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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禎皇帝用過的閣臣中﹐得到他最大信任的應該是楊嗣昌。崇禎皇帝還曾經感嘆﹕「恨用卿晚。」。很晚才任用楊嗣昌﹐所以崇禎十年楊嗣昌入閣時﹐流寇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楊嗣昌規劃了一個有名的策略來對付流寇﹐稱為「十面之網」﹐也就是以軍隊武力將流寇密密包圍､限制在一個區域內。要布「十面之網」﹐就要動用軍隊﹐也就是「主戰」﹐然而誰來帶領軍隊呢﹖楊嗣昌負責制定攻剿流寇之策﹐但實際執行命令的人卻由不得他來選。
　　楊嗣昌的重要副手是原福建巡撫熊文燦﹐他之所以崛起﹐是在福建沿海整治海盜有功。他運用的方法是拉攏鄭芝龍﹐消滅了另一支海盜劉香的勢力。劉香被鄭芝龍捕殺﹐熊文燦就上書報功。不過收到報告後﹐崇禎皇帝的反應卻是懷疑劉香未死﹐所以派了一名密使扮成廣西採辦﹐假意去找熊文燦﹐實則負責調查劉香是否真的已死。
　　廣西採辦受到熊文燦接待﹐相處融洽﹐一次在酒後﹐熊文燦拍桌說大話﹐指稱「諸臣誤國」﹐朝中這些人無能又犯錯﹐才會讓流寇變得如此不可收拾﹐順口就表示如果交給他來處理﹐流寇鼠輩絕對不可能這般猖獗。他這番慷慨陳詞大概太感人了﹐廣西採辦便對他公開自己的密使身份﹐表示會向皇帝推薦﹐讓熊文燦去打流寇。
　　如此一來﹐熊文燦嚇得酒都醒了﹐趕緊一連串說出對付流寇的「五難四不可」﹐但太遲了﹐這名特使對他的那番激昂表態已經留下了深刻印象。臨別前﹐特使問熊文燦﹐如果真有皇命﹐你接還是不接﹖熊文燦怎敢說不接呢﹖當然只能表示不會推辭。視此為保證﹐特使到皇帝面前便推薦熊文燦。到崇禎十年四月﹐熊文燦得以拔擢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成為執行楊嗣昌計畫的主要副手﹐負責布網圍堵､剿滅流寇。
　　這段過程若從另一個角度看﹐也顯現出崇禎皇帝的統治問題。一直換閣臣﹐因為他無法信任任何人﹐有著高度的疑心病。在這點上﹐他和其他皇帝很不一樣﹐是人格上的特質造成的。明朝皇帝握有絕對皇權﹐又有龐大的宦官系統用來監督､查察外朝官員﹐保障皇帝不會受到什麼威脅。所以萬曆皇帝可以罷工﹐一切交給官僚體系自動運作﹐熹宗也可以那麼信任魏忠賢。然而崇禎皇帝卻一反常人的態度﹐一般人是聽到人家說的話﹐除非有特殊理由﹐會先接受其為真﹔崇禎皇帝卻是不管聽了什麼﹐尤其是朝臣的上奏﹐除非有特殊理由﹐都先認定其為謊言､假話。
　　所以他不相信熊文燦的報告﹐不相信劉香死了﹐一定要多一層調查來確認。但他的個性中又有另外一面﹐對於人家說已經發生的事﹐他充滿懷疑﹐但對於尚未發生的事﹐他又經常抱持無理由的樂觀。面對未來的計畫﹐他不會花心思､用力氣去認真講究細節﹐因而得到密使的推薦﹐立即興奮地覺得自己找到了可以圍剿流寇的人才。
