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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鄧小平偉大人生的旅程中，主持1975年整頓是最為光彩奪目的篇章之一。歷史上重大事件的發生，偉大人物的湧現，都不是任何個人意志的產物，而是各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復出，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大刀闊斧地領導整頓，也是風雲際會，有其歷史機緣的。事情已經過去26年了。經歷過這些變故的人們，希望歷史著作喚醒他們的記憶，新生的一代也懷有追索往事的興趣。希望本文所探究的箇中奧秘能夠滿足人們的這些願望。
　　1974年8月，炎炎盛暑。神州大地的政治氣候，由於批林批孔運動的展開，同自然季節一樣，持續高溫。在北京參加各大軍區司令、政委會議(又稱「軍隊高幹會」)的將軍們，更是悶熱難熬。這時，從號稱三大火爐之一的武漢，風景秀麗的東湖梅嶺1號別墅裡，忽然吹出一陣清風，毛澤東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這條被歷史學家稱為「八月指示」的關於「安定團結」的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處的水銀柱一下子降了下來。軍隊高幹會上的將軍們如沐春風，會議也很快散場。
　　毛澤東的「八月指示」，其中心思想是安定團結。它產生的直接結果，一是各大軍區司令、政委會議在正常的、團結的氣氛中於9月10日結束；一是四屆全國人大的召開重新提上了日程。同時毛澤東8月間的幾次談話，對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及其後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進行的軍隊高層清查工作也作了一個基本總結，從而打碎了江青集團妄圖搞亂軍隊，整掉一批軍隊領導幹部的迷夢，中止了他們繼續利用批林批孔運動篡權的部署。
　　毛澤東的這條最高指示傳達到廣大幹部群眾中，是在10月中旬。中共中央1974年10月11日發出《關於準備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通知開頭第一句話，就是全中國人民久已企盼的消息：「中央決定，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接著又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安定團結的重要指示，並指出「根據國內外的大好形勢」，中央認為最近期間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是適宜的」，要求各單位抓緊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此時毛澤東與「四人幫」的矛盾上升，達到文化大革命以來所沒有過的高點，反之，毛澤東和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的關係卻走出了低谷。他決心依靠周、葉、鄧來結束文化大革命，實現安定團結的局面。這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走向，是從大亂走向大治，是從政治運動恢復到正常秩序。歷史提供了1975年整頓得以進行的不可缺少的政治環境。
　　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鄧小平被說成是同劉少奇一起搞修正主義的「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鄧路線」被「批深批透，批倒批臭」。鄧小平從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到重新出來工作，並站到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隨後又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和曲折的、驚心動魄的鬥爭歷程。是歷史的機緣，政治合力的作用，決定了鄧小平的命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如果說，鄧小平是一匹千里馬，那麼賞識並重新讓這匹千里馬揚蹄馳騁的伯樂，首先要數毛主席，同時還有周總理和葉帥。用對立統一的觀點來觀察，是林彪的垮台為鄧小平的復出提供了條件，是「四人幫」的失勢為鄧小平主持整頓創造了前提。
　　其實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對鄧小平這位在60年代初就被他看中、選定的接班人並沒有否定。文革開始時，毛找鄧談話，要鄧同林彪搞好關係。但鄧同林搞不到一起，僅同林談了一次，就談崩了。鄧小平為林彪所不容，林彪與江青勾結起來，把劉、鄧綁在一起，攻擊、批判不斷升級。但就在鄧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時候，毛澤東也沒有把鄧的問題看得多麼嚴重。在毛澤東看來，文革中喊喊「打倒」，是批評、幫助的一種方式。他心中有數，多次稱鄧是內部問題，劉鄧應有區別。
　　1967年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同人個別談話。面對「主席多次說過對劉鄧要區別，可現在的口號叫『打倒劉鄧陶』」的提問，毛即說：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還是要小平出來，鄧至少是常委。
　　1967年9月，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又一次說，劉、鄧是「內部問題」。
　　196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審閱陳伯達、江青選編的《〈劉少奇言論〉的出版說明》時，把說明中的「他夥同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一句改成「夥同其他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刪去了另一處同劉少奇並列的鄧小平的名字，並寫批語指明：「《說明》中，不提鄧小平。」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印發了鄧小平寫的帶有檢討性質的自傳。毛澤東在全會閉幕會上講話公開說「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對開除鄧小平黨籍的意見，毛表示「還有一點保留」，說「我看還是慎重一點」，「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制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鄧小平開除出黨的企圖。
