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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懷慎是唐玄宗開元初期的宰相，他在職期間，不經營產業，衣服、器物上沒有金玉做的豪華裝飾，所得到的俸祿，毫不吝惜地給予需要幫助的親戚、朋友，以至於老婆孩子經常缺吃少穿挨餓受凍，有一次盧懷慎生病，同事去看望他，見他鋪的蓆子單薄而破舊，門上沒有掛簾子，正好有風雨刮來，他只好舉起蓆子遮擋；天晚了家人擺飯招待，只有兩盆蒸豆、數碗蔬菜而已。對此，《舊唐書》史臣給予了盧懷慎很高的評價，稱他是漢代公孫弘之流的廉潔人物。然而，在晚清大臣曾國藩看來，盧懷慎並不值得稱道，因為他雖然廉潔，卻並不是賢孝的人。清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曾國藩在給他弟弟的一封書信中這樣說到：澄弟認為我陞官得差，便說我是孝子賢孫，殊不知此非賢孝也。如以此為賢孝，那麼李林甫、盧懷慎之流，何嘗不是位極人臣、顯赫一時的人物，豈不也可以稱之為賢孝的人了嗎？
　　中國幾千年漫長的封建史，滋養出兩種很奇特的東西：一種是忠君思想，一種是官僚主義。忠君思想讓人痛恨奸臣，官僚主義叫人企盼清官，因此，像李林甫這樣被公認的奸臣，說他不是賢孝的人，很多人並不感到意外，但把盧懷慎這樣廉潔的官員和李林甫劃到一個行列，認為他和李林甫一樣也不是賢孝的人，這就難免叫人犯糊塗，甚至難以接受。其實，曾國藩所言並非聳人聽聞，他認為盧懷慎不是賢孝的人，自有他的判斷標準。在給他弟弟的書信中，曾國藩的話明一半暗一半地表達了這樣兩層意思：
　　1、我曾國藩當然是賢孝的人，但我的賢孝，不是因為我坐在了這個位置上，而是因為我坐在這個位置上能夠恪盡職守；
　　2、李林甫、盧懷慎之流當然不是賢孝的人，他們的不賢孝，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得到想得到的位置，而是因為他們在已經得到的位置上沒有履行職責。
　　這兩層意思，概括為一點就是：一個賢孝的好官一定是在其位謀其政的人，否則，便有負皇恩俸祿、愧對父母教誨，就是不賢孝。其中謀的判斷標準主要有三點，也就是三看，即：看動機(為什麼謀)，是出於公心還是為了私利；看行為(怎麼謀)，是正大光明還是小人行徑；看成效(謀的結果)，是符合了整體利益還是滿足了一己願望。也就是說，在曾國藩的眼裡，賢孝的好官不光要廉潔，還要廉潔能幹事；不光要勤勉，還要勤勉幹好事；不光要務實，還要務實幹成事。
　　盧懷慎和姚崇搭了班子後，每每遇到公務，都事無鉅細地推給姚崇處理。有一次，姚崇有事請了十幾天的假，應當處理的政務堆積成山，盧懷慎不能決斷，十分惶恐，趕緊向玄宗謝罪。時人於是給盧懷慎起了一個外號叫伴食宰相。啥叫伴食呢？就是陪人吃飯。陪誰吃飯？陪姚崇吃飯。吃什麼飯？工作餐。這種工作餐，也就是所謂的公膳，是朝廷給文武大臣們提供的一項特別待遇，屬於公款消費，並不是盧懷慎掏錢請吃。顯然，這是一種譏諷人的外號，譏諷所指想必人人都能會心的。
　　那麼，在為相三年的時間裡，盧懷慎難道真的只知道伴食，一丁點兒的正事兒也沒幹嗎？那倒也不是，這期間能拿到檯面的事兒他還真幹了一件，這件事兒就是薦賢，在臨死前寫了一封遺表，向唐玄宗推薦宋璟等人。對此，明代學者張燧力挺盧懷慎，在他著名的筆記《千百年眼》一書中這樣說到：盧懷慎遺囑推薦宋璟等人，以便為國家獻出許多謀略，史書上以『伴食』譏諷他，大概是世俗的偏見吧？張燧以君子之心為盧懷慎辯護，其風可嘉，但他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薦賢的人確實應該值得讚許，如果他真的是伯樂。問題的關鍵是，平時的盧懷慎幹什麼去了？為什麼快嚥氣了，才想起了這檔子事兒？如此的薦賢，不能不叫人懷疑這裡面的水分。
　　開元四年，山東蝗蟲大起，老百姓看著蝗蟲啃食禾苗，也不敢驅殺，只是燒香磕頭，祈求神靈，人心惶惶。姚崇堅決主張採取積極的手段殺蟲抗災，在他的敦促下，汴州刺史倪若水採取焚燒掩埋之法，殺死蝗蟲一十四萬石，取得了抗災的初步成果。這時候盧懷慎出來說話了，說的挺有意思，而且說的振振有辭：蝗蟲是上天降的災，豈是人力能消除的？殺蟲太多的話，有傷和氣。你看，置百姓災難而不顧，卻儼然成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捍衛者了。在姚崇據理力爭的反駁下，盧懷慎把嘴閉上了。
　　盧懷慎的嘴閉上了，是心服了嗎？按照司馬光的說法，盧懷慎和姚崇一起輔佐唐玄宗，是心悅誠服地甘願做配角的，可事實上，他對姚崇是嘴服心不服。《舊唐書·姚崇傳》這樣說到：懷慎既庶事曲從，竟亦不敢逆崇之意。一個曲從、一個不敢逆，把盧懷慎這個伴食宰相的心理揭示的淋漓盡致，讓我們透過廉潔的光環，看到了一個更真實的盧懷慎一個講廉潔但無所作為的盧懷慎、一個持厚祿卻尸位素餐的盧懷慎、一個在其位而不謀其政的盧懷慎。曾國藩說盧懷慎和李林甫一樣，不是賢孝的人，正因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