加之交通以及黃河的水患等問題﹐也失去了作為京都的地位。」
　　毛澤東一笑相應地問道﹕「那麼﹐哪裡可以定都呢？」王稼祥沉穩地:「我認為中國首都最理想的地點應選在北平。北平位於沿海地區﹐屬於經濟發達圈內﹐而且扼守連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命脈之所在。同時﹐它又鄰近蘇聯和蒙古﹐無戰爭之憂﹐雖然離海較近﹐但渤海是中國內海﹐有遼寧､山東兩個半島拱衛﹐從戰略上看也比較安全﹐一旦國際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師震動。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的帝都﹐從人民群眾的心理上也樂於接受。考慮到這些有利條件﹐我認為首都應定在北平。」
　　毛澤東聽了如此痛快淋漓的意見後甚感欣慰﹐連聲稱﹕「有道理﹐有道理。」毛澤東一邊笑著﹐一邊說﹕「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來﹐我們的首都就定在北平。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顯然﹐王稼祥的遠見卓識使毛澤東最終下定了定都北平的決心。
　　3月中旬﹐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西柏坡遷往北平。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開了新中國的第一次盛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會議討論審議了關於擬定國都的意見後﹐開始表決﹐全體代表一致舉手通過﹐確定新中國的首都設在北平﹐並自當天起正式將北平改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