　　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集團「麒麟皮下露出了馬腳」，對被打下去的鄧小平來說，無疑是提供了復出的機遇。在林彪事件爆發前夜，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澤東南巡至杭州同黨政軍負責人談話時再度提到：鄧小平不同於劉少奇，要有區別。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這一席傾向性很鮮明的話，不是流露出了毛澤東當此危急時刻的某種考慮嗎？
　　林彪自我爆炸，鄧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識到中國將要有大變化，自己重見天日的機會來了。他立即抓住機遇，給毛澤東寫信，表示擁護主席和中央對林彪事件的決定，同時匯報了自己在江西的情況：「我在主席的關懷下，到江西來整整兩年了。這兩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和晚上，看書、看報、聽廣播和做些家務勞動，除到工廠外，足不出戶，與外界是隔絕的。在這時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作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我們的生活，由於組織上的照顧，沒有什麼困難。」他在信中提出：「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報上每天看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在國內建設的突飛猛進，和國際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動起來，想做點事，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信中還請求主席幫助安排好他的孩子們。毛澤東讀後在信封上批示：「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大病一場。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抱病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因是臨時決定，匆匆趕去，毛澤東連衣服也來不及更換，只在睡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在同陳毅親屬談話中，毛把鄧小平與劉伯承並提，又一次說鄧是人民內部矛盾。周恩來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把毛對鄧的這一評價傳出去。1月下旬，周恩來在接見外地一個會議的代表時，又當著江青、姚文元的面指出：在揭批林彪的過程中，一定不能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林彪這夥人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敵我矛盾，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發批判林彪的機會致信毛澤東，在批林的同時作自我檢討，並向黨中央、毛主席提出：願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工作。8月14日，毛澤東對該信寫了以下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 …(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毛澤東這個批語，雖然還有「所犯錯誤是嚴重的」這類話，但總的說來，對鄧小平作了一個很不錯的政治結論。特別是肯定他在中央蘇區就是「所謂毛派的頭子」用當時流行的話來說，即早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領導骨幹；肯定他「打仗得力」、「有戰功」，全國解放後做過好事，突出的是「沒有屈服於蘇修」。毛澤東的這些評語，為鄧小平復出鋪平了道路，具體的安排就有賴於周恩來高超的政治藝術了。對此，周恩來審時度勢，採取了積極而又穩妥的辦法。
　　毛澤東寫下批語的第二天，1972年8月15日，周恩來即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批語，但沒有討論安排鄧小平工作的問題，因為毛澤東批語有此意向但畢竟沒有說得十分明白。會後，以中共中央名義通知江西省委，鄧小平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可以作一些調查活動。此後，鄧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沖等參觀訪問、調查研究。
　　然而三四個月過去了，對解放鄧小平的問題卻未見下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這時黨內高層就批林是批極左還是批極右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周恩來攪在裡面受到打擊。不過，他仍然關注著鄧小平重新出山這件大事，在等待適當的機會。1972年12月17日晚，毛澤東當面對周恩來說：「譚震林同志雖有一時錯誤，但還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第二天，周恩來利用致函紀登奎、汪東興的機會，在信中傳達了應該讓譚震林「回來」的「昨晚主席面示」，吩咐「此事請他們二人商辦」以後，又特意提出：「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這就促使中央把安排鄧小平工作提上日程。12月27日，紀、汪回信，提出建議：鄧仍作副總理，分配適當工作。
　　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鄧小平於1973年2月接到中央要他於近期返回北京的通知。幾天後鄧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原來的住所。從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恢復鄧小平工作的問題。3月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討論情況，提出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發到縣、團級黨委，向全黨及全國人民通報此事。3月10日，毛澤東批示「同意」，這個決定遂於當天發出。
