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為什麽要找廢帝
燕王的人馬已經到達了南京金川門，建文帝打算出迎，左右人等都散去了，只有幾個貼身侍從在旁邊。建文帝嘆息說：「我沒臉相見啊！」於是在宮裏放火自焚了。燕王高風亮節，摒棄前嫌，派遣太監前往救援，可惜來不及了，只從大火中把建文帝的屍首搶了出來。燕王哭著說：「你果然如此癡呆啊，我來是為了幫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渾然不覺，而走上絕路！」
中國古代有一本書叫《春秋》，有一個歷史時期叫春秋時期，另外還有一種寫歷史的方法叫做春秋筆法。上面這段文字是燕王朱棣幹掉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篡奪帝位後，史官運用春秋筆法描寫建文帝之死的“傑出”作品。當我們查閱中國的史書時，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遭遇春秋筆法了，那些毫無出處和佐證的歷史根本沒有參考價值。更可怕的是許多史官在皇權的威懾下胡言亂語、胡編亂造，誤導我們這些後世的閱讀者。
建文帝之死就是一宗無頭案。當時宮中大火也許是真的，但那些給朱棣臉上貼金的描寫，你要真信，就上當了。建文帝也許的確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了，這讓他的叔叔朱棣十分煩惱。如果這個侄子還活著，可以逼迫其“退位”給自己；如果這個侄子的屍首找到了，舊帝死了，自己可以順理成章地繼承大統，成為新皇帝。找不到建文帝，朱棣只能編一套瞎話，說這個侄子想不開，放火燒死了他自己，龍椅自然也就該由叔叔來坐了。
朱棣當上皇帝，按說這宗無頭案也就過去了。然而朱棣在位期間，命令手下一位太監率領龐大的艦隊和士兵，劈波斬浪，耗資無數，多次下西洋，讓人不禁疑惑朱棣做這件事的動機，是不是為了尋找那個人間蒸發了的建文帝？那個太監，就是大名鼎鼎的鄭和。其實他本名不叫鄭和，而是姓穆罕默德，一聽這個姓就不是祖籍中土的人士。實際上鄭和的祖先原本是中亞貴族，在元朝初年遷到了中國，後來定居於雲南，取了一個漢姓“馬”，與穆罕默德的“穆”字諧音。鄭和本名馬三寶，12歲的時候，飛來橫禍，明軍打到了雲南，他被抓進了軍營，閹割後做了太監。不幸中的萬幸是，他跟對了主子，進入了燕王府做事，這位燕王當然就是後來的明成祖朱棣了。
朱棣對這個馬三寶非常賞識，在發動叛亂後，馬三寶還為朱棣立下了戰功，看來這個太監絕非常人。打下江山之後，朱棣論功行賞，賜馬三寶“鄭”姓，改名鄭和，授予四品官職。皇帝賜姓對於臣子來說，是至高無上的榮耀，許多一品大員也沒有這樣的待遇，可見鄭和多麽受到朱棣的器重。永樂三年(1405)，鄭和奉皇帝的命令，率領28000餘人、40餘艘船，從蘇州劉家河出發，開始了第一次下西洋的壯舉。到宣德五年(1430)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為止，鄭和帶隊總共7次下西洋，每次的人員、船隻規模基本上都和第一次沒有什麽差別。按照永樂皇帝朱棣的詔書，下西洋的目的是揚我天朝國威，讓四方蠻夷歸服。不過根據《明史·鄭和傳》透露，“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蹤跡”，也就是說，朱棣懷疑建文帝跑到了海外，所以派鄭和去尋找這個廢帝的下落。
這的確是一個貌似合理的下西洋理由。在儒家思想的灌輸下，古代中國人非常熱衷於維護“正統”，朱棣雖然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但按照正統的說法，朱元璋的位子是要傳給大兒子的，大兒子早死，所以才傳給了大兒子的大兒子，也就是後來的建文帝，皇位根本沒有朱棣什麽事兒。朱棣奪位之後，當時的天下第一大儒方孝孺拒絕為他服務，披麻戴孝在朝堂之上寫下“燕賊篡位”，憤怒的朱棣滅了方孝孺的九族後還不解恨，連帶著方孝孺的弟子、朋友一並殺戮，這就是所謂的滅十族。這種維護正統的觀念在古代異常強大，所以一天不能確定建文帝已經死了，朱棣一天都不能安心。這樣看來，讓自己的心腹鄭和興師動眾地去海外尋找建文帝的下落，並不算是鋪張浪費，事關自己的寶座，花多少錢都是值得的。
