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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秦始皇，我們還能說些什麼？這是使人頗感困惑的一個問題。首先，是要擺脫漢人「過秦」評論的一些影響，對某些記載的思想傾向也應注意；其次是對秦始皇的分析要具體、再具體。現以秦始皇的最後十年為例，略加述說。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關於這一年的記載內容甚多，除了立皇帝尊號，制定各種禮儀制度外，還有分天下為36郡、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統一文字等，這都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內容。為此秦始皇所花的時間、精力，所需的智慧、魄力，研究者怎樣去想像都可以。
　　前220年，「始皇巡隴西、北地」，「治馳道」。
　　前219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 ...」「南登琅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琊台下，復十二歲... ...」
　　前218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 ...」
　　前217年，「無事」，但《通鑒》有「使黔首自實田」的記載。
　　前216年，「始皇微行咸陽... ...逢盜蘭池。... ...關中大索二十日。」
　　前215年，「始皇之碣石... ...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防。」「始皇巡北邊... ...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前214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戍。西北斥逐匈奴，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 ...」
　　前213年，「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議「焚書」。
　　前212年，「除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通鑒》云：「千八百里，數年不就。」)「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驪山。「立石東海上朐縣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坑儒。
　　前211年，東郡隕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 ...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卦得游徙吉。」
　　前210年，「始皇出遊」，「上會稽，祭大禹，而立石刻頌秦德。」「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按：此次歷時九個月)
　　從司馬遷的這些記述看，在秦始皇的最後11年(含去世的當年)中，秦始皇有5年巡行各地(前216年的「微行咸陽」不算)。未出巡的年份，他也以不同的方式關注著各地，如前214年之「略取陸梁地」，前213年之「築長城及南越地」(《正義》謂「戍五嶺」。《通鑒》作「處南越地」)，前212年在作阿房宮的同時還有「除直道」以及徙民麗邑、雲陽之舉。從始皇出巡及其對全國關注的情況看，明顯是一個鞏固統一的政治問題，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秦始皇多次而且主要是巡行東方郡縣。這是因為東方是原六國之地，東方郡縣是在統一戰爭中新設立的郡縣，情況如何？秦始皇去巡視一番，正表現出他的眼光和魄力。他不辭勞苦地出巡，條件是比較艱苦的，漢人所謂修馳道是「天子之道」的說法，恐怕始皇出巡並未享受多少；相反記載中常常反映出出巡時「逢大風」、遇「水波惡」、甚至「風雨暴至，休於樹下」等，這和後世隋煬帝游江都不應相提並論，而且還要承受「為盜所驚」等風險。這裡所說的「盜」即六國舊勢力的反抗，在當時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也與他出巡的目的有關。
　　東巡中做了些什麼？記得較多的是「刻石頌秦德」。漢人強調的是「歌功頌德」，但如果具體分析刻石的內容，應該視為一種政治宣傳，其中包含著一些政治主張。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已從不同角度涉及到這樣的問題，如經濟史的研究中注意到「諸產得宜，皆有法式」，思想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儒、道各家的思想。巡行的當中，秦始皇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包括封禪，祭祀名山大川之類，也有一些當與鞏固統一有關，如上述前219年徙民於琅琊台下之類。這好像是「現場辦公」一樣，就地解決一些問題。另外，經過巡視瞭解，也有為日後作某些決定參考之意。前212年，秦始皇未出巡，但有立石「以為秦東門」之措施，應該就是他前幾年視察之後為東部「邊界」所作的結論。
　　第三，秦始皇為鞏固統一的操勞，還有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平南越」。也許他沒有來得及南巡，但前214年「以謫戍南嶺」的記載卻是確鑿的，較早的記載還有《淮南子·人間訓》、《淮南衡山列傳》等幾處更具體的材料。《通鑒》綜合記述說：「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秦代初平南越」，這應該是一個大手筆。
　　平南越的問題，和以上論述的其他問題一樣，其中自有功過是非值得評論。僅以「徙民」一事為例略作分析：當時的「徙民」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徙「黔首」，如前所引，那是有「復不事十歲」等措施的，其目的包括充實新縣之類；另一種情況是「以謫徙民」或「徙謫實之」，包括「嘗逋亡人、贅婿、賈人」，還有「謫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等等。戍五嶺、築長城是如此，作阿房宮、驪山也是「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除了對贅婿、賈人的歧視值得分析外，其他可說是各種罪犯和有過失的人，這或者反映刑罰太濫，使罪犯面擴大，但也不一定都是罪犯，後來的南越王趙佗(原為真定人)就是當時到南海去的，「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也許是個帶兵官。但如果悉指罪犯「發配」、「充軍」，這種前有先例後世也沿用的辦法，其利弊當然也值得進一步分析。
　　總之，秦始皇在最後十年，做了那麼多大事，應該說是頗有建樹的。有人說他「建樹中包著破壞」，「善行中蘊著惡德」，事實已如上述，可以作具體分析、評論。當然，在最後十年的大事中，還有修宮殿和修驪山墓的內容，這雖然是歷代帝王都有的行為，但由70多萬刑徒分作，規模確實不小，與北逐匈奴、南戍五嶺、築長城、修馳道、通直道等加起來，兵徭役之重確實是一個大的社會問題。
　　不過，具體分析也有可注意之處：首先是修宮作墓者明確指為刑徒；其次雖然已出的「秦俑坑」規模確實不小，但宮和墓是否如後人所描述的那樣宏大，恐怕也是可以考慮的，考古學者對阿房宮的實地調查，應該說不會像誇張描述的那樣；再次阿房宮之類的工程是否都最後完成了，也是成為問題的；最後，始皇在使用勞力方面也不是毫無顧忌的。例如，「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作這些具體分析，或者可以對秦始皇最後十年的總評價有些幫助。
　　至於對秦始皇最後十年的種種政策、措施的具體分析，也當如此。重新審視漢人的記載和評論，在鑒別史料的基礎上，作具體、再具體的分析，或者有利於秦史乃至整個秦漢史的再研究。