　　3月28日周恩來帶病與李先念等一起，同多年不見的鄧小平會面。29日，約鄧小平到毛澤東住處同毛見面。根據毛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鄧的工作安排作出決定：「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4月1日，周恩來在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宣佈了上述決定，並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陳伯達的問題揭發出來，不是粉碎林彪反黨集團鬥爭的勝利，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接著，安排鄧小平公開露面。1973年4月12日晚7時半，人民大會堂一樓宴會廳燈火輝煌，周恩來在這裡盛宴歡迎視察柬埔寨解放區後來到北京的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出席宴會。一位外國記者在報道中評說：這是自1967年鄧銷聲匿跡以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同中外人士會見。雖然他坐的位置並不顯眼，卻吸引了全場的目光。他沒有說一句話，甚至還顯得有點孤單，但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感覺到他重新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份量。
　　鄧小平復出只是事情的開始，他僅參加國務院業務工作，並沒有走到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央。而當時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的狀況，正如毛澤東有一次向外國客人所說，「我們現在有領導危機」，總理身體不好，葉劍英身體也不好，還有他自己也已年邁，「只有他(鄧小平)算一個壯丁」。處在長期內亂中的中國，正需要鄧小平這樣精力充沛且又成熟老練的政治家，周恩來在1973年秋天向外國客人談到鄧小平時說：這是一位將來會成為很重要人物的領導人。
　　鄧小平復出以後，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等因勢利導，又一步一步地把鄧小平推到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央。一個十分重要的舉措是安排鄧小平參加中央軍委、進中央政治局。這是1973年12月毛澤東在決定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親自作出的一個重大決策。為此，他在政治局會議上、在同政治局部分成員談話中多次作了說明。
　　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時說：我和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又說：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報告追認。
　　12月14日，毛澤東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談話時又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12月15日，毛澤東在同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員和北京、瀋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談話時說，我們現在請了一位總參謀長(指鄧)。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你(指鄧)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棉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12月22日，周恩來親自起草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的決定的通知，當天發出，下達到黨內外群眾。1974年1月18日，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提議成立中央軍委五人小組，由葉劍英牽頭，鄧小平參加。
　　決定鄧小平率團出席六屆聯大特別會議，由鄧小平擔任出席第六屆特別聯大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國際上樹立鄧小平作為中國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鄧小平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威望，也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決策，並且是由他出面制止了江青的無理取鬧以後才得以實現的。
　　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定於1974年4月9日在紐約召開，議題是「研究原料和發展問題」。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國出席會議的代表團團長人選問題請示毛澤東。毛主動提出由鄧小平當團長，喬冠華當鄧的參謀，說這件事不要講是他的意見，還是由外交部寫報告提出為好。22日，外交部呈送了團長人選問題的請示報告。3月24日，周恩來批示同意。考慮到國內情況，周恩來建議在三周會期中，鄧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會上發表講話，與多方要人接觸，便可回國。當天，毛澤東圈閱周的批示。顯而易見，由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此次聯大會議，規格高，影響大，是對第三世界發起的這次重要會議的有力支持，對發展我國的對外關係，特別是同亞、非、拉各國的友好關係有積極作用。可是，江青竭力反對。就在毛澤東圈閱同意的當天晚上，她找到王海容、唐聞生，強令撤回外交部的報告，但王、唐告以毛已經圈閱，外交部無權撤回。
　　周恩來得知江青有不同意見，3月25日下午，在參加毛澤東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後，提出與王洪文一起向毛請示。因毛太累未能面談。毛讓秘書傳話：關於鄧小平出國的事，他是這個意見，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表示，將在明天(26日)向政治局傳達。王表白：原來不清楚，既然主席這樣說了，當照辦。周要王向張春橋、姚文元談一談。
　　這天下午江青四次打電話給王海容、唐聞生，逼她們撤回要鄧小平率團出席六屆聯大特別會議的報告。王、唐擔心26日政治局會議發生問題，於是打電話請示毛澤東處：毛主席是否仍主張由鄧小平率團出國？可否將是主席提議讓小平同志當團長的意見說出去？秘書回話，除重述25日下午的話之外，還說：毛主席說，如果實在不行，也可以說明，讓鄧小平去是他提議的。
