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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與王安石、張居正被譽為中國封建社會早期、中期、晚期「三大改革家」，其歷史地位在歷代改革家中首屈一指。說到商鞅變法，歷代史家均讚揚其成功的、積極的方面，同情其慘遭車裂的悲劇，而沒有用一個成熟政治家的眼光，認真研究總結商鞅變法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不當，特別是實施殘酷的惡法，以及偏激行為的消極作用及其教訓。
　　法律依其宗旨和效果有優劣善惡之分。商鞅生活的戰國時代的國家是「一家之國」，而不是人民共和的「大家之國」；商鞅領導的政府內閣不是人民公僕，而是君主奴僕；商鞅變法的立法宗旨是「富國強兵」，鞏固秦國君主專制統治，根本沒有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所謂「富民」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強一家之國。因此，所謂法律是君主及其利益集團意志的合法化，是君主本位政權本位的治理工具，是「牧民」的鞭子和刀子，是打壓武器，而不是基於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和人民福利的社會契約。變法主要是對君主有利，是君主的善法，對老百姓來說是最不壞的法律，其中一些法令是只針對老百姓的惡法。在那樣一個法律體系下，四海之內的土地和人、財物都是統治者的經營資源，治理如同經營。在秦孝公支持下，商鞅兩次推行變法，奠定了秦國富強的基礎。就法說法，商鞅改法為律，擴充法律內容，運用法律手段推行富國強兵戰略，用法律手段剝奪舊貴族的特權，全面貫徹法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主張無疑是進步、有力、高效的。但是，商鞅主張並實行的連坐法、鼓勵告奸、輕罪重刑、刑用於將過、不赦不宥、燔詩書而明法令等法令是不折不扣的惡法，惡法破壞了支持變法的社會基礎，激化了社會矛盾，埋下了仇恨的種子，布下了個人悲劇的地雷陣。
　　連坐法是在戶籍編製的基礎上實行的。商鞅一派法家實行連坐法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人民互相保證，互相監視，互相揭發，一人有罪，五人連坐，即使是盜跖也沒有辦法為非作惡。連坐法不但實行於鄉里的居民之中，也實行於軍隊的行伍之中，一人逃亡，其他四人就要處罰。商鞅推行連坐法，防民如同防賊大搞株連，使大量無辜百姓和基層士兵無端遭受酷刑；鼓勵親屬互相監視，互相告密的法律違背人性，傷害人倫親情，違背了《周禮》早已深入人心的一些人性化禮制規定：輕罪重刑的制度使司法行為恐怖化，刑用於將過的規定使沒有犯罪事實但有所謂犯罪動機的人遭受酷刑；不赦不宥的規定使所有犯罪分子失去悔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一旦獲罪則走上絕路。商鞅一派推行的高壓政策，以及壓抑商業活動法令，大範圍激發了人民群眾愈來愈激烈的反抗情緒，新法整體雖好，但部分惡法破壞了社會和諧，從而失去了變法、執法和守法的群眾基礎。惡法之害不獨在秦，2000多年來，株連和鼓勵親屬告密的惡法劣習貽害無窮，後代實行者無不離心離德，無不眾叛親離。
　　為了確立法家思想一股獨大的極端統治地位，商鞅一派主張焚燒儒道墨諸家經典，重點打壓儒生，摧殘文化，破壞了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局面，其偏激的做法激起諸子百家的對立情緒，失去了知識分子階層對變法的認同和支持。刑不上大夫是當時社會公認的刑法原則，割鼻子，臉上刺字是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侮辱性刑罰。歷代歷史學家都讚揚商鞅執法不避貴勢，嚴厲處置太子師傅公子虔、公孫賈等異議人士。實際上，商鞅用肉刑殘酷打擊持不同政見同僚和舊貴族的做法很不理性，激化了上層矛盾，人為增加了對立面，這是商鞅「政治上不成熟」的體現。一個政治家成熟的做法，一是給被剝奪特權的貴族找出路，給利益格局調整受損者以必要的生活保障；二是包容持不同意見人士，尊重那些主張自身權利的階層，不把人逼上絕路。
　　秦孝公死後，商鞅被誣告謀反，遭車裂而死。韓非說：「商君死而秦法未敗」。商鞅被處死的名義並不是變法，證明變法是不能作為罪名的。舊貴族不敢公然反對大勢所趨的改革，他們的反撲帶有極大的個人報復性，商鞅的個人悲劇與他主張並實行的重刑、惡法和過激行為有直接關係，個人恩怨和利害計較可能是商鞅遭車裂而死最深層次原因。如果商鞅懂得帕累托改進原理，懂得構建和諧社會對改革的重要性，或許是另外一種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