　　把熊文燦放上這麼重要的位置﹐並沒有經過仔細地考校與檢驗﹐就像他連任命閣臣都可以這般隨意﹐才會十七年內換了五十位。這絕對是一種最糟的擇人､用人方式﹐開始時如此輕信､如此隨便﹐等用了之後又處處懷疑。輕信和多疑﹐矛盾地結合在崇禎皇帝身上。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矛盾的個性﹖這種矛盾性質在一項心理機制上統合了﹐那就是拒絕承擔責任､本能地逃避責任。從表面上看﹐這樣的人一面輕信地隨便任用﹐用了又多疑以致頻頻撤換﹐他不累嗎﹖難道不會學到教訓﹐將多疑的態度搬到用人之前﹐與其用了卻不斷擔心懷疑﹐不如先花點時間､費點工夫﹐徹底認清楚這個人﹐思慮明白他到底是不是對的人選﹖
　　我們會有的疑惑﹐如果從深層心理上對於責任的抗拒來看﹐就能得到解釋了。這樣的人高度自我中心﹐到達了絕對不能承認自己可能有錯的地步。正常狀況下﹐人經常會感覺到自己做錯了決定﹐感到懊惱而展開反省﹐過程中我們的自我意識也就受到了打擊。因而逐漸被迫明瞭﹐現實世界不是我能夠完全操控的﹐不是我如此計畫､如此想像﹐別人就會依照我的計畫行事﹐事情就會依照我的想像發生。如此我們的自我受到了約束限縮﹐自我中心被其他因素侵入﹐不可能再如此獨斷。
　　那麼是什麼樣的人﹐具備怎樣的心理機制﹐才能抗拒其他因素侵入﹐一直保持高度的自我中心﹐目無外界現實﹖那就要不斷地「遷怒」﹐深深相信所有的錯都是別人的﹐我之所以失敗､之所以無法得到計畫中的結果﹐不是我的計畫有問題﹐不是我太一廂情願想像﹐都是別人害的。
　　自我中心永遠和「遷怒」的反應連結在一起﹐愈會「遷怒」的人便愈是自我中心﹔倒過來﹐要一直保有高度自我中心的態度﹐這樣的人非不斷「遷怒」不可。孔子對於人的道德修養有很多了不起的洞見﹐其中一項就表現在以「不遷怒﹐不貳過」來稱讚顏淵。
　　短短少少的六個字﹐卻表達了多麼細緻的觀察。不遷怒﹐指的是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有這樣一份最誠實真摯的反省之意﹐那不是表現於外､對別人認錯﹐不是迫於形勢或為了挽回面子給自己下臺階而認錯﹔而是對內的﹐自己真切感受其中違背了原則﹐必須如此認錯﹐才能「不貳過」﹐不再犯下同樣違背原則､違背良心的錯誤。
　　在日常心理機制中﹐人們會傾向於維護自我﹐將許多力量從衝擊自我的方向轉移開。久而久之﹐這樣的轉移就成為習慣﹐「遷怒」便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轉移。崇禎皇帝的人格中﹐帶著深層的遷怒轉移習慣﹐認定別人是錯誤的來源﹐而以憤怒形式發洩出來。一個經常處於憤怒狀況中的人﹐往往便是以憤怒為儀式﹐藉著對別人生氣﹐撇清自己的責任關係。都是你們胡亂來﹐都是你們不聽我的﹐都是你們沒有注意﹐都是你們不夠認真⋯⋯﹐都是你們讓我如此生氣﹐所以造成這樣的錯誤結果都和我無關。愈是怕責任沾上來﹐就愈要表現得憤怒。
　　高度自我中心反映在人格上﹐形成了權威人格﹐而不幸地﹐作為明朝的皇帝﹐他身上真的擁有絕對的權威。雪上加霜的是﹐崇禎皇帝具備一定的聰明﹐他將聰明都用在挑人家毛病的查察上﹐別人說了什麼話､給了什麼意見﹐他有足夠的聰明可以聽出､找出其中不足之處﹔別人做了什麼事﹐他也有足夠的聰明立即想到做得不夠周延的部分。