　　3月26日，政治局會議討論此事，江青繼續無理取鬧。當與會政治局委員均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時，江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見。毛澤東得知會議情況後，於27日給江青寫信：「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江青這才覆信表示擁護毛的提議。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討論鄧小平出席聯大特別會議的主題發言稿和中國代表團的具體工作方針時，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都稱病不到。
　　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發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闡述毛澤東前不久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的「三個世界」的理論，表明了支持第三世界各國在原料和發展問題上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反帝反霸的立場。鄧小平的發言，當場受到許多國家代表的熱烈祝賀。這次活動，在國際國內重新樹立了鄧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眾形象。鄧小平已被逐步推到了中國政治舞台的前沿。
　　這時周恩來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在堅持把鄧小平出席六屆聯大特別會議這件事辦完後，周恩來因病情嚴重於6月1日住進醫院，並在當天就做了大手術。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開始由鄧小平代理，加快了鄧小平代替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的進程。就在這時，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發出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的警告，以及「安定團結」的號召，召開四屆全國人大被重新提上日程。當時的政治局面和人事狀況，需要鄧小平出來擔當中國政壇的主角，而鄧小平置身中國政治舞台中央的準備至此也已經大體就緒。
　　1974年國慶節剛過，毛澤東在武漢提出要籌備四屆全國人大、醞釀國家機構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澤東讓秘書用電話告訴王洪文：毛主席提議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要王把他的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訴周恩來。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傳達毛澤東的「八月指示」，宣佈：「中央決定，在最近期間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歷史又發展到了一個關節點。正當毛澤東號召實現安定團結的時候，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結為「四人幫」，為了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又一次興風作浪。他們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和鄧小平，直接的目標是阻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事後知道，在1974年10月前後提出準備召開四屆全國人大(在此之前召開中共中央十屆二中全會)時，為奪取最高權力，江青同張、王、姚進行了密謀策劃：企圖逐步改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穩定多數，辦法是讓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然後伺機正式補為政治局成員；要張春橋當第一副總理，王洪文當人大副委員長，以奪取國務院和人大常委會的領導權；先後在上海、遼寧等地選定幫派骨幹分子20多人，企圖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鐵道部、郵電部、六機部和人民日報、全總、團中央、婦聯，奪取這些部門全部或部分領導權；在上海物色培養「工人大使」、外事幹部110多人，以便奪取外交大權。
　　毛澤東指定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打碎了他們的如意算盤，他們怎能善罷甘休？於是江青等人以所謂「風慶輪事件」作為藉以發難的題目。文化大革命以來，江青集團一直在遠洋運輸業中造船還是買船、租船的問題上大做文章。1974年國慶節前遠航歸來的風慶輪是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萬噸貨輪，早在年初該輪重載試航階段，他們就曾借批判遠洋運輸分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來影射周恩來等是「70年代的李鴻章」。而國慶節後不久，「四人幫」又收到上海親信寫的萬言長信，知道風慶輪副政委李國堂、實習三副顧文廣(均為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派往)反對批判所謂的「崇洋媚外」、「賣國主義」，還對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劇樣板戲頗有微詞，遂抓住一點，無限上綱。江青10月14日在登載《「風慶」輪的問題》的《國內動態清樣》上作了不少批注，並給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寫信，說該報道「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這種洋奴思想、爬行哲學，不向它鬥爭可以嗎？」說那個副政委「是鑽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當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張春橋、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寫下批語，張強調這是造船工業上「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姚則認定這個副政委「代表一條修正主義路線」。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會議快要結束時，「四人幫」突然提出風慶輪問題。江青拿出傳閱材料，質問鄧小平對這個問題是什麼意見，要鄧立即表態。鄧小平說：「我已圈閱了。對這個材料還要調查一下呢！」江青進一步逼問：對批評「洋奴哲學」是什麼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鄧小平針鋒相對回擊江青：政治局討論問題要平等，不能用這樣態度待人。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強加於人，一定要寫出贊成你的意見嗎？
