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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備入蜀之後，在蜀漢的勢力範圍之內，存在有三個相抗衡的勢力：長期追尋劉備的荊州地主集團，劉璋餘下的東州地主集團，還有當地的益州土著集團。
　　“豫州入蜀，荊楚人貴。”(《華陽國志》)充分說明瞭劉備入蜀之後，長期追尋其的荊州地主集團得到了極大的實惠，關羽、張飛、諸葛亮等人佔據了重要職位；而東州地主集團在劉備的拉攏之下，也得到了不少實惠，比如許靖位列司徒之職；益州當地的土著集團就沒有那麼好的運氣了。 《三國志•蜀書》，除劉氏家族外，立傳者有59人，其中外來勢力集團的有40人，土著集團的只有19 人。
　　劉備、諸葛亮、法正等人也沒有忘記積極主動地通過各種方式拉攏東州地主集團。例如，東州地主集團的實力派人物吳懿之妹，原是劉璋兄劉瑁的妻子，劉瑁病死後，懿妹寡居。荊州集團的人士極力慫恿劉備娶她為妻。
　　對劉璋舊部董和、黃權、李嚴、劉巴等人，劉備也“處處顯任，盡其器能”。劉備、諸葛亮等人清醒地認識到：儘管他們和東州地主集團昨天還是勢不兩立的仇敵，但兩者都是外來勢力集團，同樣都受著具有嚴重排外性和獨立性的益州土著集團的威脅。因此，他們之間有必要消除成見和隔閡，聯合併肩，對付益州土著集團。不然，益州土著集團的勢力成長壯大，就沒有他們兩個集團的立足之地了。
　　所以，共同的經歷，共同的命運，共同的利益，還有內部和外部的共同敵人，使得東州地主集團拋棄前嫌，完全倒向了荊州地主集團一邊。
　　對於益州土著集團，劉備、諸葛亮等人則採取壓制、排斥、打擊和限制使用的政策。鑑於劉璋政權“以寬治蜀”的失敗教訓，劉備、諸葛亮等人反其道而行之，實行“以嚴治蜀”。由於嚴刑峻法，刻薄百姓，引起怨恨。
　　本來東州地主集團的侵暴已使他們難以忍受，現在又來了一個新的更強大、更有手腕的荊州地主集團，等於又增添了一股份贓勢力，“狹小的空間更加擁擠”，因而益州土著集團同兩個外來勢力集團的矛盾鬥爭更加複雜，更加曲折，更加尖銳。
　　這種矛盾鬥爭深刻地影響和製約著蜀漢政權的人事路線、軍事路線、和外交路線。抓住這個矛盾鬥爭的環節，才找到了研究蜀國的關鍵鑰匙。正是因為蜀漢政權在處理這種矛盾時的失策，才使它陷於首先敗亡的滅頂之災！這個致命弱點， 不管諸葛亮及其接班人具有怎樣的政治才能和軍事才能，也不管他們本人怎樣的人格高尚、怎樣地正身律己，也無力挽救這一必然趨勢。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堅定地依靠荊州地主集團，團結和信任東州地主集團，排斥和控制地使用益州地主集團，並且不讓後者進入政權的中樞機關——這就是劉備、諸葛亮等人所製定的和他們的接班人蔣琬、費禕、姜維等人所遵循的組織路線。
　　諸葛亮及其接班人壓制和不信任益州土著集團，益州土著集團也對蜀漢政權保持沉默、抵抗、不合作，有時也採取激進行動，主客之間的敵對和仇視情緒日漸加深。蜀景耀五年(262)即臨近蜀亡的頭一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益州名士譙周在宮柱上寫道：“眾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 (《三國志•蜀書•杜瓊傳》)
　　連年戰爭消耗了荊州和東州聯合地主集團的大量有才之士，但他們始終又不願意大量地啟用和提拔益州土著集團的人士，所以蜀漢政權出現了所謂的“人才匱乏”現像也就沒什麼奇怪的了。責任並不在諸葛亮及其接班人身上，而在他們那條致命的組織路線上。
　　景耀元年(258)，益州土著集團的代表人物譙周拋出著名的《仇國論》，這篇文章實質上是三十多年來，荊州和東州聯合集團同益州土著集團政治鬥爭的產物。費禕、姜維等人看出益州土著集團意在挫損外來勢力集團，貶低他們的能力，發展自己的勢力，便拒而不睬，依然“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 。
　　不過，從這件事也可看出，譙周敢於提出《仇國論》，而費禕、姜維等人卻不採取任何輕微的懲罰，說明益州土著集團在蜀漢政權內部已有一定的勢力和市場，它為後來劉禪的投降奠定了基礎。
　　魏景元四年，即蜀景耀六年(263)九月，魏國大舉伐蜀。此刻的蜀漢政權已陷於危機四伏、四面楚歌的地步，猶如紙糊的巨人，一捅即破、即倒。外交：早就失去吳國的支援。內政：政權分裂，政令無出，益州土著集團袖手旁觀。鄧艾入蜀後，諸葛瞻戰死，魏軍直驅成都。劉禪急忙召集群臣商議，又是那個益州土著集團的代表人物譙周公開主張投降。劉禪聽從了譙周的建議，投降了魏國，時值十一月。
　　魏大將軍司馬昭洞悉蜀漢政權矛盾鬥爭的焦點和引起蜀漢政權崩潰的癥結，惟恐外來勢力集團和益州土著集團又發生衝突和糾紛，不利於整個統治的穩定性，便從另一個角度來解決主客之間的矛盾。平蜀之後，他下令把荊州地主集團和東州地主集團的文武官吏全部遷往中原，從而滿足了益州土著集團的“蜀人治蜀”的要求。換句話說，外來勢力集團已隨著蜀漢政權的覆滅而撤出益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