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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變後，逃亡到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及其同黨不斷「惡毒攻擊」慈禧太后一夥。慈禧恨得咬牙切齒，必欲除之而後快，但如何下手卻是個大難題。10月13日有「智多星」之稱的禦史楊崇伊通過慶親王奕劻密奏一本，慈禧讀後眼前一亮，決定依計而行。
　　楊崇伊，字莘伯，江蘇常熟人，光緒庚辰(1880)進士，入翰林，任編修。早在政變前的9月18日，他就通過奕劻向慈禧密呈《大同學會蠱惑士心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折》，聲稱康黨搞的「大同學會，外奉廣東叛民孫文為主，內奉康有為為主」(康黨確實和孫中山合作在日本橫濱開辦了大同學校)，要求慈禧周咨博訪，密拿大同學會中人，分別懲辦，以正人心。這些話打動了正因光緒帝謀開懋勤殿向她要權而十分惱火的慈禧。19日晚她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加強對光緒帝的監視約束，成為戊戌政變的前奏。
　　政變後楊崇伊以功臣自居，卻未撈到實惠，心有不甘，這次的密折說：「竊康逆為孫文羽翼，孫文勾引東人(日本人)... ...康、梁避跡，必依孫文，此人不除，中華無安枕之日... ...亟應設法密圖，幸而有機可乘，有人可用，請允臣等相機辦理... ...臣所有折片，事關機要，籲懇皇太后密收，即軍機大臣，亦勿宣示。」所謂「有人可用」的人，就是他的師弟劉學詢。
　　劉學詢(1855∼1935)，字問芻，號耦耕，香山人，進士，二品頂戴即選道員，賞戴花翎，與孫中山為同鄉密友。李瀚章(李鴻章兄)、譚鐘麟任兩廣總督期間，劉在廣州包攬闈姓(以在科舉考試前對中舉者姓氏下註的方式運作的賭博，有類於今日的足彩，當時在廣東是「官督民辦」，沈迷者眾)，積貲巨萬(日本人內籐虎次郎1899年秋到上海拜訪劉學詢時，聞劉有資產「七百萬兩左右」)。
　　1895年孫中山在廣州建農學會，作為起義機關。劉學詢入會，與聞起義計劃。起義流產後，孫中山流亡海外。劉學詢平安無事，但被紳士數十人聯名呈控，稱其中飽數百萬元。譚鐘麟初將其查辦奏革，後受劉巨額賄賂，不予深究。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為禦史宋伯魯草擬彈劾譚鐘麟與劉學詢狼狽為奸。清廷下令廣東巡撫許振禕查處。許不敢得罪譚鐘麟，僅覆奏要求「勒罰劉學詢銀一百萬兩」。劉學詢逃到上海避風頭，戊戌政變後，急欲報仇雪恨，遂自告奮勇，向楊崇伊提出願前往日本捕殺康、梁，當然還借此洗脫罪名，免交罰款，開復官職。
　　慈禧準奏後，果然高度保密，除劉學詢外，就只有慈禧、奕劻、楊崇伊(也許還有剛毅，李鴻章後期亦直接參與)知道內情。1898年11月16日，上諭稱：「已革候選道劉學詢，著賞給知府銜，已革內務府員外郎慶寬，著賞給員外郎銜... ...所有該二員呈請自備資斧，親歷外洋內地遊歷，考察商務等語。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察核辦理。」劉學詢所有處分，就此一筆勾銷。11月22日上諭正式拍板：「知府銜道員劉學詢，員外郎慶寬，著自備資斧，赴外洋內地遊歷，考察商務。」