　　張春橋、姚文元一起指責鄧小平，江青更是對鄧小平大肆攻擊和謾罵。鄧小平忍無可忍，連說「我要調查！」憤然離開會場。張春橋看著鄧小平走出去，陰險地說：「我早知道你要跳出來，果然跳出來了。」他們感到這一番爭吵正好給了他們一個攻鄧小平的口實和把鄧小平搞下去的機會。於是王、張、江、姚立即趕到釣魚台17樓江青住處星夜密謀，認為這一爭吵已有廬山會議的氣息，誣陷起因是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有氣，也與對總參謀長的提名有關。四人商定：搶在鄧小平10月20日陪同丹麥首相到長沙會見毛澤東之前，由王洪文先去報告。
　　第二天上午9時，王洪文乘專機飛往長沙。下午2時左右，毛澤東接見。王洪文借匯報政治局會議情況誣陷鄧小平和周恩來，一開頭就把形勢說得十分嚴重。他把周恩來、鄧小平同1970年廬山會議上的林彪、陳伯達類比，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還說：我這次來湖南沒有告訴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春橋、江青、文元和我開了一夜會，商定讓我向主席匯報。我是冒著危險來的。王講了昨晚爭吵的經過後說：鄧小平還是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鄧有那樣大的情緒，是與最近醞釀總參謀長人選有關。還別有用心地誣陷：總理現在雖然重病，住在醫院，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幾乎每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總理那裡的有小平、劍英、先念等。他們在這時來往得這樣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
　　王洪文對江、張、姚分別吹捧一番，最後請毛指示，說今天還要趕回北京，他們幾個人還等著我傳達主席的意見呢。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看得很透，他沒有聽信王洪文進的讒言，當即對王嚴肅批評：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團結。叮囑王：你回去後多找總理、劍英同志談談。告誡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王洪文在毛澤東面前表示「一定按主席指示辦」，可是當天下午回到北京後便把毛的忠告當耳旁風，沒有去找周、葉，卻於當天晚上到釣魚台向江、張、姚覆命，四人在江青處再次密商對策。18日中午，江青把將於10月20日陪丹麥首相赴長沙會見毛澤東的王海容、唐聞生找來，要她們向毛澤東反映國務院「崇洋媚外」的問題，並攻擊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表現是又一次「二月逆流」。江青說，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發生爭吵後揚長而去，致使會議無法開下去。還說，國務院的領導經常借談工作串連，總理在醫院也很忙，並不是在養病。小平和總理、葉帥都是一起的，總理是後台。在18日夜間小會上，江青再囑王、唐二人到長沙誣告鄧小平，還托她們帶給毛澤東一封她寫的信，信中說：「聽說主席身體好，非常高興。」並說：「王洪文同志帶回來的桔子，味甚鮮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詩：『江上陰雲鎖夢魂，江邊深夜舞劉琨。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千家薜荔村。鄉思不堪悲桔柚，旅遊誰肯重王孫？漁人相見不相問，長笛一聲歸島門。』」「四人幫」這時的用心是要說動毛澤東收回成命，不讓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
　　第二天(10月19日)，周恩來找王海容、唐聞生到醫院談話，告訴她們，事情並不像江青等所說的那樣，而是他們四個人事先計劃好要整小平。他們已搞過多次，小平同志忍了很久。在此之前，周恩來還同鄧小平談過，囑他到長沙在主席面前不提此事。1974年10月20日下午，鄧小平在長沙陪同毛澤東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談話結束送走外賓後，毛問鄧有什麼事要說，鄧說，我沒有什麼要說的。問主席有什麼話沒有，毛叫鄧坐下，說，我不大懂北京的事，聽說要開人大，我看不用那麼急，要看總理的身體情況，看準備工作情況。鄧說，把主席的話帶回去。毛點頭。鄧小平回到北京以後，於21日上午把同毛澤東談話經過致信王洪文，讓他通報政治局成員周知。
　　這段談話非同尋常，不單是把四屆人大「組閣」的重任明確地交給周恩來，而且促使毛澤東更加信任鄧小平。同王洪文氣急敗壞的誣告完全相反，鄧小平一句不說政治局會議上的爭吵，表現得那樣的豁達大度。一個卑劣，一個偉岸，對比太強烈了！這無疑會在毛澤東的心中激起對鄧小平的好感，更加堅定他重用鄧小平的決心。
　　鄧小平離開後，毛澤東同王海容、唐聞生繼續關於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等問題的談話，要她們回北京傳達自己的意見：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如果他身體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齊給各方面商量，提出一個人事安排的名單。鄧小平做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這是葉劍英的意見。我贊成照他的意見辦，戰時有事，平時無事，掛個名。楊成武可以做副總長。王洪文來的時候沒有這麼明確，再明確一下。委員長一、二人再考慮。
　　毛澤東重申：總的方針要團結、要安定。要王、唐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後面批東西。毛澤東還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決，但江青還這麼鬧。在帶去的江青來信上，毛澤東寫了批語：「已閱。務望謹慎小心。注意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請王、唐帶回交江青。
