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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華期間﹐採取「以華治華」的策略﹐在東北､華北和華東等地扶植了一批漢奸傀儡政權﹐並千方百計把它們捆綁在日本侵略戰爭的戰車上﹐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驅使和利用它們﹐以達到其在中國實行殖民統治､擴大侵略戰爭的目的。於是在它的操縱之下﹐各個漢奸傀儡政權之間開展了頻繁的「外交」活動。其中﹐偽滿洲國和汪精衛的南京偽國民政府之間的「外交」活動尤為明顯。這場「外交」活動是近代史上的一出醜劇。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策動和操縱之下﹐1940年3月30日﹐南京偽政權正式成立。它一成立﹐偽滿洲國即表明全面協調友好的態度。1940年7月日本第二屆近衛文磨內閣成立後﹐為了擴大侵略戰爭﹐稱霸世界﹐通過了《基本國策大綱》﹐圖謀建立所謂「日滿華堅強團結為基礎的大東亞新秩序」。
　　為此﹐它竭力操縱漢奸傀儡政權﹐開展「外交」活動﹐以達到其緊密勾結､狼狽為奸､沆瀣一氣的目的。於是﹐兩個漢奸傀儡集團奉日本主子之命﹐開始打得火熱。此後﹐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精心策劃和導演之下﹐進一步調整所謂「滿華外交」關係。
　　偽滿洲國派參議府議長臧式毅作為全權委員去南京﹐於1940年11月30日同日本阿部信行全權大使及偽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一起簽署了聯合宣言。它規定「日本國､滿洲國與中華民國謀求三國間以互惠為基調之全面合作﹐以取得善鄰友好､共同防共與經濟合作之成果﹐為此應採取必要之一切手段」；三國「將根據宣言之精神﹐迅即締結條約」。　　「日滿華」三方簽署的這個所謂的「日滿華聯合宣言」﹐為「建交」方式達成一致意見。至此﹐汪精衛的偽國民政府和偽滿洲國雙方建立所謂「外交」關係﹐構成了所謂「日滿華親善提攜」的格局。為此﹐它們進行了一系列的人員互訪､互派「大使」､互設「外交機構」等「建交」活動。
　　1940年12月10日﹐汪偽特使､外交部長徐良到「新京」﹐向溥儀遞交「國書」﹐開始所謂「國交」。1941年1月6日﹐偽滿洲國任命呂榮寰為駐汪偽特命全權大使﹐13日赴南京遞交「國書」；汪偽也任命廉隅為駐偽滿第一任大使﹐並於8月25日遞交「國書」。10月22日﹐偽滿將北平通商代表部改為大使館分館﹐把上海通商代表部､天津辦事處改為總領事館﹐濟南辦事處改為領事館。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汪精衛的偽南京國民政府和偽滿洲國之間的「外交」活動更加頻繁﹐勾結更加緊密﹐汪精衛､周佛海､張景惠等大漢奸們紛紛粉墨登場﹐大張旗鼓地上演「外交」醜劇﹐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大東亞戰爭」虛張聲勢､搖旗吶喊。1942年3月1日﹐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大漢奸汪精衛為偽滿洲國出籠十週年發表演說﹐他宣稱﹕「友邦日本對英美宣戰後﹐中國政府聲明與日本同甘共苦﹐滿洲帝國政府也聲明與日本同心協力﹐這是東亞軸心向全世界發揚的共同精神。」他還祝賀「滿洲帝國皇帝陛下福體康寧﹐滿洲帝國國運昌隆﹐反共軸心作戰完成最後勝利。」
　　1942年5月7日﹐汪精衛到偽滿洲國進行訪問。當天下午﹐他一行人抵達偽滿洲國首都新京。8日上午﹐汪精衛等人前往偽皇宮與溥儀會見。汪精衛「就建國以來﹐國運之昌隆和滿華國交之日益發展前途祝辭。皇帝陛下致歡迎辭。」汪精衛的偽滿洲國之行﹐就其個人來說﹐他是十分不願意去的﹐但是﹐他又是不得不去﹐因為這是日本主子之命。而溥儀對汪精衛來偽滿洲國﹐也是「當時雖然很傷腦筋﹐但為了給主子面子﹐躊躇再三﹐還是在勤民殿召見了他﹐並賜宴招待。」顯然﹐這是日本主子不得不導演而其奴才們又不得不高唱「大東亞共榮圈」､「東亞民族之團結」的所謂「親善訪問」的一出醜劇。