但是這個理由無法解釋朱棣為什麽讓鄭和前後六次下西洋(第七次下西洋時朱棣已經死了)，從永樂三年一直找到永樂十九年。第一次下西洋，鄭和的船隊就已經到了印度西海岸一帶的古裏，並在那裏立碑留念，碑上刻字“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如果倉皇出逃的建文帝能跑到比古裏還遠的地方，那得在海上以劉翔一般的速度飛奔了。尋找一個生死不明的廢帝，根本用不著下西洋這麽多次。
所以尋找建文帝最多只能算是個附帶任務。那麽揚我國威是不是主要任務呢？明朝的確有這樣的傳統。朱元璋開國之初，就派人奔赴日本國和東南亞各王國，宣布現在中土是明朝了，各位要積極前來朝貢，還把許多東南亞王國列為“不征之國”，那意思就是天朝不會派兵攻打你們，你們不用害怕，我天朝過去不稱霸，現在雖然強大了，但還是不打算稱霸，只是你們一定得來朝貢啊！
明朝建立的事情，經過朱元璋這麽大肆宣傳，早就被東南亞各國所知曉了，本來不需要再去宣傳。不過朱棣篡位之後，為了打扮自己的“正統”形象，還是很有必要再次對外宣傳宣傳，讓國際友人都知道自己是如假包換的明朝新皇帝。鄭和下西洋在外交上的確下足了功夫，每到一國，就和國王搞好關系，撒下大把的財物，力邀國王派出使節回訪天朝，甚至有些國王還親自動身回訪天朝。當然，那個時代不是聯合國裏一國一票，大家平等的當代，當年那些東南亞國家國王雖然貴為國家元首，其實比部落酋長強不到哪裏去，隨便帶一些土特產去明朝，就能獲得豐厚的回報，順便旅遊一下見見世面，還不用自己掏路費，何樂而不為呢？有些小國國君甚至在旅遊期間，病死在大明王朝境內，真是此間樂，不思蜀啊！
但話分兩頭說，如果鄭和下西洋真的是為了揚我國威，建立睦鄰友好關系，明朝似乎也太不值得了。首先論實力，當時鄭和接觸的這些東南亞、南亞國家沒有一個能上臺面的，不論人口、面積還是經濟，和明朝至少差兩個數量級。一頭獅子願意和一群狼睦鄰友好一下，卻肯定懶得搭理一群老鼠。生物界的規律如此，古代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也是如此，弱國無外交。第一次下西洋，鄭和這個老江湖就已經把這些小國的實力摸得八九不離十了，揚我國威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沒必要再浪費財力再下西洋了吧？
其次論距離，鄭和拜訪的一些國家甚至遠在印度洋的西海岸，那些阿拉伯部落和非洲沿海部落除了給天朝送來幾隻長頸鹿，讓天朝誤以為是麒麟之外，還有什麽利用價值呢？就算是為了交朋友，也沒必要帶上兩萬多士兵和幾十艘大船過去吧？千萬別低估朱棣與鄭和的智力，這一君一臣完全可以位列最精明的一批中國人之列，千萬不要以為，他們只是腦子發熱，才幹出這種賠本賺吆喝的事情。不會，絕對不會！這君臣之間一定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鄭和連下西洋，其實是為了執行某些秘密任務。
鄭和下西洋是指自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八年間，鄭和率眾七次遠航的歷史。1405年7月11日(明永樂三年)明成祖命鄭和率領龐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組成的船隊遠航，訪問了30多個在西太平洋(601099，股吧)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加深了中國同東南亞、東非的友好關系。每次都由蘇州劉家港出發，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遠航了有八次之多。最後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裏時，在船上因病過逝。