　　王、唐二人在22日把毛澤東的指示向政治局作了傳達。毛澤東10月20日關於最高層領導人事安排的決策，使「四人幫」阻撓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的圖謀無法得逞，他們想排斥周恩來主持「組閣」的陰謀也成了一枕黃粱。在這關鍵的時刻，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決策和委託，不顧自己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術後虛弱的病體，毅然再度挑起處理黨和國家全面工作的重擔。從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連續十多天在醫院分別與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商討，同王洪文、江青談話，並約中央政治局成員分三批開會，傳達毛澤東10月20日長沙指示，解決「風慶輪事件」，研究四屆人大籌備工作。11月6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表示「我積極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說明四屆人大「代表名單、憲法草案和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單估計11月下旬可搞出幾個比較滿意人選」。關於自己的病情，周恩來稱膀胱癌雖未治癒，但「我的身體情況比7月17日見主席時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開人大，定能吃得消」，「務請主席放心」。
　　江青這時仍不死心，她不聽毛澤東的告誡，還想利用其特殊身份插手「組閣」。毛澤東一方面堅決制止江青插手，一方面堅決支持鄧小平的鬥爭。1974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長沙會見外賓後同鄧小平談話說：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好！鄧說：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主席說：我贊成你！鄧小平答道：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說：強加於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她們(用手指王、唐)都不高興。鄧說：我主要感覺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後我到她那裡去講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毛澤東說：這個好。鄧小平又對毛澤東說：最近關於我的工作的決定，主席已經講了，不應再提什麼意見了，但是看來責任是太重了一點。毛主席說：沒辦法呢，只好擔起來。
　　12月間周恩來在病榻上緊張地展開了四屆人大的各項準備工作。在最關鍵的人事安排問題上，統籌全局，反覆衡量。針對「四人幫」竭力要將他們的親信安插在文化、教育、體委等部委的情況，周恩來同鄧小平、李先念等多次交換意見，認為教育部關係重大，不能讓，還是由周榮鑫當部長為好；文化部、體委從當時情況看來不能不作讓步。12月20日前後，周恩來又在醫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通過了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候選人名單的三個方案。
　　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當面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行前醫務人員發現他的大便有隱血，需要立即進行檢查治療。這時正是決定黨和國家的權力掌握在誰手裡的關鍵時刻，與周恩來同去匯報的又是王洪文。葉劍英表示，為了共和國的最高利益，現在不能提及此事，反覆叮囑醫務人員要採取一切措施，確保總理安全返回。
　　12月23日當天毛澤東就聽取了周恩來、王洪文的匯報。毛澤東搖著手對王洪文說：「不要搞『四人幫』！團結起來！四個人搞在一起不好！」又一次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我比你們瞭解她，幾十年。我對她做了工作。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搞亂了，又不告訴我。」在談到鄧小平時，毛澤東指指腦袋說：他政治思想強。Political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強，他沒有鄧小平強。接著，毛澤東講出了經過深思熟慮的決策，把治黨治軍治國的重任賦予了他所信賴的鄧小平：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還邊說邊用筆寫「人材難——」，毛剛寫到「難」字，周恩來把「人材難得」說出來，毛放下了筆。
　　第二天毛澤東要周恩來、王洪文「留在這裡談，告訴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毛澤東24日、25日、27日又同周恩來和王洪文談了三次，談話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分析和批評「四人幫」。毛澤東說：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來就好。關於江青，毛說：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勸她「三不要」：一不要亂批東西，二不要出風頭，三不要參加組織政府(內閣)。對江青，毛又說，當然要一分為二。她在批劉、批林問題上是對的。說總理的錯誤是第十一次路線錯誤就不對了。又說：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成了三個主題，就搞亂了。搞亂了，也不告訴我。毛澤東對批孔是滿意的，他說：批林容易批孔難。世界上事，說起來難，做起來並不難。現在孔夫子是文聖打倒了。同時他又指出：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他責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評，要王洪文在長沙期間寫出書面檢查。
