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晚年決策性失誤
蔣經國在臺灣執政的最後幾年，糖尿病晚期癥狀愈見嚴重，從1973年開始就頻繁出入臺北的榮民總醫院。到了1986年病體沈重的他不得不以輪椅代步，身體狀況已至危境。蔣經國自知來日無多，開始抓緊一系列他認為有必要在有生之年完成的事情，諸如開放黨禁、結束戒嚴、充實“中央民意機構”、蔣氏父子地方自治法治化和開放大陸探親等。當然最重要的是選擇自己和國民黨的繼任人。如果說蔣經國前幾項決策都是被人認可的政績的話，那麽在接班人的選擇與確定方面，他卻犯了一個決策性錯誤。
蔣經國的決策性失誤，最早體現在1984年3月，當時蔣經國正在競選連任臺灣的“第七任總統”。在事前不做任何鋪墊的情況下，蔣經國竟在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出人意料地提名此前在臺灣政界沒有資歷和威望的李登輝出任他的“副總統”搭檔。李登輝既不是國民黨大陸執政期間的文職官員，也不是蔣介石時代參與軍事作戰的高級將領，甚至他的國民黨黨齡還不足10年。在臺灣國民黨文武高官雲集的政治舞臺上，資歷如此淺的學者型政客怎麽可能成為蔣經國晚年尋覓多時的接班人呢？
事實上早在1978年蔣經國就任臺灣“第六任總統”時，就已在為自己的繼任人煞費苦心。最初他也想如其父蔣介石一樣，把國民黨的繼任人確定在蔣家子嗣上。當然那時可供蔣經國選擇的子嗣十分有限，長子蔣孝文多年前就患有不治之癥；三子蔣孝勇在臺灣商界打拼，馬上讓其進入政界顯然有諸多難以逾越的障礙；只有次子蔣孝武在其考慮之列。蔣經國也的確曾為蔣孝武順利進入接班程序做過許多實質性鋪墊，例如他授意蔣孝武執掌臺灣的情治機關，直接插手重要的黨務和人事等，不過就在蔣經國眼看次子逐步接班並向國民黨政權峰巔循序漸進的時候，竟意想不到在美國舊金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江南遇刺事件”。臺灣無法控制的國際媒體真相披露，使蔣孝武涉嫌“江南行刺案”的內幕曝光於世。因為事件發生在美國，遇刺者江南又是美國國籍，美國政府出面干涉，蔣經國不得不忍痛將兒子蔣孝武外派新加坡，世襲交班的計劃從此胎死腹中。
為了挽救蔣家政權可能大權旁落的危局，自蔣介石歿後始終生活在美國的蔣氏大家長宋美齡，曾在“江南事件”發生後不久飛回臺灣。根據宋美齡身後披露的大量史料表明，她專程返回臺灣的主要目的有三：一為參加蔣介石的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二是對重病纏身的蔣經國正在臺灣實施的“返憲改革”遊說國民黨元老派人物，力求對蔣經國提供幫助；三是為蔣氏政權將要結束前夕可能發生的交班障礙就近指點運籌。
但是宋美齡縱有良苦用心，蔣經國卻無意采納。“江南事件”後的臺灣政局早已不允許蔣經國再做“傳子”之夢。早在宋美齡返臺之前，他就對美國《時代》雜誌的記者公開表示了蔣家人不能繼續“世襲”的態度。他說：「由蔣家人士繼任一節，本人從未有此考慮。」蔣經國不但對媒體這樣鄭重申明，還在一系列行動中對接班人問題做出了部署。大量事實表明，蔣經國在接班人一事上已經開始走“本土化”、“年輕化”和“務實化”的革新路線。為了安撫那些當年隨蔣介石來臺的國民黨軍政高層人物、黨內耆宿和軍事將官，蔣經國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加以安撫與照顧，另一方面他又開始以“年輕化”為由，大力將一批國民黨中生代人士提拔為國民黨的中常委，例如吳伯雄、李煥、施啟揚和陳履安等人。蔣經國這樣做的目的，意在讓這些忠於蔣家的青年精英牢牢把握國民黨的要害部門。與此同時，他又讓蔣介石時期就進入國民黨高層的一批元老，如俞國華、倪文亞、張群、嚴家淦等人，無形中形成國民黨的中央權力核心。蔣經國認為，有了這樣的堅固班底，即便將來因為身體原因猝然病逝，國民黨的政權也不會發生根本性改變，因為這些人都是可以信賴的國民黨中堅力量。他自信有了這批乃父在世時培養起來的力量，“革命性”、“忠貞性”、“穩定性”的接班人三原則將可得到更為徹底的貫徹。