　　到處都看見別人的錯誤﹐不斷被別人的錯誤惹怒﹐不斷地運用他的絕對權威施以懲罰。如此他必然聽不進別人的建議﹐而他做的任何決定﹐從他的角度看去﹐必然得不到徹底､完整的執行。他看不到自己任何的責任﹐也絕對不願意承擔任何的責任﹐逃避責任成為他心理機制中的第一選擇﹐一定要將責任推出去﹐推到別人身上﹐他才活得下去。
　　崇禎十年﹐他聽從建議任用了熊文燦﹐到崇禎十三年十月﹐熊文燦被殺了。從史料記載上看﹐無論是人格､思想或行事風格上﹐袁崇煥和熊文燦都相去甚遠﹐不過他們生命的終結方式卻是一樣的﹐都是因為擔任總督軍務時所犯的錯誤而被皇帝下令誅殺的。崇禎皇帝在位期間﹐另外還有鄭崇儉､劉策､楊一鵬､范志完和趙光抃﹐總共七個人﹐都因為總督任內的錯誤而被殺。總督的位階多高､權力多大﹐能當到這個位階的人沒有多少﹐他們竟然都那麼糟糕､那麼無能﹖真的那麼糟糕､那麼無能﹐這幾個人又是如何當上總督的﹖
　　看一下其中的鄭崇儉。他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負責圍堵張獻忠勢力的﹐成就很高﹐號稱「未失一城､喪一旅」﹐卻因為在追擊張獻忠部隊幾次大捷後﹐留守的軍隊先行返還使得亂事又起﹐就被告了一狀﹐說他太早撤兵。皇帝立刻將他召回﹐後來下獄﹐罪名是「縱兵擅還﹐失誤軍律」﹐很快判定「立決」﹐意思是甚至不等到傳統上認定可以問斬的秋天﹐如此迫不及待將他處死。他是在農曆五月初夏行刑的﹐離入秋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除了七位總督之外﹐崇禎皇帝還殺了十一位巡撫。而負責審訊､刑殺這些人的刑部呢﹖在《明史·喬允升傳》中算得清清楚楚﹕「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平均一年換一位刑部主事者。第一任薛貞是熹宗朝留下來的﹐屬魏忠賢的黨羽﹐所以被撤換誅殺﹐這還有道理。第二任是蘇茂相﹐他從戶部尚書轉任刑部﹐才任職半年就被罷免。第三任王在晉還沒正式上任﹐皇帝就改變主意將他調到兵部。第四任是喬允升﹐和當閣臣的劉鴻訓一樣﹐在任內被遣戍流放。
　　下一位是韓繼思﹐因皇帝對刑部議獄的結果有意見﹐他就被革職了。接任的是胡應台﹐他在史書中得到的記載是「獨得善去」﹐竟然能夠好好做完刑部尚書沒有出事﹐多麼難得！
　　下一任馮英﹐和喬允升一樣﹐任內犯錯遣戍﹔下一任鄭三俊﹐和韓繼思一樣「坐議獄」﹐但不只革職﹐還因而坐牢。再來的劉之鳳也「坐議獄」﹐可是遭遇一個比一個慘﹐不只革職､坐牢﹐還被判處絞刑﹐在行刑之前就病死在自己曾掌管過的牢獄裡。
　　下一任甄淑﹐因為收賄被關進天牢﹐也病死在獄中。下一任李覺斯又「坐議獄」﹐不只革職﹐連科舉功名與官員資格都沒了﹐但至少保住一命﹐也沒有坐牢﹐還算是待遇較佳的。再下一任是劉澤深﹐任期很短就病死在任上。再下一任是鄭三俊復職﹐任期沒多久又改派到吏部。再下一任范景文剛任命還沒上任﹐又改派去工部。再下一任徐石麒「坐議獄」被免職。
　　接著還有胡應台﹐皇帝兩次要他當刑部尚書﹐他「再召不赴」﹐絕對不肯當。所以換成張忻來當﹐到他在任時﹐李自成攻陷了北京城﹐他成為明朝在北京的最後一任刑部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