　　談話的再一個重要內容是關於人事安排。毛澤東對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的具體人選提了一些意見。他同意葉劍英以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關於副總理人選，毛在鄧、張(春橋)、李(先念)後加了一個陳(錫聯)，並提議張兼任總政治部主任。最重要的，還是鄧小平的職務。周恩來建議，在四屆人大前的十屆二中全會上，增補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澤東提出以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這一重要決策，把鄧小平推到了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央。毛澤東瞭解了周恩來的病情，關切地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之後，你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讓小平同志去頂。
　　12月26日，正是毛澤東81歲生日，王洪文到韶山參觀，毛澤東單獨同周恩來促膝長談，毛澤東就理論問題發表了重要淡話，並同周恩來再次就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任職安排交換意見，經過分析比較，最終確定了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會議上的人事安排方案。毛澤東還表示，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他已經獲悉。
　　周恩來返回北京以後，即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要點。經過文化大革命多次反覆，在這關鍵時刻，毛澤東又一次批評「四人幫」，為四屆全國人大的人事安排作出決斷，把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交給鄧小平去執行，要鄧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五個職務。這一英明決策，得到黨內絕大多數的擁護，江青等人也無可奈何。至此，「四人幫」從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到處興風作浪，處心積慮地排斥以至打倒周恩來、鄧小平，由他們來組閣的陰謀歸於失敗。
　　1975年元旦，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四屆全國人大有關人事安排問題。根據毛澤東要安定團結的指示，會議確定「基本不動，個別調整」的原則，討論通過了鄧小平起草的關於國務院的部、委設置和各部部長、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人選的報告。會後，即向在長沙休養的毛澤東作了報告。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975年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接著，在1月8日至10日召開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從1970年起就醞釀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大，經過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批陳整風」、「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風」、「批林批孔」以及風慶輪事件等驚心動魄的鬥爭，在毛澤東安定團結的方針指導下，在毛澤東、周恩來的直接籌劃下，終於在1975年1月13日召開了。這次大會是力圖結束「文革」動亂局面，恢復正常秩序，實現安定團結的一個標誌。1月17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提議，任命周恩來連任國務院總理，副總理為：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王震、余秋裡、谷牧、孫健。
　　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周恩來於1月3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國務院副總理分工問題。2月1日，周恩來請鄧小平將各副總理分工列出。當天，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全體副總理出席、葉劍英和郭沫若(中國科學院院長)列席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審定了國務院12位副總理的分工，確定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2月2日，毛澤東圈閱同意。周恩來即主持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在會上傳達、講解了在四屆人大籌備期間毛澤東所作人事問題和理論問題指示的內容，重申了毛澤東對鄧小平所作的「政治思想強，人材難得」等評語，並說：「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 …希望新的國務院成立以後，出現新的氣象，爭取今年第四個五年計劃能夠完成而且超額完成。」至此，周恩來完成了由鄧小平接替他主持國務院工作的安排。
　　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以後，立即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鐵路整頓，同時挫敗了「四人幫」反「經驗主義」的陰謀。王洪文被迫檢討後到浙江、上海。毛澤東接受葉劍英的建議，命鄧小平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這樣，鄧小平完全站到了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央。在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的支持和安排下，通過正常程序走到了中國政治舞台中央的鄧小平，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以周恩來提出的「兩步設想」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為目標，領導1975年的整頓，進行了撥亂反正的努力，改革開放的試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醞釀，為1976年清明節反對「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和十月粉碎「四人幫」的勝利打了基礎，為新時期的改革開放作了準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描繪了一幅波瀾壯闊、精彩紛呈的歷史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