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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水川大勝後，元昊派使臣送書信於范仲淹，語極悖慢，范仲淹氣憤，在夏使面前燒燬來信。宰相呂夷簡認為：「人臣無外交，范仲淹先前擅自與元昊通信(勸元昊與宋和解)，今得其書又焚而不奏，別人哪敢這樣幹！」於是，朝廷下旨，調查范仲淹與西夏通使焚書之事。
　　范仲淹辯稱：「我先前與元昊通書，意在誘諭其歸順。任福軍敗，元昊來書悖慢，為臣以為，朝廷如見書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故而我當著僚屬之面焚燬來書，以使悖慢之辭不得見於朝廷。」話雖有理，宋廷仍降范仲淹官一等。慶歷元年(1041)秋，宋廷免去夏竦的西北統師之職，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分別領兵命將，以抵禦西夏的進襲。夏竦此人，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西北抗夏)，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所以，宋廷讓他改判河中府，他自己也樂得接受，其本意是復返汴京做執政。在西北三年，除了上奏十事之外，夏竦基本沒有任何建樹，而且外出巡邊還在軍營中帶美婢玩樂，幾乎導致軍變。
　　范仲淹到慶州後，招撫諸羌，以詔書大行犒賞，諸羌皆受命，由於范促淹曾為龍圖閣學士，羌人敬稱其為龍圖老子。他又在慶州西北的馬鋪寨築大順城，並派遣其年方十八歲的兒子范純佑與兵將前往，抵拒了西夏兵的數次侵擾。深秋時節，兵強馬壯之時，張元又攛掇元昊向鎮戎軍進攻，最終目的是經渭州長驅直入，進擊關中地區，東阻潼關，隔絕兩川貢賊，則長安在掌中矣。對於張元，元昊自然是言無不從，立刻又點集十萬精兵，兩路出兵，準備合師鎮戎軍(今寧夏固原)。
　　渭州知州王沿雖不太知兵，手下畢竟參謀不少，馬上下令副總管葛懷敏率諸寨兵出御夏軍，分兵四路，直奔定川寨(今固原以北，葫蘆河以西)。同好水川之戰一樣，元昊早已在定川寨佈置好埋伏，燒斷河上木橋，堵住宋軍的突圍必經之路。如同事先約定一樣，陰曆九月二十一日，葛懷敏剛剛與諸將於定川寨剛會合，四周頓時就湧出無數西夏兵馬，拔柵逾壕，四合進攻。夏軍又阻斷定川水泉上流，截斷了宋軍的水源。無奈，葛懷敏只得硬頭皮出寨，布下軍陣。夏軍猛攻中軍，宋軍不動。夏軍掉頭，又猛攻東北隅的宋將曹英一軍。關鍵時刻，忽然吹起東北黑風，宋軍迎風列陣，一時大亂，軍陣遂潰，兵士皆掉頭往定川寨裡面奔逃。宋將曹英本人面中流矢，被射翻於城壕之中，葛懷敏手下親軍見之亦奔駭。更倒霉的是，由於宋軍往回逃，正在陣中指揮的葛懷敏被潰兵擠下馬，踩踏幾死，幸虧衛士抬回寨中，「良久乃蘇」。宋軍逃回寨內，據守城門，殺掉不少夏兵，敵眾稍卻，然大軍無鬥志。
　　當晚，西夏兵在寨外四面舉火，高呼要宋軍投降。葛懷敏、曹英等諸將商議好久，也決定不了突圍去哪邊。直至凌晨，葛懷敏自己下決定，準備結陣而出，向鎮戎軍方向突圍。有宋將認為應該迂迴行軍，葛懷敏不從，執意要直接突圍奔趨鎮戎軍。宋軍還算英勇，近萬人馬衝出重圍，向東南竟然還跑出二百里地。但是，到了長城濠一帶，宋軍發現西夏軍早已切斷退路，以逸待勞，從四面衝殺過來。激戰過後，全部宋朝官兵近萬人，包括葛懷敏、曹英等將領十六人，皆力戰而死。
　　擊敗葛懷敏宋軍，西夏軍取得大勝，元昊長驅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而去。幸虧諸路宋軍堅壁固守，范仲淹率軍來接，加之陝西諸路二十餘萬駐兵的牽制，以及吐蕃諸部在西夏背後的埋伏，元昊才沒能重新上演一出五胡時代天翻地覆的大戲。葛懷敏此人，是宋太宗手下名將葛霸的兒子。葛霸姿表雄毅，想必這葛懷敏樣貌也是一表人才，但范仲淹早就奏稱其猾懦不知兵。史稱，葛懷敏通時事，善侯人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為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太平時節，這個儀表堂堂的高幹子弟自然可以在朝廷內外大顯風光，但邊庭戰事危急，葛懷敏這種繡花枕頭可就不行了，此人最終戰死沙場，也算是條漢子。
　　定川寨大敗之後，宋廷上下完全死心，再不做進攻的妄念，專心守土。特別是韓琦與范仲淹，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西北民眾也做民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當然西賊(夏兵)既未膽寒也未破膽，只是因為多年戰爭，殺人一萬，自損三千，西夏的國力也因戰爭大損，民不聊生，故而暫緩了對宋朝的軍事進攻。同時，由於宋朝答應每年增加遼國二十萬歲幣，遼朝好處拿到，不再向宋朝施壓，反而義勸西夏收手。在此情況下，如果再發動大規模戰爭，元昊自己也不敢保證契丹人做出什麼事情。
　　宋夏大戰以西夏勝利告終。總結原因，不外有如下幾點：
　　其一，元昊總兵數雖少於宋軍，但每次大戰皆是集中優勢兵力，五指成拳，以人數之勝，一舉殲滅宋軍一部主力；反觀宋朝，戰線拖沓，兵源分散。
　　其二，知已知彼，百戰百勝。無論是宋軍的動向以及作戰地形，西夏軍皆事先成竹在胸，反觀宋軍，數次貪功冒進，連間諜、尖兵偵知的情報都百分百不實，不敗才怪。
　　其三，游擊戰術，轉戰不疲。元昊常常聲東擊西，偏師屢出，令宋軍如墮雲裡霧裡，乖乖受騙。
　　宋太祖懲唐季藩鎮，削其兵柄，收其賦入。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然專其大利，而受其大害。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大與古異。威權最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強中弱。所以，宋朝重文抑武現象，乃開朝就立為國策的原則，矯枉過正，日後終成衰弱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