在這種全盤考慮之下，蔣經國決定啟用毫無人脈基礎的李登輝。他認為只有像李登輝這樣依附他並受其提攜得以平步青雲的“平民官員”，才能起到沒有蔣家人繼位卻能讓蔣家人放心的作用，這也是蔣經國無法實現“傳子”計劃之後，唯一可以彌補蔣家的權宜之策。當然那時的蔣經國絕不會想到，李登輝羽毛漸豐之後，竟成為蔣氏家族的背叛者與掘墓人。
追溯歷史就會發現，蔣經國啟用李登輝並非始於1984年“江南事件”之後，早在1972年蔣經國就任臺灣“行政院長”時便對李登輝賞識並暗萌重用之心了。關於蔣經國啟用李登輝的經過，港臺傳媒曾有種種臆測與傳聞，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媒體謠傳所謂李登輝上臺系蔣經國身邊重臣蔣彥士、宋楚瑜等人舉薦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揣測。真實情況恰如李登輝本人所承認的那樣他所以能進入高層，主要是“事出偶然，恰適蔣經國選人之機” 他只是一個意外的幸運者而已。
從父親病重不能掌管臺灣的實際權力時起，蔣經國就開始考慮扶持自己的黨羽，而臺灣籍官員更是優先考慮的重點。臺籍官員人數眾多，蔣經國卻均不放心，他不希望麾下部屬過多地擁有人脈勢力。於是蔣經國開始在中下層臺籍公職人員中尋覓目標，此時恰逢有人推薦李登輝，李登輝又非常符合蔣經國的選才標準既是臺籍出身又沒有屬於李氏自己的小團體和私人勢力，同時還懂得治理農業。這兩點在蔣經國看來是極為難得的長處。
李登輝當時剛從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歸臺不久，在臺灣“農復會”以農經博士的身份充任“技正”(技術閑職)，還在臺灣大學兼任教職，那時的他只想搞好農業，確無從政的妄想。可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卻讓李登輝時來運轉，平步青雲：一次出席友人的私人宴會，李登輝意外結識了蔣經國身邊的人。這次宴會的主持者是與李氏關系密切的王作榮，此人與李同為美國康乃爾大學農經系畢業，回臺後在遠東經濟學會任職。宴會上還有李登輝的另一位農經方面的朋友楊鴻遊，同時他又意外結識了王升(蔣經國親信，時任臺灣政戰部主任)和李煥(時任國民黨黨部秘書長)。席間李煥和王升兩人與李登輝談到臺灣農業問題，他們都感到李氏正是能助蔣經國解決臺灣農業發展滯後問題的可用之才。嗣後，李、王兩人分別在不同場合向蔣經國介紹了李登輝。蔣、李因緣由此開始。
不過李登輝本人對此一無所知。數月之後，突然有臺灣警察總署人員約他到警署談話，而且這種沒頭沒腦的談話竟然接連不斷，警察每次都要談到他早年在臺灣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李登輝為此大感恐慌。更讓李心中不安的是，警總的人約談不斷，有時在“農復會”談話，有時甚至派警車把李押到警總去進行詢查，李登輝無法了解這種審問式的談話背後究竟隱藏何種政治背景，他甚至以為隨著這些無休止的談話逐步升級，最後也許會遭受牢獄之災。直到半年後，他才接到行政院通知，蔣經國要李登輝陪同下鄉檢查臺中地區農業情況。這時候，李登輝才恍然大悟，“警總”前期的審查原來是蔣經國將要重用他的一個考查程序。
當時的蔣經國正為臺灣農業生產存在的大量問題而憂慮，尤其是糧食產量過低，農村人口大量外流和土地過於便宜等，而李登輝初次見面即能談清如何解決“肥料換谷”制度的種種弊端，這讓蔣經國對他刮目相看。李登輝在當時(1973)尚不是國民黨員，可蔣經國居然破例允許他列席參加國民黨的四中全會。嗣後不久，王作榮又受上層之命，主動充當李登輝的入黨介紹人。在這些程序走過之後，蔣經國便決定提拔李登輝為行政院的政務委員。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普通農學家就這樣在蔣經國的刻意提攜下進入了臺灣政界，而且還是臺灣眾多從政者所不敢企及的顯赫要職。