　　出洋前劉學詢先往上海，向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代理小田切萬壽之助咨詢，有何辦法可捕拿康有為。小田切告訴他，只要中日兩國努力疏通相互了解、求敦睦交誼之道，康有為事件將自見分曉。奕劻聽從劉學詢的建議，經慈禧同意，密電召小田切赴北京共商大計。小田切3月14日收到密電，經外務省批準後，5月12日抵達北京。與此同時，日本人塞給康有為7000(一說9000)日元(當時日元幣值遠遠高於今天)，打發他馬上開路。康有為很不情願地在3月22日由橫濱乘「和泉丸」赴加拿大。
　　日本人此舉，其實大大成全了康有為。他一到加拿大，就弄起了保皇會，從此風生水起，家財萬貫。劉學詢密會孫中山，心狠手辣的慈禧為何寬大為懷？5月21日，奕劻、楊崇伊、劉學詢、小田切在慶王府密談。奕劻說：清廷欲以密電與天皇通訊，敦睦交誼，交換意見，此事要嚴守機密，方能成功。總理衙門與駐東京的李盛鐸公使，均不能讓其知道此事。為促成此事，欲派劉學詢、慶寬兩名密使前往貴國。小田切反應積極。
　　第二天清早楊崇伊到宮內謁見皇太后、皇帝，匯報會談情況；下朝後又去見小田切，申明兩宮非常希望能與天皇陛下時常通信。6月1日上諭說：「茲特簡派二品銜道員劉學詢、員外郎銜慶寬，親賫國電一道，密碼一冊，前赴東京，面呈日本國大皇帝親收。除交涉公事仍舊照章由兩國政府商辦，惟兩君通問，即憑此冊密碼電傳。」
　　於是劉、慶馬上從自費考察商務一下子升格為外交特使了！1899年7月8日，使團由上海乘坐日本「西京丸」郵船東行。14日抵達東京。26日覲見天皇時，劉學詢、慶寬還分別被授予勛二等瑞寶章、勛三等旭日章。對劉學詢而言，此行其實還有比覲見天皇更重要的秘密使命，那就是招降孫中山。與劉、慶二人同行的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的日記說：「(7月)16日，訪問住在帝國旅館的劉學詢、慶寬等，協議各事，12時歸。午後，孫文來訪。18日訪西鄉內相，見中國公使李盛鐸，暢談至午後。孫文來訪。」
　　「(7月)27日，訪劉學詢，一道拜會西鄉內相。同夜，又伴孫文與劉密談，至夜一點歸。」其後孫、劉又於8月28日、30日二次會面密談。國民黨官書《國父年譜》記載，密談中，劉問：「現在中國與日本聯盟，君之革命宗旨究如何？」孫中山答曰：「我之革命宗旨，始終在興起中國。」劉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協力，種族革命，恐其事甚難。」官方黨史這類冠冕堂皇而味同嚼蠟的記載之可信性，稍有頭腦的現代中國人自然心中有數，無待多言。
　　1899年9月23日上海的《字林滬報》刊出的「密使之近狀」，為我們提供了另一個很有娛樂性的版本：「劉氏... ...及至東京，輒復嫖娼酗酒，至所奉公事，卻置之不問。且伊與孫文(孫逸仙)，誼屬同鄉舊交，堪稱莫逆，故每逢夜深人靜之際，劉學詢則於私處會孫。劉氏至，二人則戶閉密談。故日本人聞之，舉國嘩然，誚謗騰沸... ...且劉學詢在日本所作所為，日本警察署在外部派人，密探詳報，朝夕動靜，纖細無遺。並聞都載於一冊，因太穢亂不堪，故未向日人傳播。據稱，其與孫文私會往復，每至深更，往往電話相約，至其暱所。妓女阿菊，乃私門女子，暗中招待，合住吉亭。每當阿菊赴劉孫之幽會，其間所議何事？警察署事後對阿菊審問，據阿菊申訴：劉欲孫在日本將梁啟超刺殺立功，劉則保舉推薦孫，招撫孫手下人馬，保證孫氏必得大權，然後創成大事。又據云：孫有黨徒數十萬人，劉學詢答應給餉二十萬兩，作起事之資，以成大事。」
　　證之以後來的事態發展，這一版本的可信度高得多，不過劉學詢的主攻目標，顯然是康有為而非梁啟超。1899年8月31日，劉學詢一行離開東京，9月5日從長崎起航向上海進發。在上海停留多時，10月9日才回到北京覆命。劉學詢還在日本時，他與孫中山秘密會見的消息已被駐日公使李盛鐸等人傳回北京。當時就有禦史向朝廷告發此事云：「該員等旋移寓與廣東逸犯孫文同住，過從親密，又與該犯同在妓館久作狎邪遊，日人物議滋多，毫無避忌。」慈禧將此件「留中不發」，也就是收下冷藏，不公開、不討論。