下西洋行動的總策劃是朱棣，因此我們得站在朱棣的角度來想問題。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皇帝，朱棣要處理的重大問題無非是兩件事，一件是國防，要時刻警惕元朝的後裔蒙古人卷土重來。朱棣雄才大略，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直面北方的挑戰，並數次禦駕親征，大大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實力，使蒙古鐵騎幾十年間不敢越雷池一步。鄭和下西洋顯然和國防扯不上關系。
另一件就是內政了，朱棣面對一個老爸朱元璋留下的難題“缺錢”。其實中國境內金礦和銀礦十分稀少，因此在金屬作為貨幣的古代，一旦中國的經濟有所發展，經濟總量和貨幣總量的矛盾就會日益突出。朱元璋一開始試圖沿用元朝印制紙幣的老辦法，發行大明寶鈔來增加貨幣供應量，與日益增長的經濟總量相適應，結果由於無法控制紙幣的貶值問題，大明寶鈔可恥地失敗了，民間依舊用銅錢作為貨幣。
但是銅錢本身是賤金屬，一枚銅錢的價值很小。在小額交易中銅錢還是很方便的，比如買棵白菜、打瓶醬油什麽的，但是經濟越發展，就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大額交易，這時銅錢的麻煩就來了。大額交易對銅錢的需求量非常大，可是古代銅的開採量受到技術落後和銅礦難尋的限制，不能在短時間內提升。同時從鑄造角度看，鑄造一批銅錢和鑄造一批銀幣所費工時基本一樣，但是平攤到每枚錢幣上，銅錢的鑄造成本同它本身的價值相比，就非常可觀了，相反銀幣由於本身價值高，所以鑄造成本相對來說比較低。
更糟糕的是，銅錢不足，同時經濟發展制造出大量的產品，兩相比較就會使得一枚銅錢的購買力大大增加，或者說叫做通貨緊縮，原來一個銅錢能買一斤糧，現在一個銅錢就能買兩斤糧，這對於中國底層的自耕農來說，他們賣糧獲得的銅錢變少了，這可不是好消息。貨幣數量過少，又不開印紙幣，人們就不得不采取繁瑣的以物易物的方式做生意，經濟發展受到了阻礙。
朱棣也許並不會有這麽現代的金融觀念，但他迫切需要找到一條發財致富的捷徑，維護大明王朝的統治。北方遊牧民族與明朝長期對抗，蒙古高原那邊不可能有什麽發財的機會。那麽南方的海上有沒有機會呢？假如能夠在海上找到貴金屬比如黃金、白銀的產地，武力搶奪或是和平貿易，都會給大明王朝帶來足夠多的貨幣，國內經濟的缺錢窘境也將一舉解決。
作為一個王朝的管理者，一個腦瓜子足夠好使的皇帝，朱棣這樣考慮問題是很自然的事情。看看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觀場面，我們可以繼續揣測聖意，這一方面是為了尋找海外貨幣來源，另一方面是為了向海外宣告，大東亞天朝有限公司擁有強大的實力，華爾街信用評級是AAA級，用你們的金銀和我們做生意，購買我們的陶瓷、絲綢，會得到強力的保障。
這就是鄭和下西洋的一個秘密任務“找錢”。確切地說是尋找貴金屬貨幣，比如黃金和白銀。不過這個任務是不可示人的。明朝是一個道德至上的時代，你可以悶頭發大財，但是絕對不能宣揚你喜歡錢。如果你說了，就會被儒生們的口水淹死。朱棣殺了天下第一大儒，名聲已經夠糟糕了，如果再明目張膽地說我派鄭和去找倆兒錢花，簡直不敢想象後世的儒生會用多麽惡毒的語言咒罵這個永樂皇帝朱棣。
既然這幫掌握話語權的文人喜歡道德，那我朱棣就高舉道德的大旗好了，公開宣布我派鄭和出海是為了揚我國威，讓四方蠻夷歸化天朝。從儒家的正統觀念看，這個理由太主旋律了，於是反對之聲寥寥。背地裏，朱棣與鄭和卻務實地尋找發財致富的良機。看一個人也好，看歷史也好，都不能只看人們公開說的那套東西，而要看人們背地裏在幹什麽。
那麽，鄭和完成找錢任務了嗎？隨著大明皇帝一聲令下，三保太監的船隊永遠地從煙波浩渺的印度洋和南海消失了。這到底應該算是“悲劇”還是“喜劇”呢？屁股決定腦袋，這句俗語就其真理程度可以和政治學上那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相提並論。如果我們一屁股坐在大明王朝的座位上，這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杯具。
