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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學的起源本意說法，至少在20世紀之前並不存在分歧，既無概念性的差異，也無多少不同的理解。然而進入20世紀之後，特別是隨著西方思想文化及其研究方法的不斷傳入，人們對這一原本還算清楚的概念卻產生了疑問，並由此而引發了相當大的分歧。
　　根據比較可信的資料，“儒”這一名詞的最早記載似乎見於《論語·雍也》。孔子在這裡告誡他最得意的學生子夏說：「要當就當君子儒，千萬不要當小人儒。」由此可見，儒名之起源應遠在孔子之前，因為到了孔子的時代，儒這一階層已發生了相當大的分化，至少形成了君子儒與小人儒兩極陣營。故而，我們可以斷定，儒的出現一定是在孔子之前的某一個時候。據此，胡適在那篇著名的論文《說儒》中推測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這話雖然說得言之鑿鑿，但總顯得缺少更多的證據，因此就很難使人相信。在中國學術史上，最早探討儒之起源的是漢代學者劉歆。據《漢書·藝文志》引其《別錄》說，儒家者流，最早可能出於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其特徵是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以道為高。劉歆還說，唐虞之隆，殷周之盛，儒學的功能，實已獲得相當的成功。然而孔子之後，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漸衰，此辟儒之患。這裡，劉歆據《周禮》的記載，不僅分析了儒的起源，而且大體描述了孔子之後儒學演變的一般情況。就儒的起源來說，劉歆強調他們是由司徒之官演變而來，其功能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這種說法當然並非毫無根據，《周禮·大宰》說：「以九兩系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由此可見，儒之起源甚久，似乎與王官的產生、發展與演變也不無關係。
　　然而，如果按照清代學者康有為的說法，劉歆佐王莽建新朝出於托古改制的需要而偽造《周禮》，因此《周禮》的說法既沒有成為歷史事實，也並不可靠。特別是《周禮》中那些井井有條的種種設計，也不能不引起人們對其歷史真實性的懷疑。劉歆偽造《周禮》的說法不必盡信，但劉歆整理《周禮》的目的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顯然也不是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活動。如果說他依據前人的資料整理《周禮》時排比出一種理想的社會模式，並以儒者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作為一種政治期待的話，那麼我們對此多少應該有點相信。故而近代學者章太炎接著劉歆的研究往下說，以為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實際上都是出於古代王官。他在《諸子學略說》中說：「古之學者多出於王官。世卿用世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欲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為之胥徒，或乃供灑掃為僕役焉。故《曲禮》有云：宦學事師。……所謂宦於大夫，猶今之學習行走爾。是故非士無學，非學無士，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如果從中國古代社會的實際情況來觀察，學在官府畢竟是學者公認的事實，故而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雖為推測之辭，但推測的方向似乎並無大錯。
　　不過，如果從儒的內涵來分析，章太炎也並不認為儒者是一個十分固定的智者集團，其內涵似乎相當複雜。如果強為分類，至少存在類名、達名和私名這樣三種情況。他在《原儒》一文中說，儒有三科，關達、類、私之名。達名為儒，儒者，術士也；... ...類名為儒，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私名為儒，即那些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流。因此太炎強調，今獨以傳經為儒，以私名則異，以達名、類名則偏，要之題號由古今異。儒猶道矣，儒之名於古[通]為術士，於今專為師氏之守；道之名於古通為德行道藝，於今專為老聃之徒。顯而易見，章太炎是以發展變化的眼光來分析儒之起源的。章太炎的研究雖有相當的道理，但其明顯的欠缺是他過於相信古籍的記載，而對先秦學術之所以發生的時代背景缺少一種深切的體會和理解，故而其結論不能不引起後來學者的懷疑。胡適在《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一文中與章氏的說法明顯立異，強調指出諸子之學決無出於王官的道理。他說，《周禮》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經設教，而論者遂謂儒家出於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入籍，多非司徒之官之所能夢見。此所施教，固非彼所謂教也。此其說已不能成立。胡適認為，關於諸子起源的探討，要必深切體會諸子起源的思想背景，而不應囿於前人所無法明瞭的成見，學術之興，由簡而繁，由易而賾，其簡其易，皆屬草創不完之際，當然不意味著其要義已盡於草創時期。包括儒家在內的先秦諸子皆為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術皆應時而生，與王官無涉。及時變事異，則過去應世之學翻成無用之文。於是後起之哲人乃張新幟而起。應該承認，胡適的分析要比章太炎的論述更有道理。當然，對於章氏的研究成果，胡適並未一概抹殺。他在那篇有名的《說儒》一文中指出，太炎先生在儒家起源的研究上實有開山之功。因為他關於達名、類名與私名的分析，特別是他第一次提出題號由古今異的見解，使我們知道古人對儒這個名詞的使用實有廣狹不同的三種用法和由廣到狹的歷史演變過程。
　　『儒』字的意義經過了一種歷史變化，從一個廣義的，包括一切方術之士的『儒』，後來竟縮小到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的狹義的『儒』。這雖是太炎先生的創說，在大體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於是，關於儒的起源的探討，胡適認為無論如何都要在章太炎已取得的學術成就的基礎上前進。不過，對於章太炎的結論，胡適甚不以為然。他以為章氏的那些說法，現在看來還有可以修正的地方。而章氏所使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是秦漢人的，似乎還不足以說明儒的來歷，以及他們起源於何時，生活的狀況等問題。為此，胡適在章氏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探討，結論為儒是殷民族的禮教的教士，他們在很困難的政治狀態之下，繼續保持著殷人的宗教典禮。然而經過六七百年的發展變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變成了教師，他們的職業還是治喪、相禮和教學。但他們的禮教已漸漸地行到統治階級裡了，向他們求學的已有各國貴族的子弟；向他們問禮的，不但有各國的權臣，還有齊魯衛的國君。這才是那個廣義的儒。儒是古宗教的教師，治喪相禮之外，他們還要做其他的宗教事務。顯而易見，在胡適的概念中，儒的職業有點類似於基督教中的牧師。
　　對於胡適的這篇論文，當代學者爭議很大，贊成者如唐德剛稱其為不但是胡適治學的顛峰之作，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輝的一段時期，所謂30年代的顛峰之作。他在《胡適口述自傳》的註釋中寫道，胡適的這篇文章，從任何角度來讀，都是中國國學現代化過程中一篇繼往開來的劃時代著作。胡適把孔子以前的儒看成猶太教裡的祭師和伊斯蘭教裡的阿訇。這個看法是獨具只眼的，是具有世界文化眼光的。乾嘉時代的大師們是不可能有此想像的。後來老輩的國粹派也不可能有見於此。反對者如郭沫若在《駁說儒》中稱胡適的研究成果不可信，理由是胡適的這種研究態度正是所謂公式主義，正是所謂觀念論的典型。馮友蘭也在他《原儒墨》一文中對胡適的一些主要觀點進行商榷。他說，「照我們的看法，儒之起是起於貴族政治崩壞之後，所謂'官失其守'之時。胡先生的對於儒及孔子的看法，是有的與今文經學家相同。我們的看法是有的與古文經學家相同。所謂儒是一種有知識，有學問之專家；他們散在民間，以為人教書相禮為生。關於這一點，胡先生的見解，與我們完全相同。我們與胡先生所不同者，即是胡先生以為這些專家，乃因殷商亡國以後，『淪為奴隸，散在民間。』我們則以為這些專家，乃因貴族政治崩壞以後，以前在官的專家，失其世職，散在民間，或有知識的貴族，因落魄而也靠其知識生活。這是我們與胡先生主要不同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