　　看來﹐宿怨歸宿怨﹐人以群分､物以類聚還是不變的。如今他不僅也成為同類﹐沒有獨立人格的傀儡﹐而且還與其沆瀣一氣﹐狼狽為奸。歷史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無情地嘲弄和諷刺了他們這般丑類。由此可見﹐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和偽滿洲國之所以共同上演一出出的「外交」醜劇﹐既是為了適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的需要﹐同時也是它們苟延殘喘的需要。特別是兩個漢奸傀儡政權在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下出籠後﹐一直不被國際社會所承認﹐處於可悲的孤立的陰影之下。所以﹐它們才不得不通過上演這樣的「外交」醜劇來製造輿論﹐自欺欺人﹐掩飾其頹喪的情緒﹐擺脫其內外交困的窘境。
　　1942年6月8日﹐張景惠等去南京回訪﹐偽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周佛海代表汪精衛到機場迎接。張景惠在機場大放厥詞﹕「日前貴國汪主席閣下﹐正式訪問我國。皇帝陛下為此答禮﹐特派本使﹐今抵貴國首府南京。回顧兩國滿華之交﹐前年十一月﹐由於滿華日三國共同宣言而確立﹐貴我兩國﹐而來基於本來之關係﹐日增友好﹐而汪主席閣下﹐訪問我國﹐更增親善﹐誠不勝同慶之至。」1946月9日﹐汪精衛在偽國府禮堂迎接張景惠等人。張景惠在大庭廣眾之下則繼續高唱「為新東亞而邁進」﹐而在背地裡卻對汪精衛說﹕「現在咱們處境困難﹐日本的處境更難」。在南京﹐張景惠專程拜見了日本「大使」重光﹐又大談什麼「三國步伐一致」﹐「建設東亞新秩序對於日本帝國所執處理中國事變方策﹐實衷心感慶。自此次大東亞戰爭以來﹐日本帝國得赫赫之戰功﹐滿華兩個當對日本帝國遂行之戰﹐傾力協助﹐亦為日滿華三國同相結之好。
　　1943年4月8日﹐周佛海也竄到東北﹐訪問偽滿洲國。周佛海在汪偽傀儡政權裡歷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上海市長兼保安司令等要職。他的這次出行伊始就不順利﹐可謂險象環生。飛機「過山東半島﹐山嶽甚多﹐顛(簸)不堪﹐余乘飛機向未吐過﹐今則吐矣。有次機急降﹐人離座位與機頂相碰﹐後機師謂此機簡直堅急(實)﹐如系別機﹐在(則)直墜地下矣。險哉！」接著﹐又遇到偽「新京」(長春)降大雪﹐飛機不得不迫降在大連。
　　在東北﹐周佛海一口氣呆了十餘天﹐不僅於長春會見了溥儀､張景惠以及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而且還赴大連､撫順､鞍山﹐吉林､哈爾濱﹐所到之處﹐接二連三地會晤日本關東軍高級軍官､特務機關頭目和偽滿軍政要員。期間﹐他竟胡說八道﹐在觀看偽滿洲國的所謂「建國忠靈廟」之後說﹕「亦如外到我首都之謁總理陵墓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周佛海對於他的東北之行﹐早在行前的3月9日就說﹕「余實不願前往﹐但影佐盼余一行﹐赴哈爾濱與渠會談﹐商今後大計﹐此行恐不能免。」所以﹐他說﹕「來哈﹐本為晤影佐」。
　　影佐即影佐禎昭﹐他是日本軍部為侵華培養出來的新一代「中國通」﹐以領導上海日本特務謀略機關「梅機關」並炮製汪精衛偽傀儡政權､任日本陸軍駐汪偽政府首席武官及最高軍事顧問而臭名昭著。周佛海於1943年4月12日､13日兩天三次與此時已是日軍第七炮兵司令官的影佐禎昭密談﹐並說﹕「來哈之目的已達」。
　　可以看出﹐他的這次「外交」活動﹐是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戰局不利和日偽政權江河日下､舉步維艱的困境下進行的。其目的無非就是他東北之行之前所說「商今後大計」及此後向汪精衛報告的那樣﹐瞭解「華北情形和日蘇關係在東北之現狀」。在東北各地﹐儘管他觀風景､泡溫泉､吃西餐､喝美酒﹐忙得不亦樂乎﹐但熱熱鬧鬧的場面終究掩蓋不了作漢奸的內心的空虛和對前途的無望與哀傷﹐所以﹐離開長春時﹐「與張(景惠)握別﹐依依不捨﹐均有難言之隱」；離開哈爾濱時﹐「於(靜遠)省長､張(文鑄)司令來送﹐握別時彼此有言語不能形容之情緒」。
　　周佛海東北之行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在太平洋戰場上屢戰屢敗﹐已走到了窮途末路；它卵翼下的各個漢奸傀儡政權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並大有樹倒猢猻散之勢﹐再也打不起精神搞什麼「外交」活動､玩弄自欺欺人的把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