那時世界正在進入大航海時代，歐洲列強以西班牙、葡萄牙做先鋒，荷蘭做接應，英國和法國做中軍，德國、俄國殿後，紛紛撐起桅桿，在占地球表面71%的海洋上縱橫捭闔，四處占地殖民。而擁有著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艦隊、最先進的遠洋航行技術的大明王朝，卻在這個歷史的節骨眼上突然自斷經脈，片甲不許出海，把遼闊的大海留給了金發碧眼的歐洲人。幾百年後，在海洋中做大的歐洲人把堅船利炮擺在東亞的海灘外時，古老的中央王朝終於為自己對海洋的忽視而受到了懲罰。
坐在吹著空調的房間，喝著歐洲人的鳥窩牌咖啡，我們轉動地球儀，可以隨意輕佻地指責大明王朝的罪惡，明朝禁海令讓中國在幾百年間陷入了被動挨打的窘境，其罪真是罄竹難書！可是即使沒有了禁海令，鄭和寶船就真的能繼續縱橫四海，中國會先於西歐各國在貿易上稱雄海洋嗎？我們也許太想當然了。真正要了鄭和寶船性命的並不是皇帝，而是造船的材料木材。
小孩子都知道，船是靠水的浮力來停泊在水面的，小孩子還會告訴我們，古希臘曾有一個叫阿基米德的大叔，他知道浮力等於物體排開液體的重力。因此從理論上講，造船的材料不一定非要用木材，用鐵皮也可以，只要有足夠的排水量就行了。但我們可是回到了明朝的鄭和時代，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固然發達，卻也沒有踏入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的門檻，不會用鐵板、鐵皮來取代木材造船。西方那時自然也沒這本事。
情況很明朗了，明朝人造船，就必須砍伐樹木。建造的船隻體積越大，就越是需要參天古樹的樹幹。糟糕的是，明朝後期，建造船隻所用的木材已經開始短缺了。因為在古代，木材除了造船之外，更大的用途是建築房屋、燒火取暖。從事海上對外貿易的城市若要建造大船，首先會就近砍伐樹木，於是海邊的優良樹種先被伐光。後來人們又沿河開始砍樹，可以順流而下，把好木材通過水路運送到海邊的造船廠。再後來河邊的木材也砍光了，要尋找好的木材，只能去遠離水系的深山老林中。
如此一來，造船廠獲得木材的成本就大大增加了，這個成本包括尋找木材的時間成本，也包括木材的運輸成本，還包括好木材短缺而節節攀升的價格成本。經濟學的基本規律教導我們，只有收益大於成本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考慮幹它一票。如果成本大於收益，本著“無利不起早”的原則，人們寧可躺在家裏睡大覺。就在木材成本不斷上升的時候，明朝官方投資鄭和寶船獲得的收益卻並沒有增加。
大船適合遠洋航行，中小船隻適合近海航行。鄭和寶船是當時海洋上的巨無霸，本可以用於遠洋貿易，賺取暴利。如果明朝真把鄭和寶船開到歐洲去，這一票買賣可就做大了。由於阿拉伯人在西亞興起，切斷了東南亞對歐洲的香料出口，香料可是歐洲人加工肉食的重要調料，口中淡出個鳥兒來的歐洲人當時都快瘋掉了，所以才拼了命地派艦隊去尋找印度。以鄭和寶船幾千噸的排水量，運一批胡椒、肉桂和丁香到歐洲… …那會賺得一塌糊塗。
可惜明朝政府官員不是現代人，沒有這麽敏銳的商業嗅覺。他們沒能發現歐洲市場對香料等產品的狂熱需求，所以寶船最終並沒有用來做大規模的遠洋貿易，更多的是用來彰顯國威，讓四周小國承認中國是天朝上國，然後小國定期或不定期地拿一些珍禽異寶之類的東西朝貢。所以寶船對於貿易並無實質的貢獻，不僅沒有增加國家的財富，反而消耗了大量財富。