　　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後來在致外務省的報告中也說：「榮祿曾秘命駐我國清國公使發出該使節必將失敗、且欲使人相信劉學詢是有罪之電報，但榮祿之秘計被向西太后揭露，太后明知事情之真相，在慶寬等歸國後，該秘計仍照行不誤。榮祿等為把劉傾覆而竭盡全力，千方百計，但時至今日，仍不奏功。」
　　慈禧心狠手辣，對牽連「叛逆」者從來都是斬盡殺絕，何以對與「逸犯孫文」過從親密的劉學詢卻寬大為懷，連最寵信的榮祿打的小報告也不理會？原因顯而易見：「太后明知事情之真相」，劉學詢的「出格」行為，事前已獲得她的「懿旨」特準！李鴻章與劉學詢的電報說明了什麼？10月12日，上諭命劉學詢發交湖廣總督張之洞「差遣委用」，而且限定十天內必須離京赴任。清制，凡奉特旨交「差遣委用」者，地方督撫均須另眼相待，以其與朝廷聲息相通，迥非尋常僚屬可比。張之洞戊戌政變後頻向慈禧表忠心，對撲滅康、梁十分積極，還熱衷於「中日結盟」，與日本在華文武官員過從甚密，正計劃聘請日本軍事顧問。劉學詢派往湖北，算得上「人地相宜」。
　　到了12月19日，慈禧又頒諭旨，將劉學詢發交同日署理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差遣委用」。之所以調動得這麼快，看看李鴻章的電報往來就明白了。11月14日，李鴻章在北京「面奉諭旨：逆臣康有為已至香港... ...飭設法商辦。」27日，李鴻章致電上海虎城：「昨面奉諭旨，令設法捕逆... ...孫已到否？康已離港否？究在何處？望查明隨時電知兩廣密捕是確。」28日，劉學詢電李鴻章：「孫函約尚未得覆。康仍在港... ...滬上各報已播傳，恐打草驚蛇，蹈上年李盛鐸覆轍，並恐礙孫辦法。詢現擬得孫回音，即先赴粵。」29日，李電劉：「孫未覆，或尚遲疑。」30日，劉電李：「逆不遠颺，相機必得。候孫來商截南洋之路，防逆聞此次詔捕外竄。」同日李覆電「孫無信來，何也？」
　　原來此時康有為到了香港。慈禧正命令李鴻章組織力量捕殺。劉學詢當初回北京匯報時，顯然誇下海口，說孫中山已答應受「招安」，願為捕殺康有為效力。所以李鴻章才對孫中山未應「約」速來十分著急。於是康有為在港英當局的庇護下，在香港安安穩穩地呆到1900年1月底才離開，並於2月1日到了新加坡。1900年4月24日，劉學詢在往澳門執行慈禧指派的特別任務(對付反對廢黜光緒帝的經元善)後返廣州，由汽船登岸之際，被保皇會所派殺手的手槍打中胸口，負傷倒地。刺客乘亂向空中拋灑銀元，人群紛爭搶拾，刺客乘隙逃去無蹤。
　　經李鴻章派出特使(日本人寫的《東亞先覺誌士記傳》說這個特使就是劉學詢)催促並送來5000元路費，6月8日孫中山終於乘法國輪船「煙迪斯號」離開橫濱赴香港，同行的有日本浪人宮崎寅藏、清籐幸七郎、內田良平等(日本外務省檔案記此三人「系受我國陸軍參謀本部某將官之秘命，赴華南調查報道民情之向背。」早在1897年，宮崎已獲得日本外務省秘密經費來華「考察」)。
　　內田良平的回憶錄《中國革命》說：「我們(三浪人)一行搭乘的船剛一到達香港，便換乘了李鴻章派來的炮艦(按：『安瀾號』)，沿珠江駛抵廣東(省城)，當即被引進劉學詢的宅邸。劉學詢是李鴻章所寵信的商人。狡黠的李老爺派出這位劉學詢和一位懂日語的海軍軍官來接待我們。他們首先是要確切了解孫中山的要求，然後再作處理。」
　　「宮崎簡要地提出兩點：『一、對孫中山所定的罪名應予特赦，並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二、希給予貸款十萬兩。』劉說：『貴方的意見將馬上回稟總督。至於貸款十萬兩的事，學詢可以辦理，明天即可在香港面交五萬兩，其餘部分容後送上。』」「宮崎說：『孫中山已經從日本出發，現在已到新加坡，等待我等前往覆命。他可能將由該地起身偕同我們來粵。餘款希望送往新加坡。』劉表示同意。」