李登輝在6年“政務委員”任期內采取的韜晦策略是從不在公眾場合張揚自己，但暗中不斷向蔣經國提供“農業調研報告”，因此深得蔣氏的信任和垂青。1978年蔣經國就任“總統”以後，開始經常帶李登輝下鄉，兩人幾乎無話不談。一年後蔣經國又把李登輝提到“臺北市長”的要位，要李替他解決臺北市區經常堵車的問題。李登輝為此每天乘公交車或在早晚高峰期守候臺北主要路口，最終想出辦法控制了主幹路嚴重塞車的現象。蔣經國初時對李尚有些不放心，他經常向部下詢問對李的評價，還經常親自出入李氏的辦公室或家中，每星期至少有兩三天在中午或者晚上親自來到李家，直接聽取他匯報當“市長”後每天決策的重大事情。有時蔣經國來到李家連正在廚房燒菜的李夫人也不知情，蔣便一個人坐在客廳裏等候李登輝下班歸來。直到3個月後，蔣經國才放了心，告訴李登輝說：「下次我不來了，你做得不錯嘛，我很放心。」至此李登輝方明白，蔣經國親自來他家詢問情況，是擔心學者從政只會說話不會做事。
蔣經國的失誤在於，他在相當長的考察與試用階段，並沒有真正看清李登輝的偽裝面目。他所看到的都是表象。而李登輝對臺灣農業提出的許多合理化建議在實踐中獲得的短期效益，則讓蔣經國對他的才能與忠誠篤信不疑，特別是李登輝全部脫離農業和教育投身政務後，其事事躬親的作風頗得蔣經國贊許。蔣經國生前始終無法看清的，則是被李登輝的笑臉和恭維深深掩蓋著的政治野心及善於周旋於官場的巧妙為官之道。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猝然病逝。李登輝爬上臺灣最高政治寶座之初，對蔣經國生前的許多重要政治決策尚能維護執行，力圖給人以民主、團結和尊重元老派的印象，尤其是對蔣家遺孤的慰挽之情，一度深得好評。對有恩於他的蔣經國，李登輝甚至情願偕夫人連續為其守靈半月，還大筆一揮給蔣經國的遺孀批了一筆錢，作為養家之資。然而他很快就露出了隱藏已久的兇相先是為了爭搶國民黨代理主席，利用一批少壯派人物封殺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致使她為阻止李登輝奪取國民黨黨權的一封信胎死腹中；接下來又將蔣孝勇排擠出局，甚至連蔣孝勇求見也屢屢拒之門外，最後讓蔣孝勇不得不遠走加拿大避禍；1990年蔣經國之弟蔣緯國見李登輝沒有絲毫功勞即搶走了國民黨的半壁天下，氣憤之餘聯手眾多國民黨內的擁蔣人士，準備利用臺灣“大選”之機重新奪回軍政大權。李登輝發現形勢對他不利，便集聚身邊的少壯派勢力和國民黨的“八大老”對蔣緯國等人進行圍攻瓦解，最後還利用在日本任職的蔣經國之子蔣孝武，演出一幕“親痛仇快”的“大義滅親”鬧劇，終使蔣家徹底失去了再次問鼎臺灣政權的機會。
李登輝控制國民黨軍政大權後，暗中聯絡並指使素與蔣家為敵的陳水扁及民進黨，在高雄和臺北等地大搞清除蔣家影響的活動。雖然出面拆除蔣介石銅像和摘掉蔣經國畫像的人是陳水扁(時任臺北市長)，可暗地操羽毛扇的人是李登輝。而李登輝對蔣經國身後的重要背叛，莫過於他與“臺獨分子”的勾結。蔣氏父子在世時對主張“臺灣獨立”的一夥反動勢力始終嚴厲打擊和鎮壓，李登輝上臺不久，就把流亡美國的臺灣最大“臺獨”頭目彭明敏禮迎回臺，並且單獨會見。彭明敏也為李登輝的上臺和施政積極出謀劃策。兩人稱兄道弟，一時引起臺灣政壇側目。正如美國一家有影響的雜誌在題為《李登輝如何繼承蔣經國遺誌》的文章中所說：「李登輝從前文雅謙和的學者面目，在他執政後逐漸為強悍和霸道所替代了。他對蔣經國反臺獨路線的背叛，將讓臺海兩岸的政治局勢變得更加波譎雲詭。」
在李登輝執政晚期，因其臺獨思想作祟，甚至公然背叛國民黨的切身利益，暗中聯合與支持陳水扁及民進黨的極右分子，致使“臺獨”分裂勢力逐漸坐大直至擊敗國民黨奪取政權。1995年面對蔣氏家族瓜果雕零的淒楚結局，蔣孝勇的遺孀方智怡女士曾向海外傳媒透露一個不為外界所知的信息，即蔣經國在病逝之前，曾對身邊家人哀嘆說：「我看錯了人！」
蔣經國在臺灣執政13年的功過是非，世人評說，各有千秋，但晚年提拔李登輝作為國民黨的繼任人，無疑是他運籌國民黨前途的一次重大決策性失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