成本既然大於收益，那麽長遠看，鄭和下西洋就不是個好的商業模式了。雖然永樂皇帝朱棣出於各種考慮，包括尋找黃金白銀的目的，支持鄭和的航海活動，但長此以往，國庫難免捉襟見肘，停止下西洋的活動僅僅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既然我們能穿越回明朝，接下來我們不妨再穿越空間，換個座位，坐在東南亞的海外華商的椅子上。鄭和出海劍鋒所指，其實是那些不歸天朝管轄的海外華商。鄭和下西洋，給那些海外華商的貿易網絡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所以明朝停止了下西洋的活動，對海外華商來說，真是天降“喜劇”了。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在鄭和時代之後，中國的船隻徹底退出了東亞諸海和印度洋，給歐洲人開展跨洋貿易留下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其實如果我們穿越回鄭和時代之後的東海、南海，觀察海面之上來來往往的船隻，就會發現，大部分船隻的主人依然屬於華人，華人是當時亞洲東部海域當之無愧的“海商王”。
確切地說那些船隻並不是明朝官方的寶船，而是海外華商的大大小小的貿易船隻。現在問題來了，明朝官方由於木材短缺，不得不放棄了航海事業，這些非官方的海外華商從哪裏搞到了珍貴的造船木材，並且違法開工造船的呢？這些海外華商畢竟出過國，見過世面，不會眼睛只盯著天朝的一畝三分地。在當時東南亞的許多島嶼、半島上，還生長著茂盛的森林，許多樹木可以用來建造船隻。於是，這些海外華商就把造船的任務委托給東南亞地區的造船廠，船隻建造好後，再開到中國沿海，供自己跨國貿易之用。利用造船外包的方式，華商們成功地解決了鄭和時代明朝的造船難題。
為什麽大明王朝沒有借鑒海外華商的造船模式，發展自己的官方船隊呢？一個是面子問題，一個是商業模式問題。首先，天朝乃是上國，怎麽能屈尊為了幾根木料和周圍的那些蕞爾小國開口，做平等互利的生意呢？談錢，太傷感情和面子了！最有喜感的場面應該是，天朝聖上還沒開口，海外各國已經把木料運到了京城，作為祝賀聖上第21個妃子生日的禮物。然後龍顏大悅，聖上再順手賞給這些進貢國一批上等絲綢和茶葉。這就是明朝試圖建立的一種“商業”模式朝貢制度。周邊小國承認天朝的宗主國地位，定期不定期地向大明皇帝進貢，然後從大明皇帝那裏獲得遠遠超過進貢物品價值的賞賜品。做這樣的虧本買賣，明朝並不是為了獲得商業利益，而是為了獲得周邊小國的臣服，至少是表面上的臣服。
反觀周邊小國，放著這種一本萬利的買賣不做，就是傻瓜！進貢就進貢吧，面子是小事，發財是大事。但是怎麽做，還是得合計合計。明朝缺好木材，但這些小國卻不會拿大量的木材當貢品，萬一明朝用這些木材再建立一支三寶艦隊，開到南海和印度洋耀武揚威，這些小國就麻煩了。所以我們看這些國家的貢品中，有象牙、香料、犀角、玉石、珍貴皮毛，甚至還有春藥和高麗美女。許多貢品對於天朝宮廷來說，都屬於難得的高級奢侈品。但是關系到國家海上貿易和海軍前途的優良造船木材，在貢品的名單上卻幾乎看不到。這幫小國，大大地狡猾！
還是讓我們回到海外華商那裏。雖然手握木材，不過華商們畢竟是商人，他們並沒有制造鄭和寶船那樣的大船，而是建造了數量眾多的中小船隻，這其實是當時華商的精明之處。
鄭和寶船雖然運載量大，但建造成本高昂，速度緩慢，而且需要配備足夠的武裝護衛力量，否則只會是官府或海盜口中的一塊肥肉。此外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馬六甲海峽是進行跨洋貿易的重要通道，但那裏的熱帶季風卻很強烈，每年會改變一次風向。季風的這個特點對商人來說很頭疼，在蒸汽機動力還沒有亮相海洋的時代，船員們只能依靠風力和人力遠航，想頂風穿過馬六甲海峽做遠洋貿易，是難以實現的。所以，如果這些海外華商一定要建造大船，做遠洋貿易，一年就只能來回穿梭馬六甲海峽一次，這對於講求經濟效益的商人來說，時間成本也太高昂了。
華商選擇了建造中小船隻，其經營之道是把中國的絲綢、陶瓷運往馬六甲地區的中轉站，在那裏賣掉貨物，然後購買中國所需的印度棉、靛藍染料，裝船返航，運回中國販賣。這樣做的好處是資金流轉很快，每年可以往返中國和馬六甲地區數次，不必等很長時間才得到收益。商人要追求的是最大的利潤，中小船隻就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當然沒必要建造巨大的鄭和寶船。至於那些賣掉的絲綢和陶瓷如何輾轉運送到消費地即歐洲，那是南亞商人和歐洲商人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