　　那位軍官在劉等舉行極度奢華的宴會時帶來李的回答：「『關於對孫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證，而且要奏請西太后(慈禧)予以特赦。對於三位日本人士的盡力襄助也將一併上奏，所以，需要得到三位的照片。』宮崎答稱：『如果總督有這樣的誠意，孫中山是可以盡快來粵的。因此，我們今夜立即去香港，明天就可拍照奉交李總督，然後就將啟程赴新加坡。』劉學詢說：『明天定將貸款五萬兩送到。到時拍照的事就拜託諸位了。』」
　　宮崎等聽到答覆後，慶幸任務順利完成，立即乘炮艦離開廣州，出發時間在淩晨3點鐘左右。到香港以後，宮崎等相互祝賀，然後在梅屋莊吉(日本參謀本部長駐香港間諜)照相館照了相。「午後，劉學詢的兒子送來貸款五萬兩，他為等待明後天取回照片而在香港稍事停留。我們一行三人達到了貸款的目的，便從香港出發前往新加坡。」
　　從內田所說的「特赦」等語，完全可以肯定談判的主題就是「招安」。談判「順利」，也就是說雙方都接受了對方提出的條件。儘管內田只說了己方提出的條件，但對照在此前後的種種事實(特別是李鴻章和劉學詢之間的密電)，已足可確定李鴻章方面提出的條件就是以康某的人頭作「投名狀」。在與劉學詢的商談中，宮崎是主角，但其回憶錄《三十三年之夢》敘及此節時，卻只字不提具體商談內容，不過也露出一小截尾巴：「這一段情節有些像傳奇小說。但事關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覺遺憾。」
　　為什麼「不能明言」？顯然是說出來有損光輝形象。故宮崎此語，不啻證實內田所記。東亞同文會會長(宮崎等三人均會員)近衛篤縻7月30日從柏原文太郎處聽說宮崎等「有從劉學詢處獲取金錢暗殺康之事實」時，氣憤地在日記中寫道：「何等無謀之事！」
　　6月18日淩晨3時，也就是宮崎等離開廣州的差不多同一時刻，孫中山繼續乘「煙迪斯號」離香港，21日抵西貢，次日致電劉學詢，內容不詳。而宮崎等三人留香港數日後赴新加坡，6月29日抵達，往訪時為康有為東道主兼大施主的南洋富商邱菽園，求見康有為，說是要勸其與孫中山合作。1898年10月19日康有為離香港赴日本時，宮崎寅藏陪同護衛，算得上患難之交，所以邱菽園答應盡快安排會見。不料康有為收到密報，說三人為刺客。遂拒絕會晤，派門生湯睿贈送100元。宮崎憤怒拒收，並在1900年7月5日致康有為絕交信。信為警察所截，認為語含威脅。6日早晨，內田因與宮崎、清籐意見分歧，獨自離開新加坡。當天下午，警察搜查了宮崎、清籐住所，發現銀單27000元、現銀250元、日本刀兩把，認為可疑，即將二人拘捕。
　　同日孫中山偕英、日人士離西貢，9日抵新加坡。經日本參謀本部通過外務省與英國交涉，7月11日，英國殖民當局以妨礙治安罪將宮崎、清籐驅逐出境5年。12日，二人與孫中山同乘日輪「佐渡丸」離開新加坡。新加坡總督瑞天鹹隨即亦宣佈，5年內不許孫中山入境。幾個浪人與劉學詢談判的動因，國民黨官方黨史的解釋是李鴻章要主動聯合孫中山在廣東搞獨立。邱捷教授的論文《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及策動李鴻章「兩廣獨立」新探》指出：「孫中山當時也並無多大實力，李鴻章怎麼會異想天開、紆尊降貴主動要與孫中山『合作』？」李吉奎教授《孫中山與日本》一書更指出：「1900年6月17日，東南互保還未訂立，趙舒翹、剛毅在涿州調查義和團，團民並未大批入京，稱李鴻章欲用孫中山搞獨立，於理於勢，均屬虛妄。」
　　當然即使三個浪人當時承諾繳納「投名狀」，也不等於他們真的打算言行一致。當事人的真實想法